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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1-05-26 00:47:36
作者: 章永乐  

   一、引言

  

   在宪法的诸多分类方法之中,以“世纪”作为划分标准是一种虽不常见,但具有深刻理论意涵的分类方法。德国宪法学家卡尔·罗文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在我们的革命时代反思宪法的价值》一文中明确区分了“十八世纪之宪法”与“十九世纪之宪法”;在晚近的一篇题为“何谓二十世纪之宪法”的论文中,美国马里兰大学宪法学教授彼得·昆特将美国宪法正文及其前11条修正案作为“十八世纪之宪法”的典范,以之为基准,通过与更为晚近的外国宪法的对比来探讨何谓“二十世纪之宪法”。在英国和日本的法学文献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以“世纪”来对宪法进行分类的做法。从这些文献的具体论述来看,“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不仅仅是纪年尺度,其分期也并不与公历纪年完全重合,因而更多地指向一种浓缩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法学界对于以“世纪”来界定宪法时代精神的用法并不完全陌生,但已经极少在关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探讨中使用这一宪法分类方式。同时,也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二十世纪之宪法”这一学理性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宪法分类方式,一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关于宪法的公共讨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央政府层面的制宪和一系列“省宪”的起草。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研究文献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宪法”或“二十世纪之宪法”这样的术语及相应的宪法分类方式,在汉语语境中究竟是如何出现并扩散开来的?

   这个历史考证问题貌似琐碎,但随着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进展,已经日益变得重要。正如历史学家汪晖教授近著《世纪的诞生》揭示的那样,在190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人使用“二十世纪”这个词语,然而从1900年初开始,以梁启超为先驱,一大批中国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使用起“世纪”与“二十世纪”这样的纪年表述,进而向前追溯,以“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命名之前的时代。汪晖教授指出,“世纪”的意识体现了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新时势的关键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民族帝国主义”的兴起——东西方列强以民族的组织力和经济力为后盾,进行全球的势力扩张,由此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共时性体验。

   《世纪的诞生》将“世纪”与“二十世纪”建构为思想研究的对象,但尚未深入论述“世纪”的观念在宪法领域的体现。在此之前,法学界已有作品探讨近代宪法演进中出现的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公民经济社会基本权利的入宪,等等,亦有作品从“法律移植”的视角,探讨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各省的制宪中对于《魏玛宪法》“社会权”的转译和借鉴,但既有研究文献尚未专门探询“二十世纪之宪法”(或“二十世纪宪法”)这一具体的汉语表述方式以及以“世纪”进行宪法分类的方式之起源。本文将尝试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与以往相关研究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不是对具体制度或立法技术的探讨,而是对以“时代精神”划分宪法类型的分类方式的溯源式的宪法史研究。本文尝试提出如下主要观点:汉语中“二十世纪宪法”或“二十世纪之宪法”之表述,以及相应的以时代精神对宪法进行分类的方法,集中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前期,是国际体系和制宪议程剧变带来的直接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中国舆论界已经有大量对于“二十世纪”及其时代精神的讨论,但“二十世纪”与“宪法”尚未组合到一起,成为宪法讨论中的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奠定的维也纳体系,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国家及其新宪法;中国20世纪20年代前期法统分裂、南北对峙的局势,也催生了一个制宪的高潮;中国的“宪法热”与欧洲的“宪法热”相互激荡,其结果是,在欧洲出现的新的宪法讨论议程,深刻影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法政话语和制宪活动。战后大量新的宪法议题的出现,给讨论的参与者带来时间意识上深刻的断裂感,“二十世纪之宪法”的自觉,由此发生,而1919年制定的、从今天来看具有极大缺陷的德国《魏玛宪法》,成为许多中国法政人士眼中“二十世纪之宪法”的典范。随之而生的是对“十九世纪之宪法”“十八世纪之宪法”的追溯性描述。在新的宪法意识之下,中国晚清与民初的制宪活动,也被一些论者纳入“十九世纪之宪法”之范畴。

   从“二十世纪”意识的发生到“二十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中间有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中国已有不少仁人志士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批判,但当时的法律议程,基本上仍然是被一种“适应型”的意识所主导,论者大多主张适应而非变革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按照列强的“文明”标准来进行自我改造。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一系列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列强自相残杀,上千万生命灰飞烟灭,19世纪的“文明”神话的玫瑰色迅速褪去。列强之间的相互厮杀更是摧毁了原有的“大国协调”体系,被列强“大国协调”压抑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喷薄而出,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西方列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了防止未来再次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西方国家的当权者愿意对国内相对温和的反抗力量做出有限的让步。正在加速崛起的美国为了与苏俄争夺国际影响力,也作出了很多不同于欧洲列强的姿态。而这就使得在19世纪被压抑的经济议题和社会议题,加速地出现在法律讨论的议程上。

   然而将欧美出现的新的立宪议程嵌入中国的语境,始终面临着一个“共时性问题”:中国是否仍处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某个阶段,因而不应该吸纳西方工业化国家当下的立宪议程?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土壤适合设置这些新的立宪议程么?正是在历史行动者对问题及其答案的反复斟酌过程中,“二十世纪之宪法”的形象逐渐变得丰满。

  

  

  

  

  

  

   二、“二十世纪之宪法”观念的生成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产生的“二十世纪之宪法”观念,其关键特征是强调“十九世纪之宪法”的缺陷,并凸显新宪法对这些缺陷的回应。在此之前,出现过仅在“二十世纪”与“宪法”之间作松散的关联,但并不强调“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差异的表述方式。比如说,在护法运动期间,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曾在广州重新召集,并讨论了宪法草案的修改。在对宪法草案第19条第2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规定进行讨论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君武认为草案不采取“二十世纪定最新宪法”的政教分离精神,而采取“数百年前之腐说”,不可理喻。马君武在此虽然用了“二十世纪”的说法,但并未在与“十九世纪”对比的意义上,精确地界定“二十世纪”乃至于“二十世纪之宪法”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严格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之宪法”观念在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出现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923年。从1923年1月8日开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到2月21日第六十一次会议,委员们集中讨论了生计和教育入宪的问题。当年4月17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决定在宪法草案中增加“生计”一章,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的骨干人士、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林长民得到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汤漪的支持,为该章起草了立法理由。林长民坦陈该章条文以德国《魏玛宪法》中关于经济生活之规定为范本,后者的意义在于“和缓社会主义之激进,完全范之于法律轨道以内”。

   在解释为何参照德国《魏玛宪法》之时,林长民着重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强调“国民生计本为吾国古来政治学说之所置重”,并引用了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论述以及孟子对“恒产”的强调,以此说明,德宪之规定并非外在于中国传统之精神;其次,林长民分析了自18世纪以来时代精神的变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正在导致社会革命的兴起。林长民认为“十九世纪之宪法为个人自由之宪法,即为资产阶级之宪法”,此种宪法如果不变,必将造成激烈的社会革命,“假使各国宪法皆有关于国计民生之规定,皆有伸缩之余地,则一切法制可以随时改变,无论何种派别不必更为革命的行动矣”。又多次引用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根本法)》与1921年远东共和国的《赤塔宪法》作为最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所产之宪法,通过对比,将更为温和的《魏玛宪法》树立为最值得参考的典范,旨在未雨绸缪,为未来的社会经济立法留足空间,以防止激进社会革命之发生。

   林长民在关于宪法草案是否应当规定劳工问题的辩论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二十世纪制定之宪法”与“十九世纪宪法”的对立:

   诸君须知,十九世纪世界各国国民争宪法,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国民争生活,即所谓生活问题是也。盖因十九世纪之宪法差不多皆是保障一部分人民之宪法,即是保护有产阶级之资本家。因为十九世纪宪法不公平,故现在世界各国宪法皆难免动摇。中国宪法成立在世界各国之后,正可鉴于各国之失,而免去生计革命之结果……要知,现在二十世纪制定之宪法,系“面包宪法”,即是制定生活程度之宪法,宪法之中必要容纳种种主张,如民生制度经济制度之类,方足以保持长久。

   如果说“二十世纪之宪法”是到了1923年初才在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闪亮登场”,这一议题在公共舆论界的出现要更早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欧洲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8年苏俄制定《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根本法)》;1919年,德国制定并颁布了新宪法,史称“魏玛宪法”;此后,奥地利、拉脱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纷纷制宪。到1928年,欧洲大陆产生了十余部新宪法,而全世界产生了三十多部新宪法。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法统分裂、南北对峙的状态,北方的安福国会以及1922年直系“法统重光”后重新召集的旧国会都致力于制定新的宪法,同时,从北京到各省都有一些精英人士主张“联省自治”,希望先从制定省宪开始,最终制定国宪,完成国家之统一。在此背景下,全国知识界、舆论界出现一股堪与欧洲相比的“宪法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宪法热”相互叠加,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舆论界形成一个翻译和介绍国外宪法的小热潮。

   1920年,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张君劢即在《解放与改造》杂志发表德国新宪法译文(载二卷八期)以及《德国革命论》(载二卷三、四期)、《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载二卷九、十一、十二期)、《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载二卷十四期)等文,介绍德国革命以及《魏玛宪法》。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曾经两度提到张君劢的《德国新共和宪法评》,可见这一文本的重要影响。张君劢立论的关键在于区分三个世纪的宪法,并将《魏玛宪法》作为“二十世纪之新宪法”的代表。《德国新共和宪法评》开篇即提出:

   吾尝于世界数十国之宪法中,求其可以代表一时代者有三:曰,1787年之美国宪法;曰,法国第一革命之宪法;曰,德之新宪法。美宪法所代表者,十八世纪盎格鲁撒逊民族之个人主义也;法国宪法所代表者十九世纪民权自由之精神也;今之德宪法所代表者,则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潮流也。此二十世纪之新宪法,条目盖甚繁琐矣!

张君劢对于三个世纪宪法的“时代精神”特征的划分,究竟源于何处?在魏玛民国的制宪讨论记录中,牧师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提出了立法的时代精神问题:在东方的苏俄体制与西方传统体制之间,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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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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