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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宓: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

更新时间:2021-05-25 14:47:51
作者: 田宓  

   摘要:

   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的变迁史呈现了水利秩序构建与蒙旗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清代以来,在“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逐渐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农田水利渐次开发,定居村落大量形成。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围绕着万家沟清洪水的开发和利用,蒙汉民众交往愈加频繁。地方社会自发地形成了以“村落”为中心的用水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更多村落加入万家沟灌区用水系统。与此同时,蒙汉民众还通过传说故事和祈雨仪式等方式维系水利秩序,这些地方性知识与习俗,不仅成为地域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持续地推动着当地社会的认同与整合。

   关键词:蒙古;民人;万家沟;水利;村落;

  

   地处黄河上中游的内蒙古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与农耕人群你来我往的中间地带。15世纪以来,土默特蒙古在这里驻牧。17世纪中叶以后,在“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当地社会由牧转农,农田水利灌溉渐次发展,定居农耕村落大量形成1。村落逐渐成为地方水利秩序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单元。本文讨论的河套万家沟小流域水利变迁史,从一个侧面呈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万家沟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地处大青山(阴山山脉支脉)南麓,属于山前小流域。围绕山前小流域,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张俊峰以洪洞县为例,考察了引泉、引河、引洪灌溉三种类型水利社会。其中引泉和引洪灌溉均指山前小流域。他对二者水利进程展开了分析,指出山前小流域以泉水和洪水为中心,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水利社会2。周亚以临汾龙子祠为研究对象,从长时段着眼阐析了泉域社会的结构与变迁,指出应把清水、洪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3。张继莹从河津县三峪着眼,通过分析“清浊分用”水利规则的确立和演变,讨论固定制度与变动环境之间的整合与冲突4。总之,这些立足某一区域的深入探讨,对理解山前小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演进富有启发意义,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并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具体翔实的案例。

   万家沟小流域与山西等地的山前小流域具有相似的自然环境,但在不同的制度空间、人群关系下,内蒙古山前小流域的水利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运行轨迹和具体特点,反映了蒙旗社会的哪些历史变化?这些问题仍需深入讨论。今堀誠二、麻国庆、穆俊等学者曾探讨过万家沟小流域的清水利用问题5。笔者数年来多次走访万家沟小流域内的大小村落,访得契约、碑刻、口碑等一批未刊布的民间资料。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综合官方文献与民间资料,结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试图分析清代以来万家沟小流域的清洪水利用和地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一清代至民国万家沟小流域的村落联盟与贾家淤地

   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土默特平原)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黄土丘陵,西起乌拉山东麓,东至蛮汗山西坡,总面积约9900平方公里。前套平原北面的大青山之中纵横交错着众多山谷,当地曰“沟”。大小各沟均有水量不等的沟水流出6。本文讨论的万家沟,蒙古语名察苏河,沟口位于今土默特左旗把什乡古城村西7。万家沟主沟全长67.9公里。沟口以下,河道由北向南,经山前洪积扇进入平原地区,至参将村折向西南方向,在新营子村汇入哈素海,全长20公里。8万家沟沟水分清水和洪水,清水为四季长流的山泉水,洪水为雨季时的山洪水。万家沟与大青山其他各沟,为地方上不同人群的生息繁衍提供了重要的水源地。

   入清以后,清廷在土默特编旗设佐,为每个蒙古兵丁分配户口地、水,作为当差养赡之资9。此后,随着山西民人源源不断地移居口外,朝廷设道厅机构对其予以管理。万家沟小流域的地、水由蒙古人占有。较早来到的民人租佃蒙古人的户口地、水为生,逐渐从“雁行”到“定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聚落。万家沟中的清水,是四季皆有的长流水。为满足农田水利灌溉的需要,这股清水最先为四周村落的蒙汉民众开发使用。以往学者们对万家沟沟水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清水使用展开10。本文为方便进一步讨论,将先阐述万家沟清水的利用状况。

   至迟在嘉庆年间,围绕着清水利用,万家沟形成了把什板申(古城村附于把什板申)11、云社堡、察素齐三个有蒙古水份子的村落组成的水利联盟,并设立水利社管理用水。道光年间的使水规程中说:“使水各村合组水利社管理其事,会首以下有水头四人,除年支工资外,每水头例有水股半分,平时此半分水自用或转售,均不拘也。”12可见四村水利社人员的组织架构是“会首—水头”。会首以下设水头四人,分管四村用水事务。

   与水利社建立同时,蒙汉民众还形成了一套使水办法,这套办法由把什板申、察素齐、云社堡率先订立。道光十三年(1833)的告示称:“业经本府会同委员查照嘉庆十九年间旧章,断令把什板申、察素齐二村各浇灌二日二夜,荣(原文如此—引者注)社堡村浇灌一日一夜,轮流浇灌周而复始,毋许紊乱。”13其后,玻璃圪沁和锁号二村向三村争水,也加入了这一村落联盟。同治五年(1866)的《阖村蒙民公议轮用渠水旧规以及奉断章程重申禁约碑》记录了六村的用水安排:

   一、每年四月初一日起云社堡村接水浇灌一日一夜;自初二日起至初五日,把什板申、察素齐村各浇二日二夜;如此轮用,周而复始,浇至七月底止。自八月初一日起,锁号尔、波尼圪气(原文如此—引者注)二村接水,止准浇灌五十日,所有冬春之水,皆归我村蒙古经管。14

   上述使水章程只规定了四月初一至九月二十日的用水办法,并未说明当年九月二十日至次年四月初一的水如何分配,只说“所有冬春之水,皆归我村蒙古经管”,“我村”指的是立碑的察素齐。这一说法较为含混,并未指明如何经管,故而成为日后水利纠纷的焦点。光绪二十七年(1901)察素齐、把什板申争水事件就是由此而起。根据把什板申蒙古人的说法,四月一日以前,把什板申白日使水,察素齐晚间使水,但察素齐村民违反了使水的旧有章程,“今察素齐民人王盛威、赵德富贿买蒙员佐领福隆太、都隆,违规争水,不分春夏,欲一律使用”15。不过,察素齐村民对此却另有说辞,他们认为春冬之水,名为浑水,由蒙古经管,也是按照清水章程使水。但“有民人贾姓,将其渠南向无水分禁浇之淤地,卖把什板申村蒙古等,违禁乱章”16,这破坏了原来的用水秩序。为解决春冬之水引发的矛盾,官府起初制定了把什板申使水三天三夜、察素齐使水两天两夜、云社堡由接水处分使十分之二的办法。但案件正在审理间,把什板申突然贴出一纸告示。该告示“奉华厅主、福参领双衔”,规定把什板申用水两日两夜,察素齐用水一日一夜17。这一做法遭到察素齐反对。后续情况如何,因材料缺失,无法查知。不过,水利纠纷的久讼不止,反映了蒙汉民众不断细化沟水权属和用水办法的诉求。

   万家沟使水秩序的建立和变化,始终伴随着水利联盟之外民众对水资源的竞夺。其中贾姓民人就与水利联盟展开了连绵不绝的水利纷争。道光十三年,把什板申的公楚克私自将水典给民人贾登泷,开支渠引水,引发诉讼18。道光十五(1835)、道光二十年(1840)、道光二十三年(1843),把什板申蒙古人私将清水卖与民人贾姓浇灌淤地,导致纠纷19。及至光绪年间,民人贾姓又联络把什板申蒙古人,雇觅“水鬼”蒙古人九九、楞海等,“强霸春秋二季混水,偷挖渠口,全行由四盘水磨流下引浇淤地”20。

   这个在文献中频频出现、挑战万家沟用水秩序的民人贾姓,究竟是什么人呢?《神山贾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贾家十二世贾修身,由祖籍山西神山迁徙到口外,在武川县境内择地而居,名曰贾家沟。乾隆中叶,十三世祖贾知远率四子,沿万家沟来到山前,向把什板申蒙古人买地谋生,此后贾姓民人在土默特平原演绎了一部跌宕起伏的家族发展史21。

   对于生活在大青山山前的地方民众来说,万家沟的清水常年不断,是稳定的水源,控制了万家沟的清水,就可为土地灌溉提供相对稳定的保障。洪水虽然也可用于灌溉,但其来势汹汹,势不可挡,经常溢出渠道,四处流淌。人们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来归束这股集纳了诸沟沟水的洪流。故而已经控制了万家沟清水使用权的水利联盟,暂时没有对其开发利用。《绥远通志稿》曾这样说道:民人“春出秋归,惟贪地多,不精工作,间以住居地理关系,偶濬山泉,用灌畦圃,利用山洪,淤积地层,亦少数尔”22。不过,贾姓显然是这“少数”之一。

   乾隆中叶来到大青山山前的贾姓民人,未能加入上述村落联盟,但他们雇觅工人、拦河筑坝、利用洪水淤地,逐步扩大土地耕作面积。万家沟洪水夹杂着大青山中的牲畜粪便和腐枝烂叶,含有丰富的养分,在贾家的人工干预下,洪水将山前的土地淤成了百顷良田,到了晚清,贾家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民国时期,土默特地区实行土地清丈,因担心自家土地“凭空被人霸占没收”,贾家淤地西柜的贾功定向垦务局提交了一份“贾功定祖遗滩地之买契摘要”。这份摘要共有22份契约。从中可知,贾功定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沙尔沁、白只户、刀尔计等村周围,均租自蒙古人。土地面积计亩数的有1584.5亩,不计亩数的有7段(块)23。

   贾姓民人依淤地而居,逐渐形成了老大柜、小二柜、小三柜、西柜、南柜、缸房等村落。其中贾知远的五个儿子,除二子贾瑶一支留居武川忽兰哈达外,长子贾瑗一支居大柜、缸房和三柜。三子贾珏(毂)一支居南柜、西柜,四子贾瑾一支居二柜(后迁西柜),五子贾瑜一支居西柜24。雄厚的财力还使他们在婚姻关系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十四世贾珏,娶土默特公的女儿韩氏为继室,十七世贾纯,娶绥远城将军衙门掌案之女张氏为妻25。通过与蒙古贵族、衙门官吏的联姻,贾家巩固和提升了其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今天南柜依然有一座“淤地庙”,庙中《功德碑》记载,该庙建于一百多年前,毁于“文革”,于2008年重建26。依此推断,淤地庙应该建于晚清时期,该庙的修建表明贾家已经构建出“淤地”认同,成为土默特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民元鼎革,河套平原时局动荡、政权更迭,而万家沟的水利秩序依然沿着过去的轨迹前行。北京政府时期,土默特地区的水利秩序基本延续清代。南京国民政府和伪蒙疆时期,地方政府改组地方水利机构,并尝试将水权收归旗有,但这些政策大多没有落在实处。民国《归绥县志》载:“万家沟水灌溉沙尔沁、西梁、古城、把什板申、察素齐五村并萨拉齐云社堡之地,夏秋山水涨发时,西柜、南柜、老大柜、缸房、五里坡、毛脑亥、平基七村及萨拉齐、参将等村之地亦赖淤灌。”27可见古城、把什板申、察素齐、云社堡依然保留清水的使用权。值得注意的是西柜、南柜、老大柜、缸房都是贾家聚族而居的村落。贾家使用洪水的权力载入地方志,这说明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已经为自己在地方水利秩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二20世纪中叶以来万家沟小流域的灌区与用水村落

   20世纪中叶以来,万家沟小流域的水利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清代和民国万家沟小流域遵循的是“因地得水”的水权逻辑,也就是说汉人租种蒙古人的户口地,方能获得使水权。28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土地政策改变了当地的水利格局。1951年绥远省政府实行旗县联合土改,没收蒙汉地主土地,并在蒙汉农民中间重新分配。蒙古族农民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是汉族农民的一至两份。互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针对蒙古族收入减少的情况,采取土地付酬的方式给予补助。此后围绕土地报酬问题,各方展开了长期争论。直至1979年,以分给蒙古族社员相当于汉族社员两倍自留地的方式得以解决。1980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铺开,除自留地以外,土地按照人头分配到每家每户29。

伴随着上述土地关系的改变,土默特平原的水利秩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绥远省蒙旗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凡应归国有及公有之山林矿泽土地牧场,其地权原属蒙旗管辖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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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1,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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