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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游侠: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5:16
作者: 汪涌豪  

   游侠由战国时士阶层分化而来,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奋盛于一时。那到底什么是侠,游侠的社会面貌是怎样的?进言之,游侠属于士阶层中偏尚用武一类,作为一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关系如何,与当时同样由士建立的诸子学说是否存在思想联系?在那个纷乱无序动荡不居的变革时代,又能否构成一独立的社会集团?所有这一切都是深入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在展开对游侠发展历史的纵向寻绎和其社会关系、行为方式及人格特征的横向考察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基于史实的合理判断。

  

   释名与异称

   依现存的史籍,尽管《庄子·盗跖》篇有“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称“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侠,本朝不静,草木早槁”,但最早提及侠之名并对其作出论断的是《韩非子》。韩非在该书《五蠹》篇中,曾对游侠作了猛烈的抨击: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联系该篇其他段落的论说来看,这里所说的“儒”指“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批人,也即《八奸》篇所谓“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中的“辩士”和“能说者”。所说的“侠”,则指“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之人,也即《八奸》篇所谓“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中的“剑客”、“死士”。在《五蠹》篇中另有“游侠私剑之属”、“国平养儒侠”等语,则是对游侠的直接指称。

  

   韩非重法,以严刑峻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依着人性会随文明转进而日趋刁伪的认识,他坚决主张排斥那些“文学之士”和“辩智之士”,因为这些人学道立方,语曲牟知,心有主见而不易调派,凭着一己的闻知和自主意识,足以对专制君权产生情感上的疏离,乃至行为上的反叛。与此同时,对那些行剑攻杀的侠他也十分反感,认为这些人以私剑之悍,铤而犯险,直接危害法制,却被人目为“磏勇之士”,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他看来,耕战是国之大事,所以应使耕者,那些“力作而食”的“生利之民”能富;让战者,即那些“寡闻从令”的“全法之民”得贵。倘颠倒过来,“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基于此,他提出自己最基本的治国之术,即“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文中“无先王之语”,针对乱法之儒言;“无私剑之悍”,针对犯禁之侠言,是至为明显的。此外,在《八说》篇中他还提出“人臣肆意陈欲曰侠”,“弃官宠交谓之有侠”,这两种人或比前述的“剑客”、“死士”地位高些,但不服从君主的权威,不遵守国家法令则如出一辙。

  

   行文及此,不妨再结合“侠”的文字学解释,进一步探讨韩非所谓“侠”或“游侠”的内涵。在今天可见到的商周甲骨和金文中未见“侠”字,而只有“夹”,其形似中间站一大人,两边各有一人挟持。《说文解字》谓:“夹,持也,从大,侠二人。”至于“侠”,《说文》释为“俜也,从人,夹声”。段注引如淳言并发挥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甹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所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

  

   古代“夹”、“挟”、“侠”三字相通。“夹”的原义既是大者受两人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也有“夹辅成王”之说,《汉书·季布传》颜注谓“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衡以段注所引,可知“侠”的原义当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自春秋而及战国,这些被称为侠的人羽翼日渐丰满,凭借着从主人那里获得的权力,开始不顾君臣大义,好逞私勇,行犯上作乱之事。在当时“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大争之世,他们的行为正足以构成对专制君权的威胁,所以韩非子才有“人臣肆意陈欲曰侠”的说法,并力主予以严厉制裁。

  

   而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又只是以这些不法之臣为主人并受其役使的。前及《五蠹》篇所说“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又说“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些人与主人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人可能对他们以礼相待,结以恩义,他们对主人的厚遇乃或知遇之恩自然须臾不忘,为其效力而不惜身死。在两者之间,势必曾发生过许多让人击节扼腕、感叹不已的不平常之事,时人遂因其为侠者而称之为侠行。再扩而大之,他们那些重义节、轻死生之事,在当时纷争不息的社会上广泛流传,依其行为作派而聚徒属,立节操,显扬声名的人自不会少。凡所作为有合乎他们行事原则的,也就自然会被人视为侠。韩非子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又可以证明这一点。所谓“弃官宠交”,依松皋圆的解释,指“弃官而爱交友者,如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旧友魏齐同行去赵之类”[1]。虞卿之事见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虞卿时为赵相,朋友魏齐与秦相范雎有仇,亡奔赵国平原君,秦昭王听到消息后,逼迫平原君交人。魏齐见事急,深夜逃出来求庇护。他料想赵王畏秦强大,最终一定会屈从压力交人,而自己又无力劝阻,于是解挂相印,与魏齐一同出亡。虞卿虽非扶持大人,为权臣豢养的侠,相反,处于养人的地位,但他的行为显然是非常人所能为的侠行,故被时人视为侠。

  

   继韩非子之后,对游侠作出更明确定义的是司马迁。不过他并没有拘限于“侠”字的本义,仅以之指称那些扶持大人并供其使令之人,而是着重于品行和人格,对游侠作了新的界定。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他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

  

   (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对其人予以热情的赞美。

  

   先前,许多论者谈及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大多偏重后半部分的赞美之辞,以此比较他与韩非及以后班固的不同,而对“行不轨于正义”几个字多有忽略,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诚然,由于司马迁为人“尚气好侠,有战国豪杰之余风,故其书叙用兵、气节、豪侠之事特详”[2],又由于他“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3],对游侠多有赞美,几不容口。但他毕竟是一位务实崇信的史家,能不虚美,不隐恶,故予赞美之先,不忘点出其行不轨的一面。至于之所以措辞简单,略致其意,可能是出于不想过分突出以免喧宾夺主的考虑。到了具体论述游侠行迹时,他便丝毫不为讳饰,对那些仗势欺人的暴豪之侠更多讥评,直斥为“盗跖居民间者耳”。

  

   还有一种说法,断言是司马迁第一次为游侠下了定义,而不认为韩非子所论与其存在有内在联系,这也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说,韩非子提倡法治,他法术势理论的全部精要,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对君主绝对权威的强调。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对犯禁之侠多有否定,力主人君以强权裁抑。他所说的游侠私剑之属“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正是以后司马迁所说的“行不轨于正义”、“时捍当时文网”。并且,这种好聚徒、树节和显名,也正是《游侠列传》所载郭解等人行事的基本特征。至其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游侠重义气,热衷于救人困厄,而不以私利萦怀的特点,与司马迁所论也如合符契。据此,应该可以说二人所论之侠存在着前后承传的关系,《游侠列传》一开首即引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语,也决非漫设无谓之辞。当然,由于所持立场不同,司马迁评价时的侧重点与韩非子有些不同,且论述也较韩非为具体生动,所以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更大。

  

   自后,班固等人的论说多承两家而来。班固思想较司马迁正统,他从维护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角度出发,在所作《汉书·游侠传》中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深致不满,尽管他的判断标准直接导源于儒家上下相顺、各有等差等传统观念,但因着眼点落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精神仍与韩非子有相通之处。其所谓“意气高,作威于世,谓之游侠”,也颇合于韩非子的“立节操,以显其名”。当然,他对游侠的另一面也并不一概抹杀,所揭出的“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与司马迁赞不容口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正可互为发明。再后,如三国魏曹植《七启》谓:“雄俊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此乃游侠之徒”,刘劭《赵都赋》谓:“游侠之徒,晞风拟类,贵交尚信,轻命重气,义激毫毛,节成感慨”,基本上也是基于上述数家所论来作概括的。再看前引荀悦的定义,尽管出于和班固相同的目的,他对游侠多有贬抑,但所勾勒出的这类人物的个性品格,实在并无异于司马迁及其他诸家。

  

   此外,本着对游侠人群特征的认识,历代论者还赋予他们多种称名。如因其人多不恃常业,不治生产,好周游和交游而称其为“游侠”自不必说。又因其豪纵不受羁勒,称“豪侠”,如《后汉书·马援传》谓“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因其为人伉直耿正,称“伉侠”,如《汉书·朱博传》谓博“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因其重气持节,不为苟且,称“气侠”或“节侠”,如《梁书·裴之横传》谓横“少好宾游,重气侠”,《史记·刺客列传》载田光语,谓“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因其轻侻狂放,多不拘形检,称“轻侠”或“狂侠”,如《晋书·汝南王亮传》谓司马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皇甫枚《三水小牍》谓李庾四子“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因其孔武强悍,膂力过于常人,称“壮侠”,如《魏书·崔秉传》谓秉从征,“招致壮侠,以为部卒”;因其敏捷矫健,有不凡的身手,称“健侠”,如《后汉书·董卓传》谓卓“性粗猛有谋,……尽与豪帅相结,……由是以健侠知名”;因其性格粗犷,不愿受礼仪法令的拘束,称“粗侠”,如《北齐书·毕义兴传》谓义兴“少粗侠,……常劫掠行旅”;又因其多妄作威福,时捍文网,称“奸侠”,如《北齐书·李元忠传》谓李愍“少有大志,……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此外,因游侠多用刀剑,又有“刀侠”、“剑侠”之称。有的游侠荡行江湖居无定所,无意沽名钓誉,不愿轻露身份,人称“隐侠”。

  

又因为游侠大多豪纵狂悍,偏尚强力,为人耿直多气,不愿屈从权势,常被人视作人中豪杰,故历代典籍对之还多以“豪杰”、“豪桀”乃或“豪猾”相称,例如《汉书·游侠传》称“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即是,甚至凡与“豪”相关的称谓,有时皆是游侠的代名词。也是在《汉书·游侠传》当中,有“何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所谓“名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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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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