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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古琉球史说到国境内外与海洋亚洲

——读村井章介《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

更新时间:2021-05-21 08:18:07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我从来没有去过琉球,其实,也没有资格谈论琉球史。虽然我曾经发了好几次愿,要去看看那个传奇的地方,但一直不曾如愿。对於琉球的历史与文化,过去我非常陌生。大概十几年前,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曾经送给我一册《使琉球录解题及び研究》,为此,我还特意借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和《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七编》来浏览,但始终只是好奇,根本算不上研究。一直到近几年,在复旦大学被迫赶鸭子上架给博士生们开课,讲「亚洲或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这才开始认真翻阅有关琉球的中文文献和研究论着。因为这门课上有一讲,就是「《历代宝案》以及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

   可是,当我讲到琉球的历史与文献的时候,无论是我这个讲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似乎都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琉球,是一个「外国」,琉球历史只是一个「外国史」,而我们介绍的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也可以归类为「中外交通史文献」。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叙述,已经习惯了遵从现代国家的主权范围,来倒推历史上的疆域。毕竟琉球早已经归属日本国,至於是一六○九年萨摩入侵之後琉球就归入日本,还是一八七○年代以後琉球才逐渐归入日本,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现代中国学界在回溯琉球历史的时候,虽然对琉球从「(中日)两属」转向「(日本)属地」的历史总是感到愤懑,但在一般历史论述中,仍然习惯地把琉球史看作是一个「日本的地方史」。

   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史」吗?也许,有的学者也这样看。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井章介却不那麽看。我在阅读他二○一九年刚刚出版的《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角川选书」616,东京:角川书店,2019)一书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对古琉球「作为日本地方史」的不同看法。

   如果古琉球不是「日本的地方史」,那麽,它应当是什麽呢?

   一

   在〈序论:从古琉球到世界史〉中,村井章介引用冲绳史开创者伊波普猷(いはふゆう)《古琉球》(冲绳:冲绳公论社,1911年出版,有河上肇的跋语)一书的观点,指出在一六○九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之前,也就是萨摩岛津氏征服之前的琉球,实际上是在日本的疆域之外。正如伊波普猷讨论古琉球史时,特意避免用「日本」这个词一样,我注意到,村井章介在讨论古琉球历史的时候,也经常不用「日本」而用「ヤマト(大和、倭)」这个词,来指代那个时代琉球之外的日本(页10),避免把现代日本带入古代历史。因为那时的琉球,正在逐渐形成独立的王国,并且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由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国共同组成的国际社会。在当时,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不仅是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连接点,而且与中国、朝鲜和日本这些较早文明化的国家都不远(页10-11)。

   在这部书中,村井章介一再强调,那个时代的日本并不是现代的日本。他用「日本的疆域不是自明的」作为一节的标题,特别指出,历史学家决不可以把现在从北海道到冲绳的日本,当作天经地义或者自古以来的日本。他以北方、西方和西南方三个例子来讨论这一点。他说,北海道地区过去只有渡岛半岛南部(今北海道西南部),曾有大名松前氏对那块叫做「和人地」的地方有直接统治,其他的像桦太岛(库页岛)、千岛群岛,都只是「虾夷地」(无主之地),直到一七九九年,才发生「幕领化」的转变。而西面海上的对马岛,虽然曾在釜山设立「倭馆」,承担了日本与朝鲜的外交、贸易事务,对马岛的以酊庵也与京都五山僧人联络,取得日本与朝鲜的外交文书,然而,中世对马岛的各种势力,也曾经从朝鲜国王那里接受各种官职,接受朝鲜批准盖章的贸易许可,甚至一四一九年朝鲜国王也说它「对马为岛,本是我国之地」,那麽,那时的对马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日本国内」呢?至於西南的琉球群岛,过去曾是独立的王国。直到一六○九年被萨摩岛津氏征服,割取了奄美群岛,在冲绳本岛派遣了萨摩的「琉球在番奉行」,监视琉球国政,也在琉球推行萨摩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才逐渐逐渐地纳入所谓「日本」(页14)。但即便如此,江户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仍然默许琉球保留着与明清王朝的册封—朝贡关系,使得琉球形成「两属」状态。直到近世以来,这种勉强可以叫作「日本近世国家中的『异国』」的边缘地区,广义上可以称为「外交」的羁縻关系,才逐渐被整合和归并。原本由三个藩(即松前、对马、萨摩)分别控制的北海道、对马岛和琉球,在「撤藩置县」形成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里,在传统疆域转化成现代领土的过程中,不得不改变其归属性质,从而成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日本「领土」。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国家基本上不允许有「差异」的「无主之地/化外之地」,它努力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合(national integration),并追求国家内部的「同一性」。用一个制度管理一个国家,这才逐渐形成了和传统时期不一样的,属於现代日本的「内」与「外」。所以,村井章介在这部书中,把古琉球史看成是「区域史」而不是「日本史」,对它进行「世界史」而不是「本国史」的研究。他引用高良仓吉的名着《琉球の时代》(东京:筑摩书房,1980,2012;页300)「结语」指出,因为在「地域史」的研究中,可以使琉球史摆脱作为国别史的日本史之「地方史」身份,与亚洲史(或亚洲海洋史)、世界史产生关联(页19)。

   这就是区域史的意义。很多坚持疆域/领土「自古以来」论的人们,表面上谈的是历史,实际上偏偏忽略的是历史。对於「疆域/领土」,这些人会不假思索地按现代国家的领土,倒溯传统帝国的疆域,并且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地方「自古以来」就应该在这个国家之内,那些地方的历史「天经地义」属於这个国家的历史。同时,因为执着於「自古以来」,往往忽略历史变化的过程,把这些地方不同时期的归属,看成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我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中,之所以要专门用两章,讨论某些华夏边缘区域,或者「成为中国」,或者「成为外国」,就是要用历史上疆域「移动」的观念,破除这种习以为常的「自古以来」看法。可惜,这种无视历史过程的看法,至今在中国(以及日本)仍然很顽强。前几年,我曾经拜读过村井章介教授另一本书《境界史の构想》(东京:敬文舍,2014),我大概能够了解,他关於国家、疆域和领土,也和我一样同样抱持历史主义的观念。这次看到他的这本《古琉球》,更证实了我的这一印象。

   二

   前面提到,我在「亚洲/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课上,曾经有一讲专门讨论《历代宝案》和明清中国有关琉球的史料。虽然中国大陆学界(首先当然是台湾学界,因为《历代宝案》原本已经被毁,而现在学界依据的钞本正保留在台湾)也开始注意到《历代宝案》这类琉球史料,但我的印象是,在琉球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学界仍然是比较偏重明清中国一侧的文献,而对来自琉球以及中国之外的资料关注不够。可是,如果你明确地意识到,琉球乃是环东海的中国、日本、朝鲜,以及环南海的暹罗、安南、爪哇、满剌加环抱中的海上岛国,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非仅仅与中国发生关系,那麽,你更应当注意,有关琉球的历史研究,不能不扩大史料的范围,当年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实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我是琉球史的外行,平时接触琉球史料并不多。不过,读村井章介《古琉球》一书,觉得非常受刺激的是,原来,古琉球历史有这麽丰富的资料,而且它们来自四面八方。

   有关古琉球史,仅仅是琉球自身的资料,村井章介就谈到了六类。除了众所周知、篇幅宏富的《历代宝案》之外,他还介绍了如《おもろさうし》(原本22卷收录1554首诗歌),这是从一五三一年开始编纂的歌谣集,据说大多数歌词可以追溯到古琉球时代,内容涉及历史人物、奄美大岛的征伐、岛津的侵略、唐(中国)、南蛮的贸易、神女传说等;他也介绍了辞令书即国王颁发的文书。据说一五二○年以後,留存61通,其中31通与冲绳有关系,29通与奄美有关系,1通与先岛有关系;此外还有古碑文,村井书中指出,古琉球时期大概有20通,其中一四九七年以後的有13通,大多是汉字;还有所谓正史。近世琉球王府曾四次编纂历史书,包括一六五○年羽地朝秀(はねじちょうしゅう)编的和文体《中山世监》,一七○一年蔡铎的汉译本《中山世谱》,一七二四年根据蔡铎本增补的蔡温本《中山世谱》(主要内容为国王为中心的政治史),以及一七四五年郑秉哲等汉文本《球阳》(偏重地理与社会)等;最後,村井章介还指出史料中还有家谱。据说在一六八九年,琉球王府就提出以士族为对象编纂,後来陆续编出不少,其中包括首里、久米、那霸、泊四大系,村井章介考证琉球与南海诸国通商时,担任通事即翻译角色的华人的史料,就来自这些家谱。

   这些史料都很重要。以《おもろさうし》为例。我猜想,中国有关琉球史的研究中,使用《おもろさうし》的也许不多。其实,就像研究中国早期历史需要了解先秦时代的《诗经》一样,研究琉球早期历史,也不能不依赖《おもろさうし》。这部一五三一年开始由官方编纂,收录了1554首诗歌的文献,按照村井章介的说法,它一方面呈现了琉球国家文化的文字化,一方面保存了古琉球的历史记忆。尽管一七○九年首里火灾中,此书不幸被烧毁,但是,好在火灾之前编纂的琉球古语辞书《混效验集》(1711年完成)和《女官御双纸》(1706年完成)里保存了《おもろさうし》的大部分文本(大约是1248-1249首)。正如村井章介所说,由於琉球并没有一七一○年以前连续的社会记录,这一复原的文本,就非常值得一首一首地阅读和体验,「毫无疑问,《おもろさうし》是呈现古琉球的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文化的根基史料」(页267)。

   然而,作为孤悬於海洋之中的岛国,古琉球更多的史料还需要来自它的周边。村井章介在讨论古琉球史的时候,就大量引述了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有关记载。村井章介不仅引用了中国学者熟悉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唐大和上东征传》,也引用了中国学者未必了解的日本各种古地图、各种考古发掘(如福冈太宰府遗迹出土的木简、奄美大岛的城久遗迹群、11世纪德之岛的カムィヤキ古陶瓷窑遗迹),以及中国学者可能更陌生的《运步色叶集》、《大馆记》、《琉球国王辞令书(田名家文书)》、《漂到流球国记》、《千竈文书》、《岛津家文书》、《萨藩旧记杂录前编》、《种子岛家谱》等。正是这些涉及「南岛之奄美、掖玖、度感、信觉、球美」的日本文献,细致地勾勒出古琉球史的轮廓。同时,村井章介也引用了来自李氏朝鲜的各种史料,由於朝鲜半岛与琉球往往有海上交通,包括官方往来、漂流人救援与商船贸易等,所以朝鲜史料中往往有关於琉球的记载。特别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数量还不少。当然,他也广泛地引用了明清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学界已经很熟悉的各种「使琉球录」,以及明清两代有关海上知识的文献,比如「外国人所见之首里城」一节中,他就引用了郑若曾《琉球图说》,这当然已经是琉球史研究的常识。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两种史料的引述和分析。其中,一种是《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漂流到琉球的朝鲜人的记述。尽管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有池谷望子、内田晶子、高濑恭子编译的《朝鲜王朝实录琉球史料集成?译注篇》(冲绳:榕树书林,2005),但村井章介还是特别引用了十五世纪五○至七○年代的六份朝鲜漂流者的叙述,并从这些叙述中分析了琉球的国家体制形成初期的「国制与军事」、「社会与习俗」、「济州和与那国、琉球、盐浦」、「目击的先岛社会」。这种来自周边的观察,使得这些历史叙述相当可信。而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种史料,也就是来自萨摩藩岛津氏的各种文书与档案,由於萨摩藩的岛津家,与古琉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文献极其重要,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古琉球史的细节。然而,村井章介却赞成黑嶋敏的观点,也就是「通过彻底批判岛津一侧的史料,克服琉球作为属国是历史必然的岛津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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