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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杰 唐琦:从五千年文明史角度解读中国

更新时间:2021-05-22 12:15:49
作者: 夏庆杰 (进入专栏)   唐琦  

  

   西方学者如阿西莫格鲁动辄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独裁体制”、“专制体制”、“威权体制”。中国人自己称之为郡县制或者中央集权制。阿西莫格鲁还断定:自由民主会导致兴盛和强大,独裁专制一定会导致国家失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然而,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明末清初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从明末清初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出逃台湾的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步伐,从而愚昧贫穷落后,乃至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不停地吊打一百多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这个不停被吊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再造,从而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威权”、“独裁”、“专制”等西方理论家的判定根本无法概括中国的主要特征。同样,“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等中国理论家们所认可的标签恐怕也不能解释“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疑问。要想从哲学高度上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只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深度剖析和概括,才能发现“形而上”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

  

   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长江和黄河流经中国中部,最后在中国东部汇入太平洋。长江和黄河的年复一年的周期性泛滥成灾,导致了中国需要一个核心领导机构去调度各部落民众合力抗洪救灾。同样,每年都发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闪电性掠夺财物和烧杀行为,迫使中国的中原地区政权建立常备军以抵御游牧部落的经常性入侵。在洪水和外侮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群体可以脱离国家这个集体而存在,这是中国“集体主义”产生的物质根源。

  

   “集体主义” 中国经历了以西周为代表的“分封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最后走向了秦汉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从中华民族自古到今所讴歌的“救民于水火”如“大禹治水”的伟大人物和事迹、所唾骂的“祸国殃民”如“荒淫无道的桀纣”的缺德恶行中,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的“以德为先”的价值观。

  

   为增进“集体主义”中国的“集体性”,中国历代王朝不断进行了“开放性”制度建设,如秦朝开启了中央集权制,皇帝直接任命各级行政长官代替“贵族世袭制”。西汉为实现任用贤能而实施了察举制,由各级行政长官推荐贤良到中央学习和为官;但是察举制最后衰变为少数大门阀控制,大门阀成为事实上的“世袭贵族”,察举制演变为“变相的贵族世袭制”,最后东汉末期国家不断“春秋战国化”,直至将近四百年后隋唐统一。为避免国家官员任命被门阀把持的状况,隋唐首创了通过“更为开放”的“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入朝为官。因而“集体主义”中国的“儒家开放社会”是以“开放性”的贤能政治为主要辅助手段的。为了更有效地“抗洪救灾”和“抵御外侮”,“集体主义”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更需要有利于维系整个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倡导“恢复周礼”,即恢复到天下只有一个“核心”的状态。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渐渐成为中国科举考试官员的核心学说以及整个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在从秦汉一直到明末清初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集体主义的儒家开放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最强大最发达的文明国家。

  

   尽管逐渐融入了一系列“开放性”的制度安排、“集体主义”中国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中的皇帝世袭制依然导致了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和阅历的童子皇帝和弱皇帝的状况,进而造成皇权旁落、国家治理不善乃至王朝周期性垮塌。另外,由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封闭),不考试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愚昧无知、工业发展上落后、经济上贫困,从而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工业革命大潮中落伍。

  

   由于教育、科技、工业、经济落后,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百般羞辱。在这一百年的时期里,中国由王朝政治变化为政党政治,由“封闭性”的“世袭制”皇帝接替制度更革为“开放性”的选贤任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选拔制度,并完成了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造,其标志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特别注重为劳苦大众服务。可以说,这是最为彻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集体主义”宣示。为此,创立了一系列更为彻底的“开放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安排,如废除土地私有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公共服务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幅度加速了“集体主义”中国的“开放社会”建设进程,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非国有企业建立和外资企业进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开放社会”的快速推进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左右时间里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840年以来的中国反帝反侵略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保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强大,才能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尧舜禹以来的中华文明历史警示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必须守得住“集体主义”这个核心,并通过不断的“开放性”制度建设增强“集体性”,即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强大。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和“开放社会”是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核心要素。

  

   作者简介:夏庆杰,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唐琦,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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