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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卉: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1-05-26 09:24:49
作者: 谢卉  

  

   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一批年轻人在重要涉华岗位上亮相。他们正值40至50岁的壮年时期,多数人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有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堪称美国政坛新生代的“中国通”。例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高级顾问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助理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蒲杰夫(Jeffrey Prescott)、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Chi Tai)等。如今,美国对华新战略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总体判断已经定调,拜登在中美关系大方向上的回旋余地很小,更多的是在战术层面细化竞争性合作关系。可以预见,这些新生代“中国通”将在具体对华战略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研究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政策主张,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出了劳拉·罗森伯格等7名较有代表性的新生代“中国通”,系统梳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政策观点,并对他们的政策影响等做出总结。

   一、新生代“中国通”主要人物及成长背景

   拜登政府启用的这几位“中国通”,从年龄上可划分为70后和80后。戴琦、伊莱·拉特纳、蒲杰夫和劳拉·罗森伯格等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具有在政府和智库间的“旋转门”工作经历,与现任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人关系密切。米拉·拉普-胡珀、杜如松和格维茨则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近五年内刚刚走出校门并拿到博士学位, 2016年和2020大选中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拜登提供亚洲政策咨询,得以崭露头角,此番首次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一)工作关系网。戴琦、伊莱·拉特纳、蒲杰夫和劳拉·罗森伯格等70后“中国通”,多数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曾为副总统拜登直接工作,并与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长期共事。

   劳拉·罗森伯格现年41岁,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后于美利坚大学获国际和平与冲突解决专业硕士学位。她2004年进入国务院工作。2013~2017年间,她先后担任布林肯的高级顾问(其间布林肯担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办公室主任(其间布林肯担任常务副国务卿),为布林肯在一系列国家安全议题上提供咨询,参与了亚太、军控与核不扩散、中美关系、朝核等议题的政策咨询与制定。[ Laura Rosenber,https://www.cnas.org/people/laura-rosenberger,(上网时间:2021年2月21日)]

   伊莱·拉特纳现年44岁,他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200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伊莱·拉特纳与拜登渊源很深,他2002~2003年曾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工作了一年,拜登时任参院外事委员会主席。2011~2012年,他短暂任职于国务院中国科,后回到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4年。2015~2017年,他接替蒲杰夫任拜登的副国安顾问。[ Ely Ratner,https://www.cnas.org/people/laura-rosenberger,(上网时间:2021年2月21日)]在政府之外,伊莱·拉特纳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过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地区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和执行副总裁。日前拜登宣布国防部将成立“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对美国对华防务政策进行专门评估,而加入国防部的伊莱·拉特纳已被任命为成员,将是有关工作的重要牵头人。

   蒲杰夫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2002~2010年,他曾担任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其间他创建了中心设于北京的办公室,并于2002~2007年在中国工作。奥巴马执政时期,他曾担任副总统拜登的亚洲事务特别顾问、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沙利文是工作搭档关系。2015~2017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任。[ Jeffrey Prescott,https://foreignpolicy.com/author/jeff-prescott/,(上网时间:2021年2月22日)]蒲杰夫汉语流利,曾陪同拜登访问亚洲,并在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为拜登提供外交政策智力支持。作为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蒲杰夫将主要待在华盛顿与国会互动,并在大使级会议中担任大使代表。

   戴琦今年45岁,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父母来自中国台湾。她先后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及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1996~1998年,她在中山大学教授英文。2007~2014年,她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执法首席顾问,期间处理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争端诉讼。2014~2021年,她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担任首席贸易律师,期间曾推动民主党支持《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ANA SWANSON,“Biden Picks Katherine Tai as Trade Representative”,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9/business/economy/katherine-tai-us-trade-representative.html?_ga=2.218661913.1403957684.1616299771-875165792.1595034020,(上网时间:2021年3月1日)]

   (二)智库关系网。多位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有智库工作经历。据统计,曾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任职的人数最多,其次为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民主党传统智库。米拉·拉普-胡珀、杜如松和朱利安·格维茨作为新生代“中国通”中的80后,刚走出校门不久,此前一直在智库任职。他们之所以能够迅速跻身美国对华决策圈,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的提携有密切关系。过去2年中坎贝尔分别与他们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合发表了数篇文章,系统阐述了民主党建制派的对华政策观点。

   杜如松是印度裔美国人,201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东亚研究学士学位,2018年获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学位。2011~2012年,杜如松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在云南大学进行为期10个月的交换学习,在这期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杜如松中文流畅,与中国学者有较好的交流。[ “年轻鹰派“中国通” 影响拜登对华政策”,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10210-1123232,(上网时间:2021年2月28日)]在加入政府前,杜如松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大战略和印太安全。

   朱利安·格维茨2013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并在2018年获得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是在哈佛大学担任学者, 2020年8月进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年轻鹰派“中国通” 影响拜登对华政策”,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10210-1123232,(上网时间:2021年2月28日)]格维茨自幼学习中文, 2009年他还曾在中国《财经》杂志社实习。

   米拉·拉普-胡珀出生于1984年,本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20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曾在智库兰德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亚洲安全问题等。2016年,她还担任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团队的亚洲政策协调员。2021年担任政府职务前,她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Mira Rapp-Hooper,https://law.yale.edu/mira-rapp-hooper,(上网时间:2021年2月15日)]

   (三)新生代“中国通”成长背景分析。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普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长于21世纪中美关系由接触转向竞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民主党新生代“中国通”政策观点的形成,既有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当前美国对华打压的现实政治原因。

   第一,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新生代“中国通”大多成长于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实力大发展这段时期,对美国力量充满自信。近十多年来又切身体会了美国影响力下行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史转换,对他国的可能挑战充满警觉。尽管他们中很多人能讲流利汉语,也曾在中国长期学习与工作,但是他们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来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相比而言,美国老一代“中国通”如傅高义、蓝普顿等对于战争的毁灭性和冷战带来的紧张感有着真实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更懂得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

   第二,以“仕”促“学”的研究背景。老一代“中国通”如傅高义等终生投身于思想界,其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不囿于特定专业或领域,倾向于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并以中美关系发展历程里的历史重大事件来验证和完善其学术成果,学科训练重定性、轻定量,重实践、轻理论,因而对中国有感性的情愫。随着近年来美国老一代知华派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且有“中国情结”的麦克法夸尔、布热津斯基、傅高义等学者相继离世,美国智库“中国通”已经完成了代际转换。与美国上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相比,新生代“中国通”在对华认知上关注当下、强调分歧,表现出了鲜明的消极性和对抗性;他们擅长语言表达、理论构架和技术性细节,但却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情感认知和换位思考精神。[ 宋静,司乐如:“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78页。]他们中的一些人屡次“旋转”于美国学界、政界,以往在政界的工作经历会影响其思维路径,或扭转其看待中国的视角,或更新其研究领域。例如,新生代“中国通”普遍关注新兴技术领域等,促其基于“当今中国”“可能的中国”而不单纯是历史经验中的中国来进行研究判断。但因其过于关注“当今中国”和单方面推理,亦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系统全面的理解,在面对一个宏大的战略问题时,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第三,美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背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所处的政治环境相对复杂。他们经历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式”下滑,深受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观念的影响。并且,他们面对一个反全球化、反精英、日趋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环境,以及更讲求“美国优先”的大众舆论氛围,表现出“越年轻,越鹰派”特点。盖洛普(Gallup)2021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79%,这是这项调查自1979年开始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最差的一次。[ MOHAMED YOUNIS,“New High in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U.S.'s Greatest Enemy”,https://news.gallup.com/poll/337457/new-high-perceptions-china-greatest-enemy.aspx(上网时间:2021年3月18日)]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10个美国人中有9个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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