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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游侠衰落根由的究诘

更新时间:2021-05-21 16:24:38
作者: 汪涌豪  

   经由前面粗略的介绍,大抵可以修正诸如游侠历史“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的说法[1]。游侠作为一特殊的社会人群,生活在古代中国的各个时期,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已可成为定论。

  

   其实,明清以来已有人谈到这一点。如陈继儒就认为:“古来自伊尹、孔孟而后,上自缨簪,下至岩穴,以及妇人女子笄髽之流,何代无侠,何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他还对何以代代有侠,作了与侠者卓荦人格相对应的诗意解说:“天上无雷霆,则人间无侠客。……说者谓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士貌圣贤之虚名,而不得爆然一见豪杰非常之作用。有卿云甘露,无迅雷疾霆,岂天之化工也!”他认为侠的精神是由“人生精神意气识量胆决相辅而行相轧而出”的[2],好像自然界中迅疾的雷霆,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倘若这个社会只有温文尔雅,和易平澄,而没有桀骜不驯,倔强峥嵘,正如自然界只有卿云甘露,细雨和风,是不成话的。换言之,有豪侠之士与有儒雅之士一样,实在都是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

  

   不过,欲作深入的研究,仅像陈氏这般诗意地指出侠的存在事实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不同时看到侠的另一面,即因自身的任张声势横行不法,还有社会的种种制约,他们时时处在被裁抑和打击的地位,并由此日趋离散和没落,更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我们已从社会学角度对游侠的兴衰作了分析,这里还将结合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形态、伦理规范及法律制度,从文化学角度作更进一步的讨论,以期使这一社会人群的个性特点及衰歇原因得到更充分的说明,同时也使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定位。

  

   恒定社会设计与游侠的社会存在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君主专制为主体的高度集权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从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机构的设置,一直到政治行为的规范与政治制度中角色的相互关系,无不充斥着整齐划一的一元色彩。与此相联系,这种社会对每个人的言行举止、进退出处也予以与上述政治设计相适应的固定拘限,即不但规范了人所应充任的社会角色,还对其社会地位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一作了专门的说明。

  

   简言之,依着古社会先王的传统,这种固定拘限通常是以“四民”,即士农工商的有序排列来体现的,如《管子·小匡》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之说。但《春秋穀梁传·成公元年》又载:“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可知其初起时次序尚未固定。至汉以后,则开始恒定不相错乱。如班固《汉书·食货志》就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他还对何谓“四民”作了具体的解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历代统治者安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均以使四民各安其生、各乐其业为治政要务,乃或政治祥和国家稳定的象征。所谓“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则自不为非”[3]。尤其士须户诵读,家诗书,无荒于嬉;农则夫耕地,妇纺织,不安于惰。他们孜孜矻矻,倘若说在自利之外尚有利他之心,那便在此了。

  

   当然,本着等级有差的成例,四民并不被一样看待。从班固的解说可以看出,“学以居位”的士无疑占有优越的地位,他们是圣人与天子的门徒,各级官员的后补,所以在四者中居先。[4]不过,与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相联系,还有另一种标准,是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名编户籍,为国家齐民的称良民,店户、倡优、隶卒、官私奴婢等称为贱民,而无所职事,不从一业,《周官》称“罢民”、“闲民”[5],以后又有“敖民”[6]、“穷民”[7]、“闲人”、“闲子”[8]、“浮客”[9]、“浮寄”[10]、“逸夫”[11]、“游手”[12]等称谓,并通归于“杂人”[13]。

  

   综合上述两方面,由于崇教化必先重士,而养生民必先重农,考虑到富而后教的客观事实,历代统治者尽管推重士民,终仍不得不以农为先。可以这么说,士农工商的排列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政治定位,而重农崇本则是一项基于社会根本需要而确立的客观性标准。这一标准由于有古代中国远非人所想象的那么地广人稀,随着人口增加,可耕地日趋饱和,人均耕地数不断下降,加以轮耕造成实际田亩数的不足,自然灾害的频繁,使古代农业带有明显的匮乏经济特点的严峻现实作支持,令统治者不得不对其予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唯其如此,再多欲好事功如汉武帝,到晚年也不得不下罪己诏,对连年用兵使农业歉收民生凋敝表示歉疚,而历代统治者躬耕以劝农的事更是不绝于史籍。

  

   由于统治者对治国之道以养民为本,养民又当以务农为先有深切的认识,他们对苟且之徒不尽地利、游惰之辈荒废本业就十分反感,并视由此养成的苟且游惰之风为恶俗,严令责成各级官吏勤力劝挽,务使人人专心本业。有时劝挽不止,不惜采取强制手段迫其复业,官府方面则免其若干年差发。倘其人贫困至于一无事产,则由官府拨给荒地,使其安居事业。古代地方官为一方父母,其职守除增户口、平赋役、简词讼、息盗贼外,还有就是辟田野,即分画旷土,劝令种莳,让百姓务守本业,目的既为使自己有以给养,同时也保证朝廷的赋税不致落空。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想要在例行课考中有好成绩几乎不可能。所以从维护既得利益考虑,这些官吏大都能认真照以执行,有时还会进言朝廷,对如何崇本节末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般士大夫更有著书立说畅论其旨的。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就对此作了特别的强调:“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百工欲其致用,无非是要其多制实用器具,而不致淫技巧智,为玩赏之物;商贾欲其通货,也意在便利人的生活,使互通有无,而不是囤积居奇,从中牟利。总之一切应为本业所用,而不能有碍本业。至于他所说的“游业”,指不务正业、四处游食之人,也即杨倞所谓“不勤于事,素餐游手也”[14]。依着古人务本崇农、安土重迁的观念,这几乎被视作是一种自甘堕落的行为。因为民不畜则祭无牲,不耕则祭不盛,不蚕则身无衣,不树则棺无椁,不织则丧无衰,与夫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在古人视作当然之事。倘无绝大变故,他们断无抛下祖业,四方寄食的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汉唐以前,受战国风气影响,游习之风比较普遍。[15]自宋元以降,随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户籍管理的细密化,这种风气渐有消歇迹象,但不久,脱户日增田园荒芜的现象重又出现[16],以农为本,安土重迁,远未成为当然需要执奉的家庭观念,更不要说成为他们自觉遵奉的国家观念了。

  

   由此看历史上那些游食之人,或称游民,应该承认多是些不愿自食其力,向往不劳而获腾致富贵之人。作为旧社会最下阶层腐化过程的消极产物,他们不从事农、工、商等正当职业,也不愿参加雇用劳动,而仅以四方游食为生计。如果说,流民是遭逢战乱,被迫离乡背井,待战乱平息,大多还要返回原籍的话,他们的迁徙则纯然出于自愿,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长期离开本土,为“无籍之徒”、“亡逸之徒”,甚至一去而终身不返,人称“游食”、“游手”、“浮食”或“浮末者”。倘对其构成再作一番分析,则大多是一些纨袴子弟、流氓地痞,还有江湖卖艺者、习拳鼓棒者和赌徒术士等等,这些人无家室之累,或不以家室为念,虽无常业,不事生产,却袄服冶容,鲜衣美食,尽日游行于城市闾巷,不但没有任何个人信誉和道德声望可言,而且很多时候还被视作社会不安定分子,乃或盗贼与流寇的渊薮,故人多称其为“无赖”。赖者,藉也;无赖,无所凭依也。秦汉以来,这批人大多无市籍,商贩作务,投机取巧,常以谋奸合任为业,游博持掩为事,又以其年未及壮,被称为无行义的“恶少年”、“好事少年”、“勇敢少年”;以其所留止之地,被称为“乡党少年”、“闾巷少年”、“邑中少年”。

  

   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和一方治安,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对其首领实行严厉的裁抑和打击,迫使其徒从还归本业,如贾谊《论积贮疏》“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田,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这样的主张,不止一次地被历代帝王所采纳。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商鞅就曾对“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的社会现状提出过批评[17]。管子也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18]以后,如唐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19],故当时法律规定,“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一人,里正笞四十”[20]。宋代州县长官及路级转运使、提点刑狱等都以劝农入衔,是为“劝农使”、“劝农事”或“劝农公事”,责任在教化民众不误耕时,兼以察举官员,处理田讼,若有怠农者,“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21]。明太祖朱元璋干脆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22]。

  

   此外,与限制民游相联系,士游也是历代统治者和许多正统士大夫所忌讳的,《韩非子·和氏》有“游士危于战阵”之说,《云梦秦简(二)》中有《游士律》。汉代荀悦在所作《申鉴》一书中,也曾提出识察治、衰、弱、乖、乱、荒、叛、危、亡等“九风”以定国常,并以为“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这一观点与他在《汉纪》中提出的“三游说”是一致的。尽管有游士并不一定会弱国,汉代游士就多,未见得都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其中颇多“学儒志节之士”[23]。但汉末魏晋,风气丕变,以至“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交游的目的为利,“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誉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24],这在统治者和正统士大夫看来自然是败坏朝政与民风的乱象。故宋人李觏要作《驱游民说》,对“不在四民之列”的“冗者”颇无好评,一直到清代,如顾炎武也说:“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25]

  

   然而,游侠却偏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全然抛弃自古以来人所常奉的职守,依春秋末战国初天下大乱武士失职为游侠的传统,四处游历,以求当意。及至专制皇权确立并不断稳固之世,仍不改其故性旧习,放荡恣意,不务正业。那些公族豪侠、暴豪之侠可能还经营土地,拥有田庄,役使贫民,坐收其利,绝大多数的布衣乡曲之侠、匹夫闾里之侠则大多不事生产。何谓事产?营业者事,聚财者产。如前所说,由于游侠自有其独到的资财来源渠道,即使一时陷入贫困,其上品者有富贵豪强相馈赠,末流也有同道平辈相资助,故多不愿为产业所拘。而其中生性卓荦,好义任侠者常常冲冒官府,时捍法网,即使有常业恒产,也势必不能长葆,或为交通豪杰,或为赈济穷困,总会被缘手散尽,导致其不愿或不可能安心农事。有的游侠志在干世,建不世之功业,更不愿槁项黄馘,老死垄亩,于是纷纷辍耕叹息,俟时而动,要他们与常人一样,携妻带子,务耕桑,修蚕织,葺园圃,栽树株,乃或治沟渠,理堤堰,实在勉为其难。至于还有一些游侠是避畏躬耕的劳苦,如宋游侠元达本农家出身,为人纵酒任侠,宁愿结聚少年去做群盗,也不愿在家捏锄柄,扶犁耙,这也是其不事常产,甘愿四处浮游的一个原因。

  

那么他们是否有兴趣为士呢?回答基本上也是否定的。在前述对游侠发展历史的介绍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游侠贬抑儒生,不愿青灯黄卷,端坐读书为老博士的表白,在他们看来,所谓士乃“四民之首”,或“齐民之表率”、“庶民之坊表”,根本是笑话,他们从心里不认可这些人可以成为“百姓之望”、“民之师表”,为其某种意义上与国家权力存在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也为其人格上的冬烘酸腐与行动力上的迂阔不周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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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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