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涌豪: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2:33
作者: 汪涌豪  

   倘要追溯游侠研究的历史,远可上溯至太史公,近则难言。究其原因,如宫崎市定所言,与这一人群倏尔起灭,东汉后群体性地转为儒生,再未以群体形态出现有关[1]。类似的说法自然不仅见于宫崎氏,按传统的认知,游侠能秉公道解缓急,是其感激人心处,但以武犯禁,终不轨于正义。又,“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2],其难引起人足够的关注也可以理解。但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国人的国民性,崇侠、慕侠与颂侠从来寝成风气,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相较为著也是不争的事实。然则,何以史家对其轻忽漠视如此?

  

   原因既基于观念,也因于实践。更多的时候呈现为两者的相互交缠。中国自来的历史,如李大钊《史学要论》所说,多重上帝、皇天、圣人与王者,进而至于为“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很难找到底层百姓的踪迹。故20世纪初,有梁启超出来,检讨旧史学忽视国民的全部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从内容上揭出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四弊”,方法上又归结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与“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二病”。依他的认知,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宜其超越“一人一家之谱牒”,是为“新史学”[3]。以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再申其义,力陈“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者皆与有力焉”。惜乎本人未有具体示范,而其时又有推崇汉学的潮流来袭,使“新史学”倍受冲击。再十年,唯物史观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成为史界主流。然后来的检讨,是得者多,教训也不少。直到80年代帝系即历史、尤其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人口、家庭、宗族等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蓬勃兴起,终使史学研究实现了由精英的历史向普通民众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向日常生活的历史、一般历史事件向重大社会问题的转向[4]。当然,这种转向与梁氏主张是否属“同一谱系”尚需细加分疏,不过其重视“民史”的立场,与被新时期学界视为圭臬的“年鉴学派”有内在感通却是事实。

  

   众所周知,“年鉴学派”持一种“整合的历史观”(Integrated historical view),提倡拓展史料来源,写成“全史”或“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为此,他们广泛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计量和比较方法,尝试跨学科综合研究,尤重视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研究,并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要求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家带着现实关怀,展开有倾向的研究。由此,解释与分析最终替换了静态描述,问题史学最终取代了叙述史学。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新史学”为代表,包括比尔德与贝克尔的“进步学派”,已为此派崛起酝酿了足够的气氛。尤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能公开质疑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与国家有关的偏见,又不赞成兰克、德罗生等人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历史的做法,声言那不过是一种最古旧、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历史,在所作《新史学》中主张历史研究应融汇社会学、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知识,在20世纪中国学界造成很大影响。将其引入中国的何炳松认为,该书的贡献就在于揭橥了“新科学”之于抉发历史真相的意义,而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考古学、古物学与社会学等。以后,“年鉴学派”代代相继,演成浩大的声势,其共时性的“社会时间”意识冲荡了兰克的旧史学,以致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要说,随着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也会越来越历史学化,他并认为:“这样对两者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5]。于此又可见这一研究理路的世界影响。

  

   由此我们看游侠研究,就不会觉得这种着眼于底层与边缘的考察是一种牛花茧丝的无谓辨析,崇古非今的骸骨迷恋。我们重视游侠研究,意在呈现边缘,而不是去中心;意在完善认知,而不是逐碎片。因为正如本书已充分展开、此处又可以归结一说的,专注这一特殊人群,考察其早期身份认同与晚期自我重塑的变化过程,开显其脱序的生存之道之与帝国政治结构中社会组织原则与治理方式的对峙,其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之与宗法社会乡礼、族权与师道的紧张;还有,因其在所容身的乡村闾里自掌权柄、自操生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强权的宰制,抹平了身分的桎梏,加速了帝国后期专制强化背景下,身分社会不同程度的瓦解和夷平化社会形态的出现。当然,还包括其卓荦的人格之与传统中国人精神伦理的冲击与再造。凡此种种,是很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更深细地把握从村社、家庭到个人这样的“微观共同体”,从国家、经济到民族这样的“宏观共同体”许多被遗落的方面的。

  

   而这样的把握,又能在观念上纠正来自正统人士将其截然措置于儒家对立面的贬抑,乃或一般民众将其越情超拔出伦序与礼俗的误解。譬如明代,事功卓著的文人汪道昆,祖父有“节侠”之誉,他虽为显宦,却心喜任侠,就曾对韩非的旧说提出异议。他说:“文则苛细,文而有纬则闳儒;武则强梁,武而有经则节侠。二者盖相为用,何可废哉”[6]。又说:“韩子以乱法讹儒,犯禁讹侠。夫乱法非文也,何论儒?犯禁非武也,何论侠?下之为曲儒,为游侠,文武谓何?”如此将“不游而节”与“不曲而通”联言肯定[7],实指出了帝国晚期游侠之与秦汉时已自不同的事实。

  

   盖明清两代,虽不能说已无显宦、暴豪为侠,但更多侠者沉沦民间,为商为医,乃或为僧为道,却是事实。许多人即使自命为侠,也多顾忌社会的观感,而不仅依凭群体的认同。其间放佚粗豪者自归而为盗贼,与无赖奸滑杂处;而执道有守者安居乡邑为人望,避迹市廛为隐侠,仍多能行义,至于替人致祭营丧,主持公道。如“宜春人刘绍箕,为人在儒侠之间,以至于乡里中少年,时常私下借其名以行”[8],他的身份很难确定,就可视为“隐侠”。洞庭山商人吴敬川“存无射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舆论,检镜所归以谋生,不无废著为业,乃其心则旷然玄远,不局脊于世氛淟涊。即所居旅邸,亦自是萧闲雅静。楼之中列图书玩好,而楼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写性情。客至则留连觞咏”,是“虽不以富贵任侠称雄长,而谓之笃行君子”,“是非不贾,贾而贤,贾而与士君子游,混于贾而超于贾”[9]。南京上元县丝绸铺户李昌“数延名师,儒教子孙”,“日惟与故旧置酒高会,遇风日和美,辄肩舆返故丘,寻松冈村佳处,壶榼自随,上下冈阜为乐,有超然遗世之意”,一时荐绅先生“皆折节愿与李君交,由是李君之门多长者车辙矣”,亦似隐侠;但他“喜读书”,始观之,“盖退然质鲁人也,然能通识古今。其在荐绅坐,有言及汉唐事者,君能辨说首尾,无毫发遗”[10],又近儒。闵龄早年经商,“殆长,卓荦不群。业儒,鄙于占毕章句。习韬钤骑射,又谓非太平美事。乃挟重资,侠游江淮间,喜狭斜行”,以后“弃而工诗,垂数载,诗名籍甚。所交皆荐绅贤豪,递相倡和,排肝刻肾以致呕血。遂从方士游,授补道术”。[11]如此在各种身分中自由出入,欲遽断其人其行之妍媸就更难了。

  

   若专就士人的人生意趣与选择论,则儒与侠的界限也不易分明。典型的是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儒侠互补的大人物。如王阳明早年豪纵不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他“性豪迈不羁,喜任侠”,王畿《滁阳会语》说他“英毅凌迈,超侠不羁”,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因其“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并将这两者与辞章、神仙和佛氏并称为“五溺”。用他本人的表述,是独不取“乡愿”。“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12]受其人格感召,他的信徒几乎都与侠结下不解之缘,王艮力主独立思考,为人意志顽强,令阳明都为之震动,称为“真学圣人者”[13],并为“吾党今乃得一狂者”欣喜不已[14]。以后演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从王襞、王栋到颜钧、何心隐等人皆意气高,行事奇,有狂侠之风。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对此虽有腹诽,仍多记其事。尤其颜钧,因“好急人之难”而被黄宗羲径称为“游侠”。[15]何心隐“其学学孔”,然家饶财而独不肯治生,奔走四方,广结奇士,赤身担当,“其行类侠”[16]。二人后来结局都很惨烈,与他们所怀的侠烈性情显然有关。泰州诸儒外,王畿也是阳明后学中的狂士。与何心隐不同,他虽力斥豪杰所怀意气为有碍心之本体[17],但为人却放浪不羁,“少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18]又蔑视道学,慕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19]要之,明代儒学解放运动代表了侠近世演化的重要面向,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剧烈又近似东汉党锢之世,其时士人奋不顾身,敢触世网,不淫不屈,荡轶俗常,既有儒学提供的社会批判的义理资源,从游侠行事与人格中获得的行动力量亦自不小。

  

   而明代“山人”为侠,更展示出儒侠相杂的复杂一面。本书已有讨论,明中后期“山人”盛行,这批人以诗书为交游之具,以幕修赠与为生计之方,流品颇杂,社会声誉不一[20]。有的遍挚达官,成社会公害,但也有人德冠一方,流声乡邑。这其中,又有不少人出身商贾,或本人就是商人,如此商与儒、侠交杂,面上看似了不相及,细审之,商人善理财而丰赀,山人能诗文而多才,其为生计而不能局处则一,由此其享有更大的空间自由与心理自由也多同。又,商人虽附四民之尾,有时精于算计,然受侠义精神感染,常能轻财重义,急公守信,与山人无名无位,有时虽不免屈志事人,但热肠在腹,每无顾忌,也有一比。此时儒与侠的合一[21],再加商的介入,使得其人群与人格呈现出越然于惯常认知的复杂面相,欲再行简单的二值判断就难中肯綮。譬如沈明臣、王寅、詹濓、吴守淮等人都是由商人为山人的,然又都好侠。特别是沈明臣,“以诗名”,与俞允文、王叔承等十数人“尤为世所称”,[22]为人“廓落大节,风流自命”,“慨然思以功业自见”[23]。尝有诗赠同样任侠的王寅,“与余一见钱唐上,谓余任侠心相投。屡月阴晴事征逐,携钱数过酒家楼。论心不在古人后,抚掌大笑轻王侯”[24]。比之上述李昌等人,商人的充分儒化与充分侠化相夹杂,不仅呈现出“侠商”的特有气象,也使所谓“儒侠”终而至于有了“侠儒”的面目。其时,汤显祖有“独怪江楚之间,不少学者。江多儒侠,而楚多侠儒”的感慨[25],其实儒侠一体而泯然于众人,许多时候已是当时为侠者的常态。显然,这是早前的韩非或班马所不能范围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惟对了解游侠本身很重要,即对了解晚期帝国社会的变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方法上,承前及对梁、李与“年鉴学派”的介绍可知,超越王朝史、制度史与政治史的单一视角,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组合与流动,尤其超越帝王将相等个别人的专题研究,关注其他社会群体如胥吏、幕僚、乡宦、商贾,包括无赖、盗匪等不同身分集团的活动,对完整呈现古代社会的历史全貌显然具有拾遗补缺作用。尤其近世以后,这些人已成为社会基层最活跃的分子。游侠与上述人等往来频繁,身分夹杂,某种意义上也同样。所以,关注其男豪与女侠、少年与壮酋等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群特征和活动方式,对了解一个时代朝政、吏治、刑名、户籍及民风民俗都有莫大的助益。

  

前及“年鉴学派”到以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为代表的第三代,一直提倡所谓“新历史”,其关键词除大跨度、结构性、历史人类学、物质文明与形象和想象外,就是边缘人群的研究。游侠曾一度进入历史的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6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