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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游侠的活动方式

更新时间:2021-05-21 16:21:52
作者: 汪涌豪  

   由前面对游侠发生发展历史的胪述可知,中国古代游侠虽未形成一独立的社会集团,且长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与各色人等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他们既“折节缔交,轻财重诺”、“趋急济厄,损己不伐”,“莫不挺绝异之姿,怀君子之行”,又常“扼腕瞑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杂处屠博,不护细行”[1],又确乎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地方。

  

   就主观方面而言,游侠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誉,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得他们超越于绳检之外,拥有一份自我解放、随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乃或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会人群面前树立一种英雄形象,他们不惜通过保持与外人的心理距离、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永久存在。

  

   而就客观方面来说,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由超人出现代为主持和决断是非,实现理想中的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并乐于传扬他们的异事奇行。至于他们横行不法,时捍文网,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们也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取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游侠受到如此殷勤的鼓励,自然更将自己的这种特性发挥充分,乃至于刻意力行,以称大众之意。他们独特的行事习惯和活动方式,就是这样在主客观两方面的交合影响下形成了。

  

   意在炫夸的服饰佩戴

   这是游侠与众不同的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对于游侠的服饰佩戴,先秦典籍没有专门记载。我们看孔子弟子子路好“冠雄鸡,佩假豚”[2],欲与墨子弟子胡非子论辩的屈将子“好勇”,曾“带剑危冠往见”[3],可能那时侠的装饰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再难见到其他记载。当时,韩非子《五蠹》论及儒侠,称前者“盛容服而饰言谈”,后者为“带剑者”、“带剑之属”,或“游侠私剑之属”,可知儒士大多衣泽鲜华,而游侠除佩剑之外,再没有其他特殊的装束。以后,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称朱家“衣不完采”、“乘不过軥车”,即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连一处完整的花纹也找不到,乘坐的也只是小牛拉的车。郭解的交通工具也十分简单,所谓“出未尝有骑”,“不敢乘车入其县庭”。至于穿戴如何干脆就没提到,想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春秋战国时,除胡服束腰着靴外,居上层者服饰宽博,下层则多窄小已成常例。汉代舆服制度立,着装始分等第,而通裁的袍服至东汉更普遍得到推行,[4]且其色不尚明丽。以至后来隋唐受到影响,立法明令“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5]。但到汉末情况有所改变,为侠者着常服折节为俭之风日渐荡失,他们中许多人再不愿敝衣苟貌,谦抑自处,而是“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曹植《名都篇》)。如成帝时游侠好“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6],招摇过市。所谓“鲜衣”,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为美服之谓也,不仅式样奇特,用料考究,色彩也备极夸张。“凶服”本指孝服,颜师古称又指“危险之服”如铠甲之类,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语,以为“盖凶徒作乱之服,如绛绩黄巾,不遵法制之类皆是”。哀帝时大侠陈遵为后进士人领袖,入公府为吏,“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上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尽管同时仍有原涉不示奢华,“衣服车马才具”,但崇尚鲜丽的消息已隐隐透出。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曾言及其时世人崇尚奢华的风习,谓“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此最无用而有害也”,想必游侠也受到这种尚奢世风的熏染。

  

   就其标准佩带而言,不仅以剑为限,还有刀。汉时男子佩刀有形而无刃,仅为显示仪容,侠则多持利刃。此外就是弓和箭了。少年无赖“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逐于道路”[7],在在多有。如东汉末年董卓为健侠,就好带双鞬左右驰射。隋时虞庆则尚气任侠,也好身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以弋猎为事。“鞬”是马上盛弓的囊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一语,杜预注曰:“櫜以受箭,鞬以受弓。”至于马本身的剽悍雄俊,辔头鞍镫的华丽精美,也是游侠颇为留意的,以至历代文人吟咏游侠,多假宝马宝剑状其纵横四方的风姿。[8]所谓“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曹植《白马篇》),“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鲍照《拟古诗》),“青丝控燕马,紫艾饰吴刀。朝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王僧孺《古意》),“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难”(卢照邻《刘生》),“名都故佳丽,少年何翩翩。千金饰宝剑,百金缧文鞍”(吴国伦《名都篇》),决非仅出诗意的夸张,而有着现实生活的蓝本。此外,他们的衣饰也渐趋华丽,或“著叠带冒”[9],“或危帽散衣”[10]。李白《少年行》中所谓“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这种绚烂的描述可从历代典籍所载游侠光鲜其衣的零星记载中得到证明。这样的结果是,体现在诗人吟咏游侠,诗题由通常的“侠客篇”、“壮士行”更多地变成了“少年行”和“公子行”。

  

   如果说,上述衣饰和佩带还不能算太特别的话,那么挟丸带铃则为游侠所独有。游侠挟丸多见于汉代,它与一般人的挟丸不同,前引《潜夫论》所谓“怀丸挟弹”是拿弹丸作游戏用,如跳丸之戏是用手连续抛接若干个弹丸,捶丸之戏由击鞠分化演变而来,专意在击球入窝,击弹之戏则以鸟雀等为施击对象,此风起自先秦,流行于汉都长安和三辅地区,以至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曾下诏“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采卵,弹射飞鸟”。游侠的怀丸挟弹,是专门用来赌行击杀官吏之事的。据《汉书·酷吏传》记载:

  

   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麈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

  

   当然,不能排斥游侠也有用其做游戏之具的,但用以赌行杀人之事,确实是他们好怀丸挟弹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历代文人的相关诗作也有反映,所谓“柘弹随珠丸,白马黄金饰”(何逊《拟轻薄篇》),“剑琢荆山玉,弹把随珠瓦”(徐悱《白马篇》),弹丸之具正足以标别和加重其独特的身份。带铃见于汉末,吴甘宁为游侠,不仅铺张声华,穷极奢靡,“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还好结闾里无赖少年,“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间闻铃声,即知是宁。”[11]“毦”是一种羽制装饰物,甘宁用它装饰衣服,又挟铃而行,目的无非在自异其形,并由此收到张扬威势震慑人心的效果。

  

   两晋南北朝以下,游侠的衣饰佩戴在日趋鲜丽富华的同时,较之秦汉有渐趋特别乃至怪异的倾向。如唐初贞观年间,太宗“择官户蕃口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12]。这些以后分隶左右羽林营的少年侠者,不仅坐骑漂亮,衣着也异于常人,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狞怖气息,是为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所说的“妖容”。一般为侠者除好着狐裘貂鼠以显富贵,也喜欢穿紧身薄衣以利身便事,所谓“缠背绣纶巾,绍裘窄称身”(司空曙《公子行》)、“薄薄身上衣,轻轻浮云质”(邵谒《轻薄行》)。结束从窄不从宽或许是引入胡服的传统[13],故此虞世南《从军行》诗说“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此处“侠客”与“恶少”显然互文见义。总之,中唐后朝廷誾弱,地方不靖,侠者“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养汉帽,汉着胡帽”,殊为常见[14]。元和十年(815年)六月,李师道任用刺客行刺宰相武元衡于靖安坊,事发后“京师大恐,城门加兵谁何,其伟状异服燕赵言者,皆验讯乃遣”[15],这“异服”可能也近胡服,或干脆就是胡服。要之,当时游侠为“能使行人驻马看”(崔颢《代闺人答轻薄少年》)大多衣饰不与人同,显然已别有自己的特点。而“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有的“遍身图刺”,至“体无完肤”[16],“会昌中……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里”[17],如此以“札青”为自己套上一层脱不去的“装束”,更可见其刻意炫夸已到了极致的程度。

  

   宋元以降,游侠社会地位降低,社会影响日益渐小,大多沦落民间,乃或为盗为寇,但较之前一时期,在这方面的刻意追求并未降低,所谓“群盗得志,弥横恣为椎埋,鲜衣怒马,以游侠为称”[18]。田艺蘅尝言:“余始祖闻氏于元末居方山东夹塘湾,养少年亡赖三千人兵保障乡土,内家丁健儿五百余口,悉刺花拳绣腿,以龙凤蛇虫别其贵贱之分。太祖夷灭之,皆充花拳绣腿军”[19]。然而虽有朱元璋的无情夷灭,又“国法甚禁”,行此事如唐末无赖札刺相高者仍不绝于记载。明中叶吴子钦虽好诗书,但只取其梗概,平时喜欢侠客打扮,着“窄衫”,“袖双铁尺”[20],相较之下就显得并不怎么出格了。其时,江南一地还有读书人好着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富贵公子也多衣色大类女妆,巾式更诡异难状[21],是所谓“服妖”[22]。恶少年与为侠者好此自不意外。风气相沿,一直到清末,游侠“习为艳曲曼声,妖服冶容,周游于市”[23],仍间可见到。

  

   悖去常道的资财获取

   游侠服饰鲜华,佩戴讲究,出入连骑,从者如云。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财资,以维持这种生活的呢?如前所说,游侠出身于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卿相之侠,有暴豪之侠,乃或豪强、官僚兼而为游侠。这些人或以食邑俸禄,或有田亩收入,其财资来源都不成问题。有的游侠本人既非大僚,也非豪强,但赖祖上为世家大姓,豪宗强右,有一笔丰厚的家赀遗存,可以在自奉之外,大行义事,广结人心。也有的游侠因声名在外,权贵富豪都乐意与之交往,虽自己不治生产,不乐常业,仍可顷致千金,维持斗进斗出的巨额花销。如前及郭解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万,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也达二三千辆。包括一些称不上著名侠魁的匹夫之侠,有时也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如北朝时的游侠薛安都“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24]。隋时游侠沈光“不拘小节,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25]。但一般乡曲布衣之侠,闾巷匹夫之侠,既不愿躬耕田亩,过常人自食其力的平淡生活,又没有权贵的馈赠和同道的资助,他们赖以维生的手段便不免常要越出正道,其方式也较常人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倘细加究察,大致有剽掠、椎埋、掠卖、劫质、盗铸和发家数者。

  

先说剽掠。攻劫曰剽,强夺曰掠,因此所谓剽掠,是指以强力劫取他人钱财。又,古称盗劫人财为“贼”,剽掠者则以“寇”称之。可见,这剽掠一事较之盗劫,更具以力挟持的强蛮色彩。然自两汉以来,历代游侠几乎都干这样的事,有的甚至以此发迹。如郭解早年就曾行奸剽攻,义纵也曾与张次公结伙攻剽,一些暴豪之侠更是纵使门下宾客、家奴公行此事。时京师长安“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26],首治地区尚如此,如济东王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也就很可以理解。南北朝而及元明,此风不坠。如东晋祖逖手下一批游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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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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