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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太虚大师的禅宗观

更新时间:2021-05-23 08:54:38
作者: 陈兵  

  

   太虚大师(1889-1947)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和旗手,他虽然以批判传统佛教、发动佛教革命、倡导人间佛教著称,表明自己“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被时人视为佛教界新潮派的代表,但始终立足于有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佛教,对唐宋以来长期为中国佛教主流和代表的禅宗,极其重视。他有多次关于禅宗的专题讲演,在其《中国佛学》、《真现实论》等重要著作中,有对禅宗的精彩论述。他从人间佛教着眼,反省明清以来禅宗的积弊,顺应时代人心,提出了切实的改革振兴之策。禅宗观,实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依禅悟现量智总持全体佛法

   太虚大师深入教海,博通经论史传及多种外学,具有通观全体佛法乃至古今中外诸家学说的总持智,乃自明末藕益大师以来最渊博的佛教理论家、思想家。他的智慧辩才,非仅仅来自钻研教典、广读博览,而多分从禅悟的现量智流出。

   太虚出家后,所师从的八指头陀寄禅,是当时临济宗下著名禅师、禅宗五山之一的宁波天童禅寺住持,在禅师门下、禅风熏习中成长的青年太虚,当然不会不关注参禅开悟之大事。在《对中国禅宗的感想》的讲演中,他不无感慨地说:

   太虚初出家时,也曾于禅宗门下探索一番,后来以他缘所牵,到如今只弄得通身泥水,遍体葛藤,一向不曾将这一着子提倡提倡。

   在《自传》和《我的宗教经验》、《律禅密净四行论》等文中,他记述了自己的参禅经历:出家后,他沿佛教传统的修行路径,解行并进,先读、听了《法华经》,第二年(1906),住禅堂参禅,“要得开悟的心很切”,兼读《楞严经》,看禅宗语录及高僧传等。一夕,入方丈室请益,寄禅和尚问:“如何是露地白牛?”不能答,老和尚乃下座扭住他鼻孔,大声斥问:“是谁?”在他心中激发起深深的疑情。次年又听讲《楞严经》,大体了解了天台教观,旁研《贤首五教仪》、《相宗八要》等,“而参究话头的闷葫芦,仍挂在心上。”这年秋,由好友圆瑛法师介绍,住汶溪西方寺藏经阁阅藏,从大藏经最前面的《大般若经》看起,看了个把月,身心渐渐安定。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忽然进入定境:

   身心世界忽然的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在这一剎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待。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起座后仍觉到身心非常的轻快、恬适。在二三十天的中间,都是如此。

   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后来改看《华严经》,觉华藏剎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灵活泼,从前所参的禅话,所记的教理,都溶化无痕。每天自然写出很多非诗非歌的文字,口舌、笔墨的辩才,均变得非常敏锐锋利。然理解力增强而记忆力降低,头发变白,眼睛近视。他称此为自己“蜕脱尘俗而获得佛法新生命的开始”,自信当时如从这种定慧心继续下去,三乘的圣果是可以成就的。但因遇到办僧学校的华山法师的启发,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没走许多人在开悟后一志上求证得圣果、禅定、神通的自了路子,而从此投入复兴佛教的弘法事业。一直到民国三年(1914),受欧战爆发的刺激,对于西洋的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遂到普陀山去闭关。每天早起坐禅礼佛,上午阅佛典,下午写作看书报,入夜礼佛坐禅。每夜坐禅时,专提昔日在汶溪西方寺阅藏时的悟境作体空观,功夫渐能成片。到民国四年冬,又一次进入殊胜定境:

   闭关二三个月后,有一次睌上静坐,在心渐静时,闻到前寺的打钟声,好象心念完全被打断了,冥然罔觉,没有知识,一直到第二天早钟时,才生起觉心。最初,只觉到光明音声遍满虚室,虚空、光明、声音浑然一片,没有物我内外。嗣即生起分别心,而渐次恢复了平凡心境。

   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圆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则心断后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再闻前寺之钟声矣。

   由此对《起信论》、《楞严经》“由觉而不觉”的缘起相,有了深彻的决定见,“像是自已所见到的”,乃依所悟写成《楞严经摄论》。“从兹有一净裸明觉的真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

   他在关中继续看经、著书、坐禅,研究唯识教典,民国五年(1916),看《成唯识论述记》到“假智诠不得自相”一段,反复看了多次,有一次又入了定,现观唯识的因果法相:

   朗然玄悟,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根尘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渐现身器堪及者。从此后,真不离俗,俗皆彻真,就我所表现理论的风格,为之一变,亦可按察。此期中的幽思风发,妙义泉涌,我的言辩文笔虽甚捷,而万非逞辩纵笔之所可追捉。

   这与前两次不同,见到因缘生法一一有很深的条理,秩然丝毫不乱。这一种心境,以后每一静心观察,就能再现。从此于思想文字等都有改变,从前是空灵活泼的,以后则转入条理深细坚密的一途。

   他三次入定,每一次心理、生理都有改变,曾偶然有过天眼、天耳、他心通的征兆,从而深信六通可能获得,建基于天眼、宿命通上的业果流转相续,亦决定可信,遂于佛法由胜解而确信。原来未曾好好读过书的他,“至是于世间学说亦多一目了然,文思风发泉涌,益发放恣自喜,颇有弘法利生今世舍我其谁之慨。”但因悲愿心太重,未能按禅宗传统的修持一路向上继续深进。

   大师的宗教经验是否宗门的证悟,禅宗界的看法不一,笔者亦无资格妄作评论。从教理看,应是由参究及经言的机缘触发宿慧所致,可以肯定地说,其所入属于出世间的定,定中直觉现观空性、唯识性,超越了比量智,尤第三次的现观唯识性相,应相当于禅宗所谓破重关境界。在大师自己,对由修慧准确把握佛法、了悟佛心一事,充满自信,敢于承当自己“以二十余年的修学、体验,得佛陀妙觉的心境,照彻了大小乘各派的佛学,及一切宗教、哲学、科学的学说”。

   由禅悟所得的现量智,是大师全体佛学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其它方面,也与他的禅悟现量智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人间佛教思想,乃从大师的禅悟现量智中流出。大师在《新与融贯》(1937)一文中明言自己的融贯思想源出禅悟:

   于性相经论的得意处,每在离言的禅意,颇契《维摩经》所谓文字性空即解脱性。如天台的离言谛、法相的离言自性、法性的离戏论分别,都融彻到禅宗上的不立文字,如古人所谓“不即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放观一切经典文字的佛法,不是摆设在地上的木石,而同渗透虚空中的光影;故于一切佛法,容易成为融会贯通的思想。

   《律禅密净四行论》说自己总持全体佛法的圆融智慧“盖由禅悟而中道实相法界诸观一味圆融,至法相唯识观乃精细坚实”。

   从传承和禅悟经验看,太虚大师一生尽管没以禅师名世,对禅宗无疑是十分内行,是当时乃至现在难得的宗、说兼通的大善知识。他对禅宗的深彻见地,出于对全体佛教宏观把握的总持智和禅悟的现量智,非一般仅仅钻研教理和灯录的法师、学者及仅仅参禅通宗而不通教的禅和子所能及。

   二、禅宗为中国佛学骨髓,振兴禅宗为振兴佛教的关键

   真切的禅悟经验,对全体佛学的宏观把握,使太虚大师对禅宗怀有深厚感情,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文中多次高推禅宗为中国佛学乃至全体佛法的骨髓、核心。如1928年10月在巴黎东方博物院的讲词《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中,他自豪地赞叹:

   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与自心印合无间。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

   《在黄梅讲演之记载》说中国自晚唐、五代以来之佛教,“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禅风之所播,不惟遍及佛教各宗,且儒家宋明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佛教各宗派源流》说:到宋初,“禅宗之风风靡全国,不独佛教之各宗派皆依以存立,即儒道二家亦潜以禅为底骨”。《对中国禅宗的感想》说中国自唐宋以来佛法之骨髓胥在于禅宗,研究教理、修习止观,及念诵、拜祷等等法门虽然很多,“直究根源,皆摄在禅宗,所以宋元以来通常流行之天台或贤首等,其向上之人,自行仍是禅宗。”认为中观、唯识、天台、华严等教理的作用,主要在于说服人信仰佛教,谈到修证,台、贤、唯识等教宗皆不得力,实际上只有禅、净二宗切实可行。《天台四教义与中国佛学》(1942)一文中说:

   禅宗既重实践修持,中国佛教历史开始后,重禅的精神都收归此宗;所以唐宋以来,它能体表兴盛,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

   1943讲于汉藏教理院的《中国佛学》总结说:南洋佛教的特质在律仪,藏传佛教的特质在密咒,日本佛教的特质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从以上各地特质比较起来,反显出中国汉地佛教特质在禅”,“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台、贤二宗之学,由先得禅定而后印以经论,才建立为宗,其初祖多分为禅师,若第二第三代祖师不向教理方面发展,则其学必归于禅宗。中国佛教的禅,可归纳为从“依教修心禅”(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达摩至六祖禅)、“超佛祖师禅”(行思、怀让至夹山等)、“越祖分灯禅”(五宗)、宋元明清禅五大阶段,宋元明清禅又包括公案之拈颂、话头之疑参、禅净之合修、宗教之合会、空默之观照、语录之纂研、坐跑之兼运、僧俗之常套、仙道之傍附、儒理之推演等内容。中国佛教初期由道安奠定的主流,有本佛、重经、博约、重行四大特点,虽受旁流影响,而主流迄今未变,禅宗即属于此系。

   《佛教各宗派源流》、《佛乘宗要论》等文中,总结唐末以来禅宗独盛之原因有三点:

   1、唐武宗灭佛之后,诸宗皆衰,唯禅宗“专务清简,不必寺宇,不须经典,不拘仪制,不须器物,不重像设”,又农禅并举,躬耕山林以自供衣食,故独得发展。

   2、惟独禅宗,用通俗化的语录及诗文以播其化,“既平易近人,又裕兴味,传之自能扩充。

   3、小乘教义多从反外道而立,大乘教义多从反外小而立,此土本无外道、小乘之心理思想为基础,颇不易得解;天台、贤首二宗虽融通变化,仍未脱印度佛学之巢臼。惟独禅宗,“竟全脱经律等羁绊,间借用儒道二家之言以利化导,对于第一义谛,则唯引人之钻究自悟,而与人言者,不过朴素之平常话,而与国人之心习邻近,人喜相就,则易发达”。“禅宗不讲经论深微奥妙之义理,但求悟得本来真心,即悟得亦无详实之说明,间有一二简单表示,亦不离通俗之言行,此则最合中国人向来之心理。”

这三点,说得可谓客观。禅宗所以能在唐末以后发达的原因,也正是禅宗的优良传统所在。禅宗将释迦教法之精髓浓缩为简易活泼的履践之道、生活艺术,最具有中国风格因而最适应中土文化,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远推于他生后世,不依傍神佛,从“众生与佛同此一心,依佛法修证,皆可成佛”的确信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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