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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要稳住实体经济,稳住制造业

更新时间:2021-05-26 14:32:34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一、引 言

  

   随着以探讨经济起飞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归于寂寞,取而代之的增长理论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上面。自从以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占据主流地位之后,人们一方面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存在,因此,一致认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①。尽管受到来自各种流派的挑战,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为研究经济增长现象提供着重要的框架,经济学家也乐于接受其基本假设。可以说,该理论迄今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特别是理解增长源泉构成及其变化方面发挥着主流作用。

  

   然而,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时,特别是当试图解释这一增长的源泉时,往往感到力有不逮,反映出一旦被应用于认识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这种理论出发点和分析框架尽显捉襟见肘。这方面,既不无典型又相当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经济学家扬(Alwyn Young)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针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判断。鉴于这些结论以唱衰为特点,笔者称其为“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蔡防,2019a)。

  

   ①本文将解释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同及不同,并在不同场合分别按照其定义使用这两个生产率名称在没有刻意需要区分的其他情况下.通常采用“生产率’,这个统称。

  

   以这两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研究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表现,与此前他们共同批评的东亚经济一样,仅仅依靠资本和劳动投人驱动,而没有得到生产率提高的支撑,因而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能长期持续(Young, 2003)。很显然,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中国何以能够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遭遇报酬递减现象;在类似东亚和中国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生产率的进步究竟从何而来。

  

   在笔者以往的研究中,着重论证了人口红利并非只表现为劳动力充分供给这一个独特的增长因素,而是体现在增长理论所关心的所有主要增长因素上面,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产率的提高(Cai ,2015)。为了回应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下面主要强调两点结论。首先,在二元经济发展特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被推迟,因此,直到经济中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资本形成始终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其次,劳动力大规模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人口机会窗口期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特征性现象(蔡昉,2017)。

  

   总体来说,这样的解释既有充分的经验支撑,也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如果不是从过于狭隘的理论假设出发的话)。也就是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以及实现二元经济发展的独特表现,完美地诊释了在中国所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构成及特点、生产率的来源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征。

  

   有趣的是,对东亚和中国增长模式持批评观点的经济学家在早期研究中坚持以劳动力短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信条,从未承认二元经济、人口红利和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然而,当这种“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被中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杰出表现证明破产之后,克鲁格曼却给自己打圆场,称中国经济以前实现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刘易斯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随着这种源泉的式微,中国要想保持经济继续增长,除了转变增长模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别无他途。这个逻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又毫无道理地宣称,中国无法实现这个必要的模式转变(Krugman ,  2013 )。这可以算是“克鲁格曼一扬诅咒”的一个新版本。

  

   撇除“克鲁格曼一扬诅咒”及其新版本中带有明显偏见的部分,这桩学术公案的确提示我们,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弱化以及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如何启动,高质量发展所仰仗的生产率源泉从何处挖掘,无疑是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201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标志着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并由此导致GDP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趋于持续下行。经济增长的减速产生于三方面的因素,分别都是以往有利增长条件逆转的结果。第一是劳动力供给条件的逆转,即劳动力短缺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第二是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渐消失,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愈演愈烈、第三是通过劳动力转移改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的明显缩小。

  

   与经济增长减速相伴,中国经济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在显现出一些积极方面的特点的同时,带来了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特有的挑战。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如何阻断这样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揭示一个经济体生产率整体提高的基本路径,即在广泛存在生产率空间差异的条件下.通过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产业、行业和企业流动.形成生产率趋同的态势。第三部分把这个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概括为“熊彼特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并揭示在中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后这两个过程显现的逆转及其产生原因。第四部分对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条件成熟度进行分析,尝试在描述现象的同时概括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第五部分从一般和特殊两方面阐释稳定制造业的意义,并揭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如何稳定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和获得新动能提出政策建议)。

  

   二、生产率差异、趋同及阶段特征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相应地,国际贸易、跨国和跨地区要素流动、产业和行业的进人与退出,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都会创造生产率趋同的趋势。虽然现实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这种生产率差异最终将趋于消失,但是,生产率差异的存在、缩小和再出现的整个过程仍然是我们观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益角度。首先,生产率趋同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因此,从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即是否遵循生产率由低到高的方向流动,可以判断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是否健康,生产率是否可以预期得到不断提高,进而得出经济增长是否长期可持续的认识。其次,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异的特点,因而对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提出不尽相同的挑战。

  

   在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研究结论对于认识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过程十分有帮助。一位是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譬如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既可以产生三个产业之间生产率趋同的效应,也同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西蒙·库兹涅茨,1985)。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相对漫长;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更严谨地说,如果制度安排恰当,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或者明显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受损。另一位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的分析逻辑中,企业家的职能便是从事创新活动,他们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既是在经济衰退时保持自身生存的必须选择,也从衰退时期被淘汰企业那里得到赖以重新组合的生产要素(约瑟夫·熊彼特,1990,1999)。因此,这个生产率提高的熊彼特过程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而是一个有进有退、有生有死的优胜劣汰过程,也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不尽相同,而经济发展阶段又与人口转变阶段密切相关,因此,还可以结合两种阶段性特点来观察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和趋同过程,这样可以同时发展和丰富库兹涅茨和熊彼特的分析。值得说明的是,世界银行对各国按人均GDP进行的分组与按人口转变阶段进行的分组实际得出的相应组别具有高度相关性,即前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四个组别分别对应着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组别①。因此,观察这几个不同人口转变阶段的产业生产率及其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生产率提高的发展阶段特点。在图1中,按照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分别列出了各组平均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百分比。

  

   在前人口红利阶段,很多国家尚处于“经济起飞”之前的发展水平,总体上有着以传统部门或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特征,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52.6%,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很低。由于农业中堆积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3.4%。一般来说.在这个不发达的状况下服务业多为日常生活服务行业‘本质上属于传统经济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样低下,仅为工业部门的46.9%。

  

  

  

   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外转移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且相互促进。以刘易斯假设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的状态为基点,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转移出去,劳动生产率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高。因此,随着这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34.6%,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工业部门仍然只占较小的比重,虽然呈现高度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仍然有限,仅吸纳了全部劳动力的22.7%,因此,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传统服务业就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为42.8%,劳动生产率高达工业的92.1 %。这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皆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拉开了距离。

  

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农业劳动力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2.5 %,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仍然显著低于非农产业,仅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7.9%,可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尚未完成。由于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到51.3%,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的差距反而拉大,仅为后者的70.8%。这也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工业部门比重,无论劳动力是从农业还是从服务业向工业转移,皆可获得很大的生产率收益。然而,在这个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已经呈现消失的迹象,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也相应减弱。在一些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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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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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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