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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论哲学的多样性与对话的可能性

更新时间:2021-05-21 08:05:14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Ⅰ.哲学何以多元

   哲学多元,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门比任何其他学科更古老的学科,至今连“什么是哲学”或者“哲学是什么”之类前提性或基础性的问题都无法求得一致答案,这在其他任何学科内都是匪夷所思的。在历史上,这门古老的学科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获得的答案是那么多,而所一致认同的又是这么少(是否存在任何一个标准答案,都是问题)。虽然哲学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都以一系列共同约定的符号为纽带,但后者兼有共同所指,前者却仅有共同能指。假如哲学承认自己是类似艺术、诗和音乐的东西,那么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当然可以原谅,甚至应当赞赏。然而,当人们还是习惯于以科学视角来审视哲学时,这样一种状况就变得愈益不可容忍了。例如,卡尔纳普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他的论点是“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断言陈述是假陈述。”从词的意义[“决定一个词的意义的是它的应用标准(即它的基本句型、真值条件、证实方法所结成的可推关系)”]来考察,他认为形而上学的词没有意义;从句子的意义来考察,他提出形而上学假陈述,认为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一个陈述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确切地说,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没有认识性的意义,只有表达性的意义。对于当作表达人生态度的形而上学,他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即使在这一点上,形而上学也不如艺术、诗和音乐。[1]其实,哲学不仅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而且介于科学和宗教之间,……孕育了一切学科的哲学,当其他学科从哲学中分娩出来时,自身反而陷于尴尬的位置。它已经暴露了自身的前科学身份,而又试图扮演后科学角色。

   这里已经显示了哲学的多种风格。例如,卡尔纳普曾经以海德格尔为形而上学代表予以讽刺[2],而波普尔则曾经比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另外三个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认为只有物理学理论、牛顿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是科学,而另外三种学说则是伪科学[3]。其实,这种科学主义学术范式限制了思想的原创维度,迫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如同胡塞尔所批评的,这不仅无助于科学,而且无益于人生[4]。我们当然承认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物理学理论是“科学”,承认它们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却无法否认如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同样巨大贡献,哪怕它们不是“科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显示了哲学的一种风格,而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经过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显示了哲学的另些种风格。谁都否认不了谁的存在的合法性。例如,针对卡尔纳普“拒斥”和“超越”形而上学的企图,波普尔不仅反对卡尔纳普以“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可确证性”)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主张“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检验性”)标准:“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并且进一步指出:“形而上学尽管不是科学,却不一定没有意义。”“我的论点是:一种可满足科学的语言必须既包含形式适宜的公式,也包含它的否定;并且既然它必须包含全称句子,它就必须也包含存在句子。”[5]蒯因提出本体论的许诺,主张在实用主义意义上“恢复”、“重建”形而上学。他说:“一般地说,某给定种类的实体为一理论所假定,当且仅当其中某些实体必须算作变元的值,才能使该理论中所肯定的那些为真。”“我不是在主张存在依赖语言。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许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在历史主义立场上,蒯因提出整体论的原则:“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6]由此,蒯因同样主张在历史主义意义上“恢复”、“重建”形而上学。一个形而上学命题,虽然就其本身来说,既不可在经验上证实,也不可在经验上证伪,但对于一个科学命题系统来说却“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由此,形而上学获得了对于科学的作为本体论的许诺的意义。从卡尔纳普到波普尔和蒯因,这一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今天,正如我们必须捍卫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必须捍卫文化的多样性、思想的多样性,归根结底,就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化、思想的核心说,我们必须捍卫哲学的多样性!

   但是,关键不在于“哲学是否多元”,而在于“哲学何以多元”。虽然后一问题承诺了对于前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但这一肯定却没有得到证明。即使“哲学是多元的”可以通过经验事实加以例举,即使这一例举可以从有穷例举不断朝着无穷例举方向转换(加省略号),“哲学是多元的”仍然是一个未被理解的命题。而任何哲学命题都是已被理解的命题。这就是说,哲学不是经验事实的集合,而是纯粹思想的集合。只有从“哲学是多元的”这一答案进入到一个后思性的、反思性的问题——“哲学何以多元”,我们才在进行哲学思考。

   然而,一旦我们试图进行这一哲学思考,寻找作为事实的“哲学多元”的根据时,一个逻辑悖论就呈现出来了。因为所谓证明——按照传统理解——无非包括两种:一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或外延式证明。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证明只对“哲学是否多元”这一经验命题有效,而对“哲学何以多元”这一理性命题无效;二是理性主义的演绎法或内涵式证明。这种证明大致是从哲学的属性或本质属性,推论出凡属于“哲学”者,就蕴涵了“多元”特性(如果p则q, péq)。但是,由于无法给“哲学”下一个一致认同或共同约定的定义,这种证明也就无法进行。

   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全性(不完备性)定理,对于某一特定的理论系统,至少存在一个命题在这个系统中不可证明。[7]这可以进一步引申,对于某一给定的理论系统,至少存在一个假定性的或预设性的理论前提或规则。这就是说,任何证明必须假定至少一个前提,预设至少一个规则。前提多半是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定理或公理。归根结底,定理是从公理中推论出来的,而公理则是这个系统设定的,规则同样如此。因此,再理性的科学归根结底还是前理性(前理性并不等于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它的前提或规则无法由理性去担保。然而科学都有一些公认的前提和规则,由于存在经验事实基础,不同理论系统间因此是可通约的;但哲学却没有这些公认的前提和规则,由于不存在经验事实基础,不同理论系统间因此是不可通约的。

   在证明“哲学多元”时,我们能确立怎样的一个前提或规则呢?我们当然不能以“哲学是多元的”为前提,即使这是一个事实,由经验来担保。因为这个前提一旦确立,一切证明就作废了。这就不是证明,而是直白。我们同样不能以任一其他命题为前提,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一前提成立,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个前提是大家公认的。这就等于承认哲学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这也不是证明,而是反驳。即使在普通人们所经验的所谓事实上,都不存在大家所公认的哲学命题。规则同样如此。一个哲学理论系统正是一场哲学游戏(博弈,philosophy game),在任一游戏(博弈)中,规则是给定的。但适用于此,却未必适用于彼。

   这里出现一个奇异循环:正是因为“哲学多元”无法证明,所以就恰恰证明了“哲学是多元的”。没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前提,没有一个共同约定的规则。虽然各个哲学理论系统本身多半是自洽的和融贯的,但它们之间却各有自己的前提和规则。哲学历史演变既不是一脉相承,也不是两军对垒,而是百家争鸣。虽然我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各种不同的思潮或学派——风格类型,但任一风格类型却无法穷尽哲学所具有的个性特色。它们只是“家族相似”,并不存在同一根源(本质)。所谓哲学不是单数(philosophy),而是复数(philosophies)正是这个意思。各个哲学理论系统之间不可通约,只可形成交叉(重叠)共识。这正是“哲学多元”的含义所在。

   但是,——补充一点——,正是在上述阐明(并非“证明”)中,难道不是一样确认了哲学的定义吗?难道这些定义不能形成一致认同或共同约定的定义吗?譬如,当我们提出“哲学是纯粹思想的集合”时,这是不是一个定义呢?这能不能成为一致认同或共同约定的定义呢?——不是!不能!因为一个定义至少不可蕴涵歧义,但关于“哲学”这个命题——即使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或共同赞成——却蕴涵歧义:人们对于“思想”各有各的理解(说明)。几乎在一切表面一致同意或共同赞成的哲学命题中,都蕴涵了更深一层歧义。这正是“哲学多元”的特点所在。

   哲学所具有的多元本性首先并且主要是由哲学问题所具有的形上特性决定。哲学所关涉的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形下领域,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形上领域。正如一则希腊典故所说:人们嘲笑荷马,“我们看见了并且抓到了的,我们把它放了,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抓到的,我们把它带着。”换句话说,哲学所关涉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可能世界。

   哲学一开始就不是关注现实世界,而是关注可能世界。从早期希腊哲学对于“始基”(“本原”)的探讨起,世界开始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生活世界,一是本体世界。前者是形而下的,是现象,是感觉的对象;后者是形而上的,是本质,是理知的对象。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首先提出“有”、“在”或“是”的命题,达到了真正形而上学的高度,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开端。从柏拉图关于“相”、“型”或“式”的学说,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中译“形而上学”),哲学一直都在努力超越现实世界,把握可能世界。然而,古代哲学大多倾向于认为只有一个可能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单纯,致力于以这个可能世界为现实世界原型。正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以理想的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圆等等为现实的图形的原型一样,古代哲学大多是几何学的隐喻,是概念的几何学。这也就是理性形而上学。因此,在自觉形态上,古代哲学大多是一元的。也就是说,每个哲学理论体系都自称代表了唯一的世界的真理,但各个哲学理论体系之间却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融合,表明在自发形态上,哲学历史进程一开始就是多元的。这一理性形而上学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黑格尔注意到了哲学的多元历史进程,但却力图以辩证的一元逻辑结构去整合。黑格尔哲学理论体系作为最后的且最大的理性形而上学,它的解构表明了建构任何一种理性形而上学成为不必要且不可能。

   在从古代哲学到近代(现代)哲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观察世界时引进人类视角系统。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再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自我设定自我、非我”以至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意志的表象”等等,这些重要发现从根本上推动了哲学的发展。然而,以往我们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所批判的,始终没有区分逻辑自我和经验自我的界限。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的哲学意义和价值,不是设定自我的经验先在,而是设定自我的逻辑先在。因此,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哲学批判,不是从经验(内容)上指出它们的虚假(不真实),而是从逻辑(形式)上指出它们的错误(不正确)。然而,近代(现代)哲学仍然存在一个基本局限,就是以为这个自我只是单数的,而不是复数的;以为人类只有一个视角,而没有多个视角。这一默认不仅表现在近代(现代)哲学中,而且表现在近代(现代)科学(如牛顿经典力学等)中。

当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典范的古代科学、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近代(现代)科学演变为以非欧几里德几何学、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典范的当代科学时,哲学同时发生了从古代、近代(现代)到当代的转型,人们注意到了,以不同的参照系去关照,不同的世界面貌将会呈现出来;换句话说,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不同的世界面貌。在《现象学与认识论》一文中,舍勒指出:“现象学首先既不是一门科学的名称,也不是哲学的代词,而是精神审视的一种观点,人们在此观点中获得对某物的直观(er-schauen)或体验(er-leb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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