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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旻玮: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

更新时间:2021-05-21 15:36:40
作者: 刘旻玮  
更未论及套叠后的两类窗口期各自变动及相互影响时会产生何种后果。本文尝试对既有窗口期理论进行修补,探讨脆弱期和机遇期以不同的方式复合,且各自形态产生变化时,会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何种影响,以期能更好地解释大国间,尤其是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体系性冲突的时机问题。

   (一)危机链与窗口期形态的认知

   无论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窗口期是不同于惯常状态的特殊时期。在窗口期,行为体原先的战略偏好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其根源在于窗口期往往由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外触发,能够对行为体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产生冲击。(25)一般而言,行为体自身遭遇的重大危机开启脆弱期窗口,而竞争对手遭遇的危机则为己方开启机遇期窗口。

   窗口期是国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形势的非瞬时判断和预期。鉴于任何形式的窗口期,即使是短窗口期,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对国家的形势判断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单次危机并不足以使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稳定信念,无法让行为体确信相关窗口期的持续时间。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高度复杂性,随着预期的窗口期持续时长的增加,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行为体有时甚至无法判断单次危机打开的窗口期到底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一些短期看来由危机触发的脆弱期也存在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转化成机遇期的可能性。行为体因此需要根据自身所经历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对业已形成的窗口期认知不断地进行修正。而所谓修正又至少包括两种可能性:既有认知的强化或削弱。(26)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行为体选择性地接收与既有认知相符的信息,并倾向于对与既有认知存在矛盾的信息进行带有偏见的加工,使其符合既有认知,因而既有认知的强化相较于削弱更易于发生。(27)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促使窗口期认知形成的危机链中,初始危机相较于后续危机对于认知形成有更强的影响力。(28)因为基于前在危机生成的既有认知将成为行为体对后续危机进行认知加工的基点。此外,危机在危机链中所处位序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前在危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后续危机发生的概率。如果前在危机未能产生明确的胜负结果,后续危机则有很高的爆发可能性。(29)原因之一在于危机较量过程中,国家间诸如实力对比或真实意图之类的私有信息没有得到充分披露。(30)结果不明确的危机未能帮助行为体确定既有认知的正确性,行为体将倾向于在后续事件中采取类似的甚至更激烈的冲突手段再次尝试解决彼此间的矛盾。(31)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正如危机因其在危机链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对于窗口期认知修正会具有不同的影响,危机链中单个危机的特性对行为体的认知修正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单个危机的意外性越强,对认知产生的修正效用越明显。低主观概率的危机一旦出现并印证了既有认知,则既有认知将得到极大的加强。而低主观概率危机的出现如果与既有认知产生抵触,则既有认知的信度将遭到削弱。(32)举例来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德皇突然造访丹吉尔并发表激进的谈话、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亲德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发表反德演说都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形势认知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在经历了危机的反复发生之后,关于窗口期的相关认知不断地被修正进而逐渐转化成稳定的信念。而关于窗口期的信念一旦形成,由于信念本身所蕴含的极高主观信度,对于行为体的相关行为将产生很强的驱动力。(33)同样由于信念的稳定性,当出现与既有窗口期调性判断相悖的重大事件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行为体并不认为既有窗口期的调性被彻底逆转,而是认为在作为基调的长期窗口期之内,嵌入了一个更为短暂的异质性窗口期。这种复合窗口期的可能性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由于信念作为一种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的稳定认知结构,会对新感知到的、与既有认知矛盾的信息进行“扭曲”,以利于形成与既有信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信念的系统性特点:当构成行为体信念系统的非核心要素之间存在冲突时,除了矛盾要素之间的互斥之外,还存在着调和矛盾要素的可能性,即在不削弱既有信念的情况下,可通过构造一个更为超然的概念来包容既有要素与新进要素之间的认知冲突。(34)

   总之,行为体基于危机事件对窗口期的调性、长短、偶然性等特性进行判断和不断修正,而其中危机是否频繁爆发、特定危机在危机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危机本身及其结果的差异性对于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窗口期认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窗口期信念可以看作行为体进行决策时塑造的关于战略环境属性的一种观念结构,是行为体进行理性战略计算、形成政策偏好时所依据的基本参考要素。(35)

   (二)窗口期的复合方式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1.整体窗口期的时长变化

   国家实际经历以及主观认知的窗口期长短并非一成不变。在对窗口期持续的大致时间形成先验判断之后,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意外危机事件可能改变国家所认知的窗口期长短。(36)窗口期的延长将降低国家采取行动的急迫性。在延长的窗口期中,由于国际实践的复杂性,主导国被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来尝试不同的政策选项以应对崛起国。时间上的从容允许主导国有更多的犯错空间。与此同时,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也将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更多的不确定性。双方发生权力转移的必然性下降,进而主导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减少。(37)反之,如果由于突发事件的产生而使得窗口期突然缩短(38),无论是主导国还是崛起国都可能被迫挑起体系性冲突,甚至诉诸战争这一终极手段。

   2.机遇期与脆弱期的互嵌

   正如埃弗拉所言,机遇期和脆弱期可能同时出现于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然而他以美日太平洋战争为例所指出的复合窗口期现象更像是两类窗口期的同步共存,即同时起止。(39)事实上存在另一种更为常见的两类异质性窗口期的套叠方式,即互嵌:作为基调的长期窗口期中嵌入一个较短的异质性窗口期。而机遇期和脆弱期的不同互嵌方式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

   大体上,将自身战略前景判断为机遇期的国家在突遇脆弱期时,可能采取更为保守的应对策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崛起国往往在权力转移发生之前选择韬光养晦,避免与主导国发生正面冲突。而预期自身将长期处于脆弱期的国家,例如持续衰落的守成国,当机遇窗口骤然打开时则更倾向于采取冒进的策略。国家对自身长期处境的悲观预期和对短期形势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战争爆发的重要观念条件。(40)上述假设亦得到前景理论的支持:置于收益框架内的行为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偏好规避潜在的损失,而将自身框定为损失的行为体则更愿意为自己的前途冒险一搏。(41)此外,处于损失框架内的行为体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机遇期时,由于无法确定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或更好的机会,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对其来说立即行动变得十分有必要。

   3.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

   除了两类窗口期的互嵌方式外,内嵌的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也会对国家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一般、无差别短暂窗口期反复出现的频率,即所有与基调窗口期异质的短暂窗口期的再现频率(W[,1]、W[,2]……W[,t]、W[,t+1])。在这个维度上,内嵌的特定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受到整个窗口期的长短变化影响。整体窗口期的缩短将会降低内嵌的异质性窗口期再现的概率。其次,特定短暂窗口期的独特性也同时影响偶然性的强弱(W与W')。前者单纯考虑短暂窗口期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数目,不重视诸短暂窗口期之间的差异。后者则强调短暂窗口期之间的价值不等。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嵌的短暂窗口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外套的基调窗口期的走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进行决策时所感知的成本与收益比。

   就脆弱期内嵌机遇期来说,假设T时刻出现机遇期O[,t],国家根据先前的经验以及对现时环境的把握,对T时间点后再次出现机遇期O[,t+1]进行一阶概率判断。同时,依据机遇期O[,t]的独特性,对之后出现类似价值的机遇期O'[,t]的可能性进行二阶概率判断。一旦判定在整个脆弱期内,机遇期再次出现的总体概率较低,认为机遇期O[,t]具有不可重复的高价值,则判定该机遇期出现的偶然性高,此时国家将有极高的意愿采取激进措施。而机遇期内嵌脆弱期时,未来再次出现脆弱期F[,t+1]的可能性越高,当前脆弱期Ft越可能破坏机遇期时,国家越倾向于采取激烈措施防止脆弱期的再次发生。

  

   三、案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逐渐浮现的基调脆弱期

   1914年之前频繁爆发的连续性危机促使德国决策层不断修正关于德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其走势的判断,最终形成一种信念——国际形势对德国而言愈发不利,协约国针对德国设置的战略包围圈正在逐渐合拢。而德国为了打破战略包围所做的若干次外交尝试要么无疾而终,要么适得其反。德国内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大国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是维护德国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而这一信念的确立使得德国对外交往时愈发偏好使用强制外交和战争边缘政策。(42)正如德国首相贝特曼所坦言的,随着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反复爆发,德国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进而被迫采取高风险的对外政策。(43)

   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英国认为德国挑起此次冲突的用意在于离间刚形成不久的英法协约关系,在危机中表达了对法国的坚定支持。(44)而次年为解决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外交陷入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空前孤立,英法协约关系却借机得以巩固。(45)事实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恰恰是出于德国的精心盘算。德国原本完全有机会可以将摩洛哥问题的解决局限在法德两个当事国之间,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在与法国的双边外交博弈中达成目的。但过分乐观的德国错判了国际形势,认为美、意、奥三国都会支持德国依据1880年《马德里条约》提出的反对法国独占摩洛哥的主张(46),进而刻意诉诸多边外交及大国协调机制来冲淡自身行为的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但会议的筹备及磋商过程却大大出乎德国的意料。非但美国没有如期站在德国一边,作为德国盟友的意大利甚至也完全站到了协约国一边,而奥匈帝国仅仅对德表现出了有限的支持。(47)会议的最终结果与事先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德国认识到统一以来骤增的实力尚未能转化成切实的国际影响力,德国所推行的世界政策面临着其他大国或明或暗的抵制。此次危机成为德国后续一系列外交挫折的肇始。而英法以此次危机为契机,逐步深化两国在军事战术层面上的配合。(48)原本旨在消弭两国之间殖民地矛盾、相互约束的协约关系(49)向军事同盟方向演进,及至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英法关系几乎牢不可破。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后,一向被视为亲德派代表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表明英国为保护法国不惜与德国开战的决心。(50)而事后英国政府放任本国媒体对该演说进行不利于德方的解读,并未尝试引导舆论为局势降温。(51)来自亲德派的这次强硬表态以及事后英方的行为让德国朝野为之震动。(52)原本在德国强压之下准备让步的法国在英国介入之后立场翻转,趋于强硬,使得德国很自然地将最终的外交失败归因为英方的介入,英德矛盾反而凸显为这次危机的主要矛盾。(53)德国对于时局的判断进一步悲观。出于对未来的担忧,此前由于顾虑因扩军而引入平民兵源可能损害陆军质量,迟迟未下定决心的总参谋部决意开始扩充陆军。(54)德国各大媒体,甚至是一贯反战的不少左派媒体都支持开战。(55)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几乎成真的英德大战使德国对于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除了上述来自西线的诸多战略困境,奥匈和沙俄两大帝国在巴尔干的激烈争夺及其后果使德国更加确信自己对未来做出的悲观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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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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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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