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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原:对抗还是让步?

——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

更新时间:2021-05-21 15:45:19
作者: 杨原  

   内容提要:面对霸权国的战略打压,崛起国总是需要在对抗和让步这两类应对策略中做出选择。根据威慑和螺旋两种模型,这两类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且彼此互补,这造成了“对抗一让步”策略的取舍两难。文章在甄别威慑和螺旋模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指出,崛起国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动机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这是导致现有许多实证研究不支持该模型预期的潜在原因。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近似于“消耗战”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的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关 键 词:安全困境  崛起战略  权力转移  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崛起国在面对来自霸权国的遏制和打压时,什么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对抗性(鹰/强硬)策略,什么条件下倾向于选择让步性(鸽/合作)策略?

   (一)理论层面的“对抗—让步”两难

   国家如何在对抗性策略和让步性策略之间做出选择,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中威慑(deterrence)和螺旋(spiral)两种模型的经典争论。威慑模型认为,强硬立场和有力的威胁有助于一国展示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从而防止冲突的发生;让步和妥协性策略则会释放软弱信号,招致对方更多的挑战。螺旋模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让步能释放善意从而避免或缓解安全困境,强硬策略则会塑造和强化对方对自己的敌对认知,从而引发冲突螺旋,导致冲突升级。①对抗和让步策略的优缺点恰好互补,造成了这两类策略在实践中的取舍两难。

   根据现有研究,国家间互动是否符合威慑模型的预期取决于防御者发出的威胁是否足够可信。②但如何既能让威胁可信到让对方认为一旦进攻则一定会招致报复,同时又使对方相信己方一定不会首先进攻,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题。同时,学者们对于冲突螺旋产生的原因也缺乏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冲突螺旋源于错误认知等心理因素,③另一些则认为源于特定的情境结构。④冲突螺旋产生的根源不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决策者在对抗和让步两类策略中做出选择的难度。这种对抗—让步的理论两难甚至成为宏观理论争论的核心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权力最大化求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扩张对安全的负效应。⑤这两种宏观理论可以分别近似地被视为威慑和螺旋这两种中观理论模型的广义化,它们之间经久不息的争论反映出这个两难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普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性。

   在复杂的大国政治中,保持有效的威慑非常重要,为此,需要让潜在对手相信其破坏现状的行为一定会给其自身带来巨大损失。⑥但同时,通过自我克制、主动示善(reassurance)等方式增进互信、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或冲突升级同样非常重要。⑦在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下,崛起国的策略选择不仅直接关系自身利益,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两个大国的互动进程和体系的安全状态,这意味着从对抗—让步视角研究崛起国的行为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策层面的对抗—让步两难

   冷战结束后,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现状偏好。⑧但是,随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国战略界开始出现对既有外交战略的反思。一些学者指出,过分低调和示善,有可能限制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的拓展空间,使中国在与美国的“讨价还价”过程中陷入被动,诱发美国更大胆的挑战。⑨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仍然坚持了以斗争求合作的总体方针,对美国提出的平衡贸易逆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诉求总体持合作立场。这些政策在战略界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⑩在学者们讨论合作性政策是否对中国有利时,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中国的对美政策增加“强硬”和“对抗”的比重,是否会强化两国的对立情绪,导致冲突螺旋,甚至由此引发一场“新冷战”?(11)现在的中国显然正处在一个战略取舍的十字路口,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压,究竟是选择强硬反击还是缓和退让,正日益成为中国对美战略的焦点问题。

   (三)研究发现和结构安排

   本文在甄别威慑和螺旋模型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指出,崛起国和霸权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动机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这是导致现有许多实证研究不支持该模型预期的潜在原因。以地位动机为主要驱动力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更加近似于“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博弈所刻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在对抗—让步策略光谱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的物质实力对比、决心对比以及实力变化趋势三个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权国的遏制没有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物质实力发展前景的原有乐观预期,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让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权国的遏制逆转了上述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则崛起国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是着眼于事实层面的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崛起国会怎么做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不是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不讨论崛起国应当怎么做,不评价崛起国所选策略的对错优劣。当然,从理性和演化的视角看,倘若某种具有规律性的行为模式与崛起国的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或重大抵触,那么这种行为模式本身也不可能真正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崛起国策略选择规律的探讨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回顾学界在对抗(鹰/强硬)—让步(鸽/合作)策略取舍问题上的现有争论,第三部分提出崛起国鹰鸽策略的取舍逻辑,第四部分考察德国、苏联和北宋三个案例以检验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是结论。

  

   二、现有理论争论

  

   (一)威慑与螺旋模型的分歧

   对抗和让步策略各有优劣且彼此互补是导致这两种策略难以取舍的重要原因。让步(鸽/合作)策略的一个核心优势是通过一定程度的让步能够释放善意,使双方避免因误解彼此意图而陷入安全困境或使冲突升级。(12)如果双方能够通过长时间的互惠逐步建立起互信,就会进而形成积极的合作螺旋(cooperation spiral),在这种螺旋下,双方会不断强化稳定的合作与互信。(13)让步策略的这种优势恰是对抗(鹰/强硬)策略的劣势,从螺旋模型的角度看,后者无疑会加剧不信任和安全困境,增加冲突升级的风险。即使从更一般的角度看,“非理性”的强硬尽管会带来更好的讨价还价,但也会带来更缺乏效率的冲突。(14)

   但是,让步策略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最首要的风险就是,如果对方有侵略意图,让步和释放善意的举动可能会使国家面临被攻击或被胁迫的危险。(15)在对方胁迫下主动让步,还将破坏本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声誉,从而增加未来遭遇他国挑战的概率。(16)还有研究指出,螺旋模型提出的避免强硬对抗的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难点:一是决策者有时难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维护本国安全的行动存在增加对方敌意和不信任的负面效应;(17)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双方都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实力或低估对方的实力,从而都坚持对抗。(18)而让步策略的上述劣势同样也是对抗策略的优势。

   对抗和让步策略难以取舍的另一个原因是学者们对于如何取舍存在很大的分歧。一般认为,这两类策略的效果和适用性取决于对手的类型。(19)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对手的意图是扩张,则适用于威慑模型,己方应当选择对抗;如果对手的意图是保持现状,则适用于螺旋模型,应当选择让步。(20)按照这种观点,国家决策的关键在于甄别对方的意图。(21)但问题是,在一些学者看来,准确判断他国意图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2)同时,螺旋模型所强调的示善策略要想有效地向对方展示善意,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区分对方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并且其进攻和防御能力与己方相比均不占优势。(23)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即使能够准确地判断他国意图,可能也无助于国家在对抗和让步策略中做出选择。首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Glaser)认为,决定威慑和螺旋两种模型哪一种更适合于指导决策的不是对手的意图,而是对手的动机,即其是否愿意进行非安全目的的扩张。(24)其次,罗恩·古兰兹(Ron Gurantz)等提出的博弈模型显示,对于防御者而言,其对挑战者的意图感到恐惧比了解到挑战者的意图是善意的,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对挑战者意图的恐惧会提升防御者威慑的可信度和成功率。(25)最后,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Herrmann)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从对对手的不同印象(image)(敌人或者盟友)出发而不是从对手的意图出发将决定己方的战略选择(对抗还是合作)。(26)

   从上述梳理来看,很难从理论上对威慑模型和螺旋模型分出对错优劣;对于决策者如何在对抗和让步策略中做出选择,目前也缺乏理论共识。然而,与理论研究情况不同的是,实证研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威慑模型。卡斯滕·德勒(Carsten K.W.De Dreu)的统计研究显示,谈判过程中一方强制性力量的增加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另一方的要价水平;实力均衡更不容易引发权力竞争。(27)贝尔·布劳莫勒(Bear F.Braumoeller)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大国间的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它们与安全相关的活动不均衡时,这一发现同样符合威慑模型的预期。(28)其他学科的实证研究同样提示个体行为模式与威慑模型的预期更为吻合。例如,市场营销领域的统计研究总体上更支持威慑模型。(29)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更多的强制性力量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对方未来使用惩罚性策略的概率,相比较于实力均衡,实力不均衡更容易招致惩罚性策略。(30)威慑模型在实证研究中明显胜出,其内在原因有待揭示。

   (二)对绥靖(appeasement)政策的争论

   与对抗—让步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受二战前英法绥靖政策失败的影响,“绥靖政策对国家安全有害”曾是学界的主流看法。(31)较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绥靖政策合理性的一面。(32)关于国家为什么会选择绥靖政策,学界的看法同样莫衷一是。斯蒂芬·沃克(Stephen G.Walker)认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之所以会选择对德绥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经济受大萧条影响而无力支撑大规模的军备建设,而当时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承诺又在不断增加,这使其在客观上难以采取有效的强硬手段抵制德国的扩张。(33)诺宁·利普斯曼(Norrin M.Ripsman)等则认为,英国采取绥靖政策是为了争取时间,在德国的军事实力已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英国只能通过这种缓兵之计争取更多的时间发展军备。(34)

也有学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探讨了绥靖政策的使用条件。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衰落大国不确定崛起国的目标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绥靖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博弈的均衡选择。(35)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认为,抗争有助于增加自己决心的声誉,但同时也会消耗未来抗争或者威慑所需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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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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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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