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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中国游侠史论》绪论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3:46
作者: 汪涌豪  

   公元2世纪,史家荀悦本“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的救世热忱,写了一部《汉纪》。在书中,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他是这么说的: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

  

   显然,在他看来,游侠、游说和游行三者都是大违道德礼义,不拘成法,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去应奉之职守,当务之正业,而追求一己的声名,偏逞个人的私臆,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并且,文中将游侠列在“三游”之首,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是异常强烈的。

  

   为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不妨先从游说、游行的崛起说起。游说,顾名思义,是指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之人,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1]。这类人物,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有诸如攻战、会盟之事,都会派使臣前往联络。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不丧权辱主,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其事详见《左传》。再看游行,作者也说得明白,“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乐行其道,以立功业于世”。也就是说,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到周秦之末情况改变了。春秋末、战国初,随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之事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又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2],待春秋末期,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的知识,还有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乃或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人君急须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人所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与此密切相关,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总之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所以在游说者日众同时,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增加了。

  

   那么,何以在游说、游行者并出的同时,其作为单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这与东周以降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世道与风俗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世风的不同做过一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春秋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春秋时,犹重祭祀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此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3]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可以说是他所列举的诸项礼义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至所谓“士无定主”,是说当日士人的宗国观念淡薄,惯于附势趋利,哪里有利个人发展就往哪里凑。由于撇开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所以做出许多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所不齿的事来。荀悦称游说“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绐徒众”,游行“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即据此而言。

  

   游侠的产生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游说、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那么游侠同样是趁此百废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和制度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故荀悦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做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荀氏当然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三游”,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有一群漠视成规,按个人原则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以后,苏轼由前及士的失职而及战国时游侠的崛起,将任侠之风之所以迅速弥散的原因说得更为剀切: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4]

  

   推原苏轼的意思,认为智勇辩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与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终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逐横于天下”[5],他的论述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在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辩、力四类,智、辩即智能之士,善辩之士,属于偏尚用文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偏属用武的一类。倘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之士。

  

   因此,接着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以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能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

  

   应该说,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平居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对此,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这庠、序、学、校四者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6]以后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训条,教学内容一“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西周大学教师称“师”,乃或当时称教师为“夫子”,皆是对军事名称之沿用[7],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论说。

  

   那么,这些旧时的武士是何时转变为后世的文士的呢!顾氏以为在春秋末期,并举孔子死后,孔门日渐倾向内心修养,不再以武事为急,甚至羞言戎兵以为说明。不过他同时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8]。

  

   余英时基本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指出顾氏前后行文至少存在如下两处矛盾: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此其一;其二,文中既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则不能同时又称“古代之士皆武士”[9]。其实,这是顾氏行文逻辑混乱所致。察其本意,是想就最早的源头指出古代之士皆为武士,而又提出“文武兼包之士”,表明他对古代士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至于文武之士分途发展,则是就其流变而言的,与文士由武士蜕化而来这一对源头的解说并不相悖。

  

   武士,或者说古代受到过六艺教育并文武兼备之士,至战国时分化为文武两途,是与当时大变动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当日各国统治者为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以求有所发展,也乐于为人主所用。依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虽然可称全面,“春秋教以礼乐”,使他们知礼能武,“冬夏教以诗书”,又使他们会断章取义,赋诗以言志。但落实到各人,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之别。前者发挥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出头、任气尚义的侠士,原是很自然的事,并非顾氏率意妄断,或为行文之便,偏举两端以为对待。故此,这一说法赞同者较多,而其中吕思勉所谓“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10],应该说最为简切允当。他不说好文者为儒,而泛言为游士[11],似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情。

  

   战国之士分而为两途,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还可以从时人对士的称谓中得到证明。战国时期所谓士有多重含义,就类别而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如《墨子·杂守》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伎士”等几类,《商君书·算地》则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等五类,《庄子·徐无鬼》更将之细析为十二类。不过,总括这一时期文献,大抵有文士、武士、低级官吏、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和方术士等六类[12]。

  

文士具体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是以道德节义著称的道德之士,包括所谓“通士”、“直士”、“志士”、“修士”;一是崇尚学识的才智之士,包括“文学之士”、“辩士”(又称“弘辩之士”、“辩说之士”、“辩知之士”)、“法士”(又称“能法之士”、“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法律之士”)、“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言谈之士”、“谈说之士”)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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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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