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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

更新时间:2021-05-21 16:30:33
作者: 汪涌豪  

   当开始拈起这个研究题目,盘旋在脑中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就是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对于这一点,传统中国人,或说得更精确一些,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是如何看的,这些看法在今天看来是否仍具有合理性,一直牵动许多人的思绪。但事实显然是,在未对游侠发展历史作出钩索之前,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前人所论的具体意指的,由此作任何的评说都难免缺乏说服力。所以,本书前几章,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篇幅作详细的回顾,而将此重要问题的论说放在最后。想来这么做可以让人真正走入游侠的世界,从而有以认清其如何激荡历代人的意识,并在他们心底唤出怎样的情感。

  

   乱世重侠游: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

   应该说,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未被统治集团认可过,也未得到他们任何的道德鼓励。因此,倘若站在正统的立场,以享利者的眼光评判,恐怕对其存在意义作任何讨论都会被视为不伦。但是正如司马迁所说,“缓急人之所时有”,当人们把眼光落实在特定的生活场景,基于切身的感受,有时不用作什么高头讲章式的讨论,其意义反而分明起来。因为遭遇缓急之事的人亟须获得帮助,这帮助是否可从朝廷、官府和国家法令中得到?倘能则一切免谈;倘不能呢?这时他能指望得到哪一种人切实有效的拯救?此其一。其二,这所谓“缓急”是怎样产生的,是人主观的招惹,还是外界强加的挤迫?所以,自司马迁起历代人立足于“缓急人之所时有”角度讨论游侠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先把人导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即游侠为什么会出现。沿依这样的思路,我们对游侠存在意义的论述也从这里开始。需要说明一点,这里对游侠为什么会出现的究诘,与讨论游侠的崛起有些不同,前者主要是对游侠这一特殊人群诞生时的历史三维空间作出考察,这里将专意探讨其诞生后何以绵延不绝无代不有的原因。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时代并不需要游侠。在这种清明祥和的社会里,国家纲纪不乱,各种法律完备,官吏奉公守职,人民安居乐业。间或有户、婚、田、钱等局部利益的冲突,可以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有纲纪人伦方面的背乱,也可以通过刑名法禁予以制止。而当这个社会某些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无力自救的弱势,国家出为主持公道或赈济抚恤自属当然,即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也会秉一种良知,设身处地分担其痛苦,在内心道德信念指引下,自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基于一种急公好义的天性,不能排除仍会有人尚气任侠,但那只意味着他在做着一种高于群体道德水准的先进行为,而基于这种行为之上的独立人群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的。特别是随着国家发育的完全,各种机制运作的上轨道,一方面士人的出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分流,既可以由荐举、科考入仕为官,也可以由研经、治史积学为儒,而无须像春秋末、战国初那样,因失职而放为游侠;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体制度内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法律和礼俗两方面的责难,游侠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即偶有存在也会因多余而迅速消亡。[1]然而事实是游侠并没有消亡,相反绵延不绝无代不有,这便不能不让人转而注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共有的痼疾,去发现社会的黑暗不公与游侠产生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早在几百年以前,当游侠不复秦汉时炽盛,但仍绵延不绝之时,就有一些头脑清楚的士大夫论及此意。如明人陈子龙就说过:“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他认为是吏治的昏暗导致了社会的黑暗不公,游侠正是见不得欺强凌弱公行、贪赃枉法无忌的现实,才愤起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使善良的人们得伸冤气,暴豪之辈有罪难逃责罚。由于他们为了这正义两字,敢于抗击强暴,不畏权势,得到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敬重,并因这种敬重的鼓励而存在下去,只要吏失职之事还有,他们也就不会灭绝。联系到古人论吏治,于各级地方官吏,不过要求其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事”,而事实是,他们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残酷用刑、讯滥追呼、招引告讦之外,有时还重叠催税、科罚取材、低价买物、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反成“十害”[2],尤其宋以后胥吏为患颇烈,既操纵司法、盘剥平民,乃或挟制或驱逐官长,把持衙门[3];明以来衙蠹横行,既诈害事主,骗取钱财,又湮灭卷宗,以赚取贿赂[4],他的这种痛斥可谓切中要害。前及陈继儒很同意这种说法,在为友人洪世恬《侠林》一书作的序中特为引用,并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想来在他看来,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憾恨是官府不愿或不能解决的,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府还会造成上述憾恨的不断出现,因此他认为是世道需要游侠存在。游侠的出现一方面表明社会的极度动荡和混乱,非世道之幸;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民之大幸。所以他在文末又说:“然人间多有怖而失箸者,则侠林震世之力大矣!”

  

   衡之以古代历史,每当易代之际,群雄逐鹿,千军攻战,国家政治必定一塌糊涂,有实力者生存,良懦之人遭灾是必然的事;而一个王朝在某些阶段,或因天灾,或缘人祸,也总会有一段极度动荡的时期,这种时候,皇权跌落到争权夺利的泥淖,连年征战造成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农事萧条,经济衰退,都促使强暴和不公正的产生。尤其在广大的民间,凡钱谷、刑名、教化与农桑,系基层官吏本职所在,皆因此而多有荒怠。即使未逢乱世,也有执事者乱政或怠政,不说有不平事起,民不举而官不究;有时民已举而官亦不究也在在多有,以至司法腐败,层出不穷,良懦之人,每每途穷,所谓“江海相逢客恨多”(温庭筠《赠少年》)。而受这种强暴和不公正危害最深的,自然还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他们或纷起为盗为寇,或期待着侠的拯救,成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此所谓“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而“侠以忠孝廉洁为根,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干,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终神仙为果”,“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吕岩《绝句》),也因此而自觉承担起裁断者、拯救者的责任。时有孙承宗倾心于他们的敢任事,有承担,称:“夫天下不敢任而豪杰能任,故称权。权非有形之物也,以豪杰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权。故豪杰见为冒天下之患,任天下之事,而细人见为握天下之权。”[5]将其奋身自任,代天下立权的豪情担当开显了出来。同时方以智作《任论》一文,将此意说得更为直捷明白,他进而认为,是“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把矛头直接指向官家乃至最高统治者。他还对侠以武犯禁不轨正义说提出异议,以为“必其上之诛罚不当于三代之直,于是里巷之义,发愤犯难而任之。若所任非其义,是岂得为侠哉?”本来,吏治是否清明是朝政是否清明的表征,吏失职自然是上失道的表现,倘如在上者不能做到“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6],则有侠者出为主持正义,挺剑而任侠,岂非很正常。因此,这种将游侠产生的根源指向统治集团的说法,实在是前及二陈之说合理的延伸,所以一直到以后还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如近人谭嗣同即说:“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7]黄侃也说:“苟强种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8]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具体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末尾总结性地指出:

  

   闾里之有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太史公曰: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夫生于专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转沟壑。在上者既无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网严密,为陷于国中,或偶触犯,而非有意也,或并未触犯,而干339-a之怨挟之,枉曲之吏从而罗之,则宛转无所控告,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己耳。于此时也,有人焉能急其难,致死而之生之,则天下之归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太史公曰:侠以武犯禁,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他认为专制政体带来的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是导致人民不得安其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游侠挺剑愤起并得到人心支持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这种论述是触及问题的本质的。

  

   古代中国社会的权力依附模式和等级结构发育之充分,可以说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在这种一元集权化体制中,皇帝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权力中心,又是等级式权势结构的顶点,诸如政府、监察、军事、法律和官僚系统,无一不为其统摄。并且这种权威又无外力的制约,相反,随专制政体的成熟还日趋稳定和巩固,这使得其自身痼疾很容易被不断重复并趋于严重。譬如,由于从政治决策、实施一直到监督,整个过程都听命于圣断,官僚系统的协调运作有时就不免流于空谈。因为皇权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制约不可能真正做到彻底,只要当中任何一级官吏出现问题,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的运作。而监察系统虽有监督、驳议、约束和弹劾职能,但其自身清正与否并无另一重制度化的制裁,而仅由皇帝个人来判断。当这两者相交结,是任何贪弊之事都会发生的。或以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法律系统会即刻作出反应,但“生法者君也”[9],法律的不平等和缺乏绝对权威,使得一元集权化体制中一些结构性软点或脆点根本无法得到避免,知法犯乱执法者违法之事最终还是不能真正杜绝。

  

   对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曾投入极大的关注,希望从己之愿,在体制内部将之消解,由此使官宰清闲,百姓和乐,开风淳物阜的清平盛世。但由于要保证这种消解不会越出固有政体的边界,所有更张和改革的结果只产生从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特性的那种新成分,所以实际上仍不能消除原有的社会痼疾,并阻止新的弊端的继续产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专制政体是产生一切社会不公的最终根源。上述方以智乃或梁启超等人或未作如此想,但他们的讨论实际已触及到这一点。“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即所谓“上失其道”,良懦之民“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即所谓“无以属民”。游侠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暴,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他们可救人缓急、脱人于无望窘境的地方,前引《七剑十三侠》所谓“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指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正道出了这一事实。《小五义》第三十二回也有诗:“害民蠹国几时休,致使人间日日愁。那得常能留侠义,斩他奸党佞臣头”。显然,较之朝廷和官府的权威,游侠这种急公好义更具有实效性和感召力。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因着自己的性分偏好和特殊经历,在《史记》中辟专传给予高度的评价。正如明人何良俊所说:“《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10]班固站在正统立场,对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十分不满,以为“缪于圣人”。郑瑗也说:“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济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观是数语,太史公浅陋,大率如此。”[11]然前有叶适已指出:“班固以司马迁序游侠,述货殖,是非悖谬,信如此便不合登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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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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