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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后新冠疫情时代美国大学的走向

更新时间:2021-05-22 07:36:28
作者: 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摘要:过去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成为高等教育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后疫情时代的大学将出现若干明显的变化如:大学经营模式逐渐优步化,教育变得更廉价和更具私人定制色彩,学校成为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的公共利益定位和承诺得到加强,人文学科的危机加剧等。而困难和危机也迫使人们认识到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同样不可或缺,从而去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新冠病毒;大学的优步化;终身学习;私人定制化教育;公共利益承诺;手机人文

  

   New Trends of the Post-Pandemic Universities in the USA

  

   WU Wan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Hubei,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Coronavirus seems to be the unavoidable term for academics. There will be trends such as university’s Uberfication, a more customizable and affordable education system, a hub for lifelong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s more commitment to the public good in the post-pandemic universities in the USA. Hard times and crises forced us to help us realize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humanities in machine learning ages and reflect on some deeper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s of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tc.

  

   Key words: Covid-19, university’s Uberfi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customizable education, public good commitment, cellular humanities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颠覆了现代人的生活,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它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疫情动员整个社会起来应对即刻的挑战,打开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大门,加快了按需定制教育模式的发展步伐,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思考,让学校逐渐成为让每个人辨认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这次新冠疫情也迫使大学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而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疫情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的价值,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等的关系。

  

   一、后疫情时期美国大学的若干走向

  

   历史学家凯文·加南(Kevin Gannon)说“从来没有比当今在高校教书更困难的时期了。”新冠疫情爆发是完全恶化现有条件的“黑天鹅事件”。[[1]] 大学的经营模式、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不断强化的公共利益承诺以及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等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走向。

  

   (一)经营模式的变化

  

   疫情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就高等教育而言,经营模式预设了教育学生的投资得到回报,但上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从中的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确定;免费的和方便的在线教育规模更大,成本更低;加上疫情逼迫的在线课程试验大幅度降低了家长、学生、老师、大学管理者本来对在线学习的抵触心理。大学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其长期以来的经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大学分化难以避免。美国大学的后疫情经营战略大致可分为三种:(1)增强版沉浸式寄宿模式(2)结合在线学习和面授学习的混合模式(3)完全在线模式。[[2]]

  

   新冠危机使得小型住宿文科学院的最大优势一下子变成最大负担,这些学院本来宣扬其以体验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学生远离家庭参与开放式讨论,学习合作解决问题及课堂和宿舍冲突管理,培养交际技能、情商、人脉、身份认同和自力更生等。本已在悬崖边挣扎的学院就被疫情一把推下了悬崖。[[3]]当然,偶像式住宿学院生活体验将更加奢侈,成为有钱的学生和学院才能享受的特权。拥有国际声誉、名牌企业用工单位和影响力校友等优势的一流大学会利用疫情机探索将在线学习优势变为巩固其传统优势地位的方法,如怎样利用新数字技让寄宿体验更好,或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或混合型学位。[[4]]

  

   混合模式则是试图在降低学费和扩大招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采用在线和面授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将利用现行的在线教学试验为其提供实时数据,辨认出哪些课程可以被替换,哪些可以通过在线课程来加强或补充,哪些课程不能转为数字媒介?学校需要决定每门课究竟怎样上最合适?依靠数据支持来确定面授课、在线课、同步或异步等的最佳比例和最佳的学费额度等。这种模式操作起来更复杂一些,但可以获得最大灵活性,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第三种则是完全在线模式。其实,强调规模、速度和效率的在线学位并不新鲜,但名牌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转向在线教育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在线教育的信心,它们的加入可能改变游戏面貌,通过提供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学位而优化这个生态系统。之前,大学往往采取垂直整合模式,从招生到授予学位全程包办,但现在开始考虑将某些领域外包给合作企业,如技术平台、幕课公司edX、硅谷教育创业公司等,或通过整合多家公司促成教育成本的降低,或通过发挥杠杆作用将课堂体验相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5]]

  

   南加州大学的莱恩·伯伊德(Ryan Boyd)特别强调了可抛弃性逻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那些模仿企业高管,遵循新自由主义成本效益的大学必然求助于私有化,将很多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如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等教育技术公司,削减专业设置,大规模裁员和聘用更多兼职老师,在老师抗拒和学生质疑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在线课程转向。[[6]]大学为了生存会想尽办法使其服务让学生能承受得起,或为职业前课程和在线课程打折降价,或与在线学习平台合作分享利润,让人获得便宜得多的在线学位选择,或采取更主动和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如联合培养、共享管理服务、集体采购、资产转移等共同成长和双赢交易产生净收益。大学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将造成推崇竞争而不是合作,推崇知识私有化而不是自由交流的管理模式,会破坏批评的自由。在线教育使得寡头垄断公司找到新的市场机遇,它们将削弱大学的自主性,潜在地限制学术自由,因为私有企业在技术市场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功能是与教育的公共服务功能对立的。[[7]]大学理事会美国教师联合会会长米亚·麦克弗(Mia McIver)用“优步大学”(Uber University)指那些热衷于利润丰厚的教学设计平台如课程管理、视频会议、监考和反抄袭系统的大学,指责它们是联系从事教学服务的独立承包商的中立性平台,教学本身却偏偏不见踪影。大学的优步化趋势恐难以避免。[[8]]

  

   (二)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

  

   新冠疫情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认识。技术让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变得便宜和方便,但高质量的、手工定做的商品在奢侈品市场仍然有销路。同样的情况,高质量面授课需要额外付费,而远程教学就便宜多了。疫情加速了高等教育更多特别订制和更便宜的趋势。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持续,教育需求可能增加,但学生对价格将变得更敏感,大学需要提高竞争力,展示面授课程的价值,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9]]

  

   新一代数字技术---智能手机、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版现实逐渐成熟,教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转变,从课堂教学向虚拟学习转变,从必修课向超级个性化课程转变,学生从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变等,在超级个性时代,我们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特别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10]]定制式的个人化学习使课堂互动纯粹以课题为基础,专注于解决问题。作为副产品,学习成为越来越多成年人可获得的终身体验。普渡大学国际部副校长拜蒂·范登伯什(Betty Vandenbosch)认为,在线学位教育给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按需定制的教育模式,教给他们技能改善职业和收入,允许学生在合适的时候学习。教育变得更具个性化,类似于在家上学,学生按自己的节奏在任何地方学习。[[11]]

  

不过,对于借着疫情杀回来的教育技术狂热,麻省理工学院贾斯廷·赖克(Justin Reich)依然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列举了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三种态度:(1)魅力无穷型,如纽约大学的司各特·加洛维(Scott Galloway)预测二线大学即将终结,未来的超级大学不是幕课平台如Udacity或Coursera而是与大技术公司合作的增强版常青藤大学,如与谷歌合作的麻省理工、与微软合作的加州伯克利。(2)怀疑主义型,他们对教育界痴迷于数据收集和监控文化以及与圆形监狱相连的远程监考软件充满疑虑;(3)中间道路补锅匠型,崇尚渐进式改善,希望用研究和批判制衡乌托邦狂热。[[12]]在这三种态度中,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第三种,因为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技术的整体颠覆性,幕课、适应性导师、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学习分析法和其他革新在高等教育转向在线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疫情中用得最多的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已经商业化应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视频会议。疫情过后,学界会进行适应性调整,但若指望疫情彻底隔断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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