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涌豪: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2:33
作者: 汪涌豪  
更多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其与体制总体对立,但有时也有被动的顺应,但终究处在受打压的地位。如汉时赵广汉治颍川,吏俗朋党壅蔽为奸,其因势孤为众制,遂以受记、案问、投书和告讦等法破坏其党,使离散为己耳目,后强宗大族彼此结仇,奸党散落,风俗遂大改。后周韩褒治北雍州,州带北山,尤多盗贼。褒密访知俱豪右所为而佯装不知,反厚加礼遇,一边悉召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置为主帅,分其地界,如有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惶惧首服,群盗屏息[26]。其事为治汉魏六朝者所熟知。然唐以后此类事仍有,如北宋石公弼“以枢密直学士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贼巢穴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公弼严赏罚督捕,尽除之”[27],却常为研究者所遗落。其实,宋以来随商品经济的活跃,一批批被土地抛离出来的游手浮寄离开故土本业,有许多确实沦为盗匪。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就此提出过“社会盗匪”概念,来指称这些“出自乡间的不法之徒”,认为这些人“虽然是地主及官府眼中的罪犯,却始终留在乡间社会,更是同乡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是为众人争取权益寻正义的斗士及复仇者,有时甚至是带来解放、自由的领导人物”[28]。但布劳克(Anton Blok)不同意这样的解读,认为“与其说盗匪是贫者、弱者的领导,不如说盗匪控制他们,并以此与对其有利的阶级联络,甚至帮助上层阶级来镇压他们”,所以他反对沉醉在“盗匪乃社会正义维持者的假象中”[29]。倘若我们能拉开视距,检视宋以后窜身为盗匪的游侠的活动,就能对其较之秦汉游侠为复杂的立身行事有更真切的了解。

  

   再如,明清两代,经济发达和绅士地主城居化,使得社会上“无赖群体”异常活跃[30]。他们联手劣绅,结成党群,相聚如物之有行,成为职业性暴力行帮“打行”、又称“打降”的主力[31]。江南一带尤盛,所谓“里路新街等巷,恶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凌轹暗弱”[32]。究其原因,“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33]。所谓“生计甚难”主要是因赋税过重,其时“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34],以至“生齿最繁,恒产绝少”[35]。“打行”造成的危害,一度被人等同于甘州、辽东等地的兵变[36]。其间,游侠也曾有参与,凌弱暴寡,形同盗贼,甚至“吴下新有打行,大抵皆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为奸,重报复,怀不平”[37]。延至清初,“市井恶少,恃其拳勇,死党相结”[38],“游手无赖,各霸一方”[39],由“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40],其中仍有身分与之相杂的游侠。如果不结合底层流氓盗匪的活动,及这种活动与游侠的关联性,仅一味张扬其行为的仗义与人品的高洁,显然不能体得其情实,也不能尽显其与既有法律秩序与礼俗制度的紧张关系。

  

   还有,清代侠义小说风起,有表现仙侠主题的《绿野仙踪》,表现侠情主题的《儿女英雄传》,还有《永庆生平》这样的历史武侠,《施公案》这样的公案侠义小说,即女侠题材也纷纷出现。此前,这类题材的小说总共才20多篇,至此几臻百篇。王士祯、邹之麟、蒲松龄、钮琇、沈起凤、邹弢、王韬等人笔下均有之。其实,在常为人关注的小说之外,元杂剧除富贵为侠、吏民为侠和草莽为侠外,也写及仆婢为侠。由宋元而下,女性的上位,其背后有何种新起的社会诉求或舆论力量的支持?即使出于作者的向壁虚构,其能如此吸引受众的社会基础又在哪里?1904年,卧虎浪士叙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称“《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知识。”为何侠义的发扬——他所指的还只是专写男侠的小说——会有益于“妇女之改革”?凡此,也很值得从史的层面上予以切实的展开。

  

   汤因比曾经说过:“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41]。依照全息理论,对这种“基本单位”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不同人群的生活及其互相影响与制衡所造成的整体而潜隐的集体无意识,显然足以开显古代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真相。而这种生活方式又诚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说,“为对历史的任何全面解释都提供了基础”[42]。或以为这样的研究琐碎屑小,难得要领,而其背后传达出的取消主义更不可取,难称理性。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美国物质文化史家卡尔森(Cary Carson)的论断:我们对那些以往从未在历史研究舞台中心出现的普通大众或弱势群体的关注,“根本上并非因为他们的史学家庇护人是一些狂热的平权主义者”,而只是想指出“对历史研究忽视的大多数的认识,必然导致史学家对社会的新强调,即将社会强调为一个正在运行的有机体,一个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群体的共同体。”[43]它是一种方法论,由这种方法论倡导的“自下而上”(bottom up)、而非“自上而下”(top down)的历史观察,足以构建出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草根史学”(grassroots history)。游侠很大程度上来自草根,即使进入仕途,也难脱此草根性。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一切的历史都体现为游侠存在的历史;游侠存在的历史也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史”。

  

   综合上述两方面,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年来,已经有许多通代或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生活史著作,但于游侠人群并无多少着墨。间有专著出版,也基本局限于秦汉游侠研究,延及明清的很少。倒是单篇研究略略可见进展,讨论到了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的关系,泰州学派与侠,士商儒侠互济与明清佛教世俗化过程中僧人的侠客化等问题,晚清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关系及社会上的尚侠思潮,乃至清末民初士阶层游侠情结和近代侠义观念的政治化等问题,也间或被人提及。至结合鲁迅、郭沫若、老舍、沈从文、萧军的创作,讨论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指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侠义作为一种比喻符号而流通不辍,仍是有待我们探索的论题……为了践行他们的使命感,这些集文人与侠士于一身的作家以笔代剑,挑战威权。他们所显现的无私、叛逆、勇气、自我牺牲的行动,并不全都得归因于西洋文化的影响;它们也可以是传统侠义行为改头换面的作风”[44],虽未深入展开,却也颇有深意。不过总体而言,相较于已在展开的士绅、商贾甚至流民、盗匪等方面的研究,游侠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仍然比较薄弱。

  

   尤其是,许多讨论都聚焦在对其行为方式与人格特征的揭示上。由于其人在秦汉时的瞩目表现,有时这种揭示也被放置在朝堂政治的背景下,与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考察保持较好的联动关系。但更多的常停留在单一的层次,流于单纯的道德判断。其实,倘本着对一种多视角观察与立体深描的研究方法的坚持,联系其所处社会的历史地理环境,特别是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各阶层的人际互动方式,就会发现游侠之所以能从惯常的社会伦序中脱出,有时还居然获得这种伦序的支持。

  

   盖自商周以血缘为基础的里社合一制为战国时的国家集权瓦解,以地缘为纽带的新的人际连带的缔结造成了与官社相对峙的私社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尽管秦汉时国家用法来强调各级官社的政治功能,但最终仍未阻止其日渐离散;另一方面,因地缘、业缘关系结成的私社却日渐兴起,尤其是以宗族连接的宗社,在生产、婚嫁、造舍、周济、营丧、慰疾等方面,日渐显现出强大的凝聚社群的功能。如此每里皆有社,社虽有主,社人之间贵贱一体,如兄如弟,构成一稳定的社会基元,并影响及以信仰为纽带的佛道社、以职业为纽带的官品社、以性别为纽带的女人社的出现。游侠正是趁此封建崩坏,个人从血缘关系脱出,“发展为掩护个人的结合,由智勇之士集合一群人构成一个比较单独个人强大的力量”[45]。普拉尼亚(Roxann Prazniak)曾借用斯科特(James Scott)的“乡民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概念,强调中国古代地方上的“社文化”中,不乏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观念,认为这些观念往往成为推动百姓抵抗暴政的精神力量[46]。这其间,游侠无疑是发挥过某种正面作用的。尽管如前所说,其间也存在着负面的末流放失。

  

   当然,秦汉以来民社的存在及其运作表明,虽然里、社分离的趋势存在,尤其是,基于许多时候国家是鼓励地方自治的,宗族通过自治与国家相连接,成为解决成员纠纷的主要力量,久而久之,它不希望国家干预其内部生活,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成为抵抗国家的组织。但从根本上说,上述合一体制从未被真正打破。经由这种里、社的实质上的合一,汉唐以来中央集权对基层的控制力是非常强大的。汉时,虽帝社、郡社、国社、县社由政府组织致祭,县社以下才交由民间自主,但实际上这些社仍具官社功能,集权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远比想像的要强大,其维护这种控制力的欲望也强烈。以致直到唐代,仍不断有沮抑私社的诏命与法令见于史载。宋代随专制政体成熟,越来越得到强化的族权让另一种共同体发育完成,到明中叶后再与政权结合,在清代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一时房有房头,族有族长,族规因有王朝权力的背书,更获得了难以挑战的权威性。故奥村郁三(OKUMURA Ikuzo)就指出中国民间虽存在有某种“自治秩序”,但力量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央集权则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47]。而依科大卫(David Faure)的看法,传统宗亲关系的目的不是要把人从帝国独立出去,毋宁说是想把人都融合进来[48]。当中国古代原本存在的国家法与地方宗族、家族等民间法或习惯法的二元格局趋于模糊,游侠处身其间,虽仍可凭借其时出现的单纯的人际关系任行其事,也可以假托宗族的势力,转移同道,收聚人心,但活动范围必定会被收窄,其人格的内倾与收缩,乃或影响力式微和为抗拒这种式微而产生的末流放失,也就成为必然。

  

   再结合古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来看。从童书业《春秋史》、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到杜正胜《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都揭示由周至唐,古代中国城市建置分京师、国、都(列国大夫封地)与邑(城镇)等不同层级,城市格局则一直是市、坊分设,市不住家,坊不设肆,是为“坊市制”,又称“市坊制”。在这种体制下,商人均占市籍,并在京城至州县各级由官府设定的市集内从事买卖,在度量、价格、契据和市税等方面接受贾正、市令等专职官员的管理。但到宋代,具体到宋仁宗时期,封闭的坊市被打破了,随“坊市制”崩溃而兴起的,是更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厢坊制”。很快,坊、市趋于合一,到熙宁年间并不再以坊称名,而流行用街巷来代指。而固定市界的湮没与侵街店肆的兴起,夜市出现且营业时间不再受到限制,瓦子这样的游乐场所及临街多层酒楼的火爆,以及由此带出的市民开始享有更多自由空间,向往放纵享乐的浮华生活。所有这些,诚为古代以来郡县城市所面临的空前变局[49]。

  

与之俱来的是城市经济职能的改变,及城市从业者、管理者对这种改变的不同因应,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说的集交易、婚姻、结社、娱乐和宗教活动于一体的“基层市场圈”(Standard Marketing Area)所涵括的社会互动类型,至此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游侠活动其间,不仅京师有大侠,郡国闾巷也处处有侠,至此随成规模的城市集群的出现而获得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其生存与活动方式自然而然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他们积极融入到城市当中,如前所说,也会去经商营产,直接间接地投入获取实利的活动,甚至诡变诈取,非法攫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6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