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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游侠的发展历史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7:54
作者: 汪涌豪  

   在风雨澒洞中崛起:先秦游侠的勃兴

   游侠的产生大概是很早的事,至少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由于“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闾巷布衣之侠,虽修行砥名,仍湮没不被后人所知。

  

   儒家不载游侠行事,或是对此一人群的信念、做派有所保留,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和至高理想毕竟不是狂狷和刚勇。墨家较之儒家似更好尚侠义,其不载游侠之事出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或许作为力主兼爱、尚同和非攻的一派,它的理想指向在天下共享乐利,人人安居乐业,并不希望一味以自我牺牲或尚气动武制止暴力铲除不平,所以在行动上苟利天下,虽蹈险赴死也无所回避,但落实到理论上,为避免被别家别派认定为粗蛮,只知以暴止暴,同时也为向人主或世人表明自己主张的平正可行,觉得不宜对所行侠事太过张扬。当然,也有可能是儒墨两家另有文献记载游侠事迹,只不过因种种原因,在汉初就已佚失。

  

   不过,不见于史籍记载,不等于其时游侠不存在。并且儒墨两家不载,其他先秦文献未必不载。事实是,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就留下不少古代侠义之士的活动踪迹,让后人得以了解后世游侠先驱超凡的作为和卓荦的人格。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所载鬻拳,显然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侠义之士。时巴人伐楚,文王领兵抵抗。后败回城门,为大阍鬻拳所拒。文王没法,只得率军转伐黄,败其师。回军途中,染疾而死。先前,鬻拳就曾强谏文王,并以武力迫其出兵。文王不幸身死,使鬻拳感到自己“惧君以兵,罪莫大焉”,所以料理完丧事即自杀以谢。鬻拳拒不纳文王,是因其怯敌辱国,而当君死国,便毫不犹豫以死相报,可谓侠节凛然。《文公二年》所载狼瞫也同样。古时随君御车之人以右为尊,当秦晋战于殽,居右者为莱驹。后晋襄公抓住一俘虏,命莱驹处决,莱驹为俘虏的呼声所震,兵戈脱手,狼瞫见状速斩之,由此取代莱驹之位。此后,先轸无故将他黜退,改用续简伯,这使他十分气愤。朋友问以“盍死之?”他答道:“吾未获死所。”朋友说:“吾与女为难。”他不同意,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子姑待之。”及秦晋彭衙之役,他一待两军列阵完毕即率徒属出击,晋师随之掩杀,结果秦师大败,但狼瞫再没有回来。这种视名誉重于生命,虽名誉受损也不肯妄杀上司或就此轻生,以为杀人是暴乱之举,自杀是志行薄弱之征,必待国有战事,然后奋死于阵前的精神,实在是十分感人的。

  

   与鬻拳、狼瞫两人的行事不同,《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北郭骚又另有让人扼腕感叹的地方。北郭骚家贫,靠结罘网、捆蒲苇和织屦履奉亲,因不能维持生计,求见齐相晏子。晏子仆人识得他是“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贤士,极力怂恿主人满足其要求。晏子见如此清高之人独向己告贷,颇为自得,遂以钱粮相赠。北郭骚“辞金而受粟”,不道谢就走了。不久晏子因见疑于齐王而出奔,行前来辞。北郭骚沐浴而出,问明情由,只淡淡地说了句“夫子勉之矣。”晏子很失望,感叹自己不会识人,该有今天的出亡。北郭骚见晏子一走,立即召来朋友,告以“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然后穿戴齐整,让友人操剑奉笥从见齐王,力言晏子当世大贤,倘失其人,齐国必遭侵凌,自己不忍见齐国被侵,故先死一步,来此特请以一己之头为晏子开脱。友人将其头颅放入竹笥,然后告观者:北郭骚已为国而死,自己也将为北郭骚死。归家果然也自刎而死。齐君闻知惊骇,想到晏子得人爱戴如此,亲乘驿车将他追回。时晏子刚走到郊外,听说此事,感叹自己不识人到这种程度,被迫出亡,岂不很应该。北郭骚一旦受人恩惠,不惜以身相报。友人激于义气,感于知己,也能以死报答北郭骚的信任,真可谓人以群分。此后,有侯嬴报平原君恩,刎颈而送之事,北郭骚及友人的侠行,足以与之相辉映。

  

   《新序》载有春秋时吴国张胥鄙、谭夫吾两人事。张、谭本是朋友,后因志趣不同绝交。不久张获罪将死,谭带人将其劫出。当张发现是谭救了自己,以为君子不因涉身险地而改变志节,与其以危易节,不若回牢就死。吴王阖闾闻之,颇壮其行,令吏释之。但张仍不愿出去,以为既义不同于谭夫吾,不能接受他的解救,自也不能接受因他的原因所获得的赦免,然后撞墙而死。谭夫吾听说后十分感慨,以为自己好任事而不取诲佞,今不知人意,擅自行事,实属愚蠢。愚不可事君,佞不可接士,有人不愿赖己力而活,那自己活在世上也没意思,于是绝颈而死。刘向以为:“谭夫吾其以失士矣,张胥鄙亦未为得也,可谓刚勇矣,未可谓得节也”。这一评价纯是站在旁观者立场,心平气和地作出的,于豪侠之士的心衷全然未着痛痒。豪侠之士自有其独立不苟的志节和操守,他们光明磊落,恩怨分明,如不当意,虽丝毫也不愿假借转换,更不要说生死肉骨了。既然义不相同,自不能假恩苟活。相比于假恩苟活带给人的耻辱,他们认为选择死是更为容易的事情。

  

   《史记·赵世家》所载程婴、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事也十分壮烈。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谋诛大臣赵盾,杀赵朔、赵同并灭其族,赵朔妻怀遗腹子侥幸得脱。原是赵朔门客的公孙杵臼找来主人旧友程婴,问其为何不随友人死,程婴答以朔妇有遗腹,若幸得男婴,当抚其长大;若是女婴,会安然就死。不久赵妻生下一男,两人将他们母子藏了起来。屠岸贾听说后,为斩草除根,在宫中大行搜捕未得。程婴问公孙杵臼:“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没正面回答,反问其育孤与死孰难?程婴以为求死易而立孤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他出外找来一男婴,藏匿山中,由程婴假装出首告发。屠岸贾不知是计,将公孙杵臼与假孤儿杀死,而真的赵氏孤儿赵武则由程婴带离险地。十五年后晋公谋立赵氏孤儿,程婴遂带其返回宫中,杀了屠岸贾,灭其一门。再过五年,赵武长成,程婴请来诸大夫,告以“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程婴说:“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竟自杀以谢。也是这位刘向,在《新序》中称“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友厚士矣”,但“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不知程婴之死是感赵朔之德,公孙杵臼之信任,且成全自己本就想死的初志,所以必继死而不愿偷生,这原本是侠烈之士立身处世的信条,哪里存在过与不过的问题。

  

   要之,上述诸人皆无游侠之名,但慷慨慕义之举,舍生忘死之志,视名誉高于生命,言出必有信,受恩必施报的做派,与后世游侠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后人多将他们视作游侠。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就说:“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春秋之时,晋有公孙杵臼、程婴、毕阳,秦有偃息、仲行、缄虎,吴有专诸,皆可谓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者。”当然,如前所述,游侠是一群高自意气,交党结伦,以急人所急解人困厄为务的人,等而下之,也有兼为雄桀、豪猾乃或盗贼的。上述诸人或持臣节,或为门客,或干脆为隐者,平居不异常人,其慕义行侠皆激于事变,有的则出于良智良心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与后世游侠如朱家、郭解等人行事仍有一些区别,所以这里姑且称他们为游侠的先驱。

  

   至春秋末、战国初,乃至整个战国时代,游侠作为一特殊的社会力量,趁乱世风云际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活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综观此期游侠,如依司马迁的划分,布衣之侠除前及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人外,要数毛遂、鲁仲连和唐雎为最著名。

  

   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秦军进攻赵国,包围赵都邯郸,赵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欲在门下食客中挑二十位文武兼备者随行,但只得十九人。这时毛遂主动出来请求随行。平原君并不认识他,当得知其已入门三年,都未见左右称颂,可见无甚长处,无意带他同去。毛遂说:“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遂听其行。到了楚国,平原君见楚王谈合纵事,楚王有意拖延,从早至午一无结果。一众随行计无所出,毛遂见此,挺身历阶而上,按剑对想叱退他的楚王说:“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然后力陈不可恃势逞威之理及秦将三战败楚的旧事,指出合纵者为楚,非仅为赵,把楚王说得心服口服。又为使楚王无由反悔,取来鸡狗马血,奉铜盘迫其歃血发誓,终使楚赵两国达成了协议,共退秦军。

  

   齐人鲁仲连胸藏计谋,但好持高节,不愿出仕。某次游历赵国,时赵经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余万,不久都城又被秦军围住,各诸侯国惧秦强大,不敢出兵相救,魏王甚至派客将军新恒衍入赵游说平原君,让赵国尊秦昭王为帝,以求秦退兵,平原君犹豫不决。鲁仲连闻此,急忙求见平原君,要代他义责魏使。新恒衍初不愿见,见后又诬他爱管闲事是有求于平原君。鲁仲连不以为意,慨陈大义,以为秦国弃礼义而上军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倘为帝操天下之政,自己只有蹈东海而死。然后又讲了秦称帝之于各国包括新氏本人的害处,以及自己准备联合梁、燕、齐、楚助赵御秦的计划,令新恒衍由衷赞叹:“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士也。”秦军听说赵国有此奇人,退兵五十里。又适会信陵援军到,遂罢兵退出邯郸。事后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遭坚辞。无奈只得排酒以千金为其寿,鲁仲连笑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非所愿为。说完辞别,终生不再相见。

  

   出使秦国不辱使命的唐雎,也是一位侠义凛然的人物。秦王欲强以五百里地和魏安陵交换,安陵君不允,派他出使向秦王说明。秦王得知自己所请遭拒,十分气愤,称秦灭韩亡魏,所以不灭安陵君,只因他是长者,不忍加害。如今连换一块土地都不允,是否意存轻视?唐雎答以先王之地不敢轻易,秦王听罢大怒,以天子一怒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雎见其全不讲理,也不再以礼相对,反问其可听说过布衣之怒?秦王鄙夷地说:不过是去帽脱鞋以头抢地罢了。唐雎以为这只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人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已有瑞兆从天而降。现在自己要效仿他们所为,并其三为四。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说完挺剑而起,秦王惊恐,长跪而谢,感慨韩、魏被灭而安陵却以五十里地独存,是因有唐雎这样的人。

  

   专、聂之事已见前述,要离事见诸《吕氏春秋》。说的是吴王屡次欲杀王子庆忌而未得,要离知道后,主动请求行此事。吴王认为他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轼,不能当此重任,他却以为士患不勇,不患怕不能成事。吴王遂依所请,佯加其罪,并将其妻子焚骨扬灰。他就此假装怀怨出逃,来投庆忌。庆忌因此对他全不加防备。某次两人过江,要离突然拔剑击刺,被庆忌打翻,投入江中,他爬上船再击,又被投出来,如此三次,庆忌感其忠勇,没杀死他。回到吴国,吴王念他劳苦,欲与分国,他坚拒之,认为自己杀妻子以成事是不仁,为故主杀新主是不义,三浮三没,蒙人宽恕而不见杀是为辱。最后伏剑而死。唐雎欲效仿他们,其慕义豪侠的气概,确乎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前辈。并且,与专、聂、要三人不同,他慷慨不避难,不畏死,面对强蛮无理的君主,挺身维护弱者的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大而为黎民百姓,高扬平等的人格和布衣的声威,更具有侠烈的光彩。

  

战国时的卿相之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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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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