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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21-05-20 23:53:4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农村个人逐利也顾不上。所反映的是,社区的团结互助的公共意识近乎消失的状态。

   直到最近三年,才终于呈现了重要的转向。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家首次给予小农户前所未有的关注,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计划,声称要: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研究制定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意见。(中央一号文件,2018:第3节第5段)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特别关注农业生产中冷链等物流设施,提出要“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统筹规划、分级布局和标准制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建设一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中央一号文件,2020:第5节第16段)

   同一文件还特别提出要“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坚持县乡村联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第4节第20段)

   以上这些是之前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看不到的新鲜内容。整体的新思路可以更鲜明地见于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前所未见地将小农户纳入农业发展政策中的核心:要在2050年达到全面更新中国乡村,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并且,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级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第2篇第4章第2节)

   特别使笔者感到振奋的是,过去将农村主要视作廉价劳动力的源泉,将农民和农民工视作招引全球资本的(“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20c)筹码等措施,有可能将会逐步成为过去。国家有可能将迈向其长期以来一再明确申明的“共同致富”目标,不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黄宗智,2021b)小农户与小农业和其发展将真正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大力的推动。

   四、未来的演变

   认识到当前的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实际,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三农问题”,真正认识和想象到现代化的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在消灭小农户、小农业和小农村的(可以称作)“三小农”,不在模仿美国型的大农户、大农业和(从来就基本没有村庄的)大农村,而在“三小农”的进一步发展。认识到小农户对一个中国现代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已经做出的贡献,我们才能够真正设想一个彻底现代化的中国。只有认识到“三农”不仅仅是一个贫穷和没有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现代乡村的基础,我们才可能认识和设想“三小农”的发展潜力和农民的现代性和真正的“主体性”。

   在“三小农”之中,过去最被忽视的其实不仅是小农户或小农业,更是小农村社区。它的历史和现实确实不同于相互隔离较远的美国大农场和大农户,当然也不同于原子化的,更高度逐利化和西化的中国现代城市。然而,这不是它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它的优点。正因为人们长期稳定聚居,才会产生长期以来的“和”的人际关系理念以及据此而来的社区非正式调解体系和机制,而这至今仍然是中国正义体系最突出的特色之一。(黄宗智,2016;亦见黄宗智,2020b)正因为农村家家户户紧密聚居,才会产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导性“仁”道德价值观念。正因为紧密稳定的家庭关系,才会产生其外延到家族,再到全村拟亲族关系的网络和价值观。它不应该被认作一个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必须消失或西化的实体。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被逐利机制完全取代的社会文化。它是一个需要栽培、依赖和适当现代化的文化资源。

   在计划经济和集体化时期,中国确实犯了过分凭借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和“行政化”来试图彻底改造农村的错误。那是一个起码部分源自轻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而来的错误,最终甚至导致“越大越好”的“大跃进”那样的巨大失误。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之前的错误,赋予小农更多的自主权力和权利(特别是土地经营权和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权力和权利),推动了上述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仍然犯了过度倾向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错误,没有考虑到更充分地释放农村小社区和小农民真正参与治理和建设的潜在能量。如今,国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在认识到小农户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关注到小农户的主体性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之外,还要关注到农村社区潜在的巨大能量。结合个人利益的市场激励和社区公益的合作激励两种机制才是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真正发展出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已经鲜明地指出一条未来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要通过(自然)村村户户通路,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更为蓬勃的城乡双向贸易发展。明清、民国和当代集体化时期中国的城乡贸易,由于农村的长期贫穷,基本仅是单向的由农村向城市输出优质粮食(细粮)、肉禽鱼、优质棉花-蚕丝等,较少有反向的城镇向农村输出产品。后者主要限于相对少量的日常用品,如糖、盐、酱油、食油、火油等——在民国时期,这些物品充其量才达到乡村所购买的产品总价值中的10%—20%,其余则主要是在卖粮买布或卖布买粮的农民之间的交换和买卖。(布粮交换的关键性可以见于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和布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所占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黄宗智,2021e)这就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8世纪英国所观察到的蓬勃双向的城乡贸易十分不同。那是个在18世纪英国农村的“农业革命”和城镇的制造业初步兴起,两大历史性变迁中所促成的双向贸易。正是基于那样的结构性演变,斯密总结出两大洞见:即(加以形式化表述的话)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能以一半的成本生产产品甲,而乙地则能以一半的成本生产产品乙,两地进行平等贸易,对双方都有利。而那样的交换 / 贸易,乃是导致城乡(以及地区和国家)间的分工的关键动力,借此才会推进现代的产业化分工,因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导致螺旋似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黄宗智,2021)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接纳斯密伴随上述两大洞见所另外提出的一个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虚构,即其“无为”国家的理想:斯密针对当时的 (为了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而提出的)国家干预市场的“重商主义”而争论,国家干预市场和经济越少越好,为的是要让新兴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那里争得更多的自由营商权力和权利。其后,“无为”的国家“理论”被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建构为其核心信条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来的国家,绝对不是被如此虚构为无为的国家,而是强力捍卫资本主义经济而侵凌他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和其后的霸权国家)。斯密的“无为”国家实际上乃是一个将实际单一面化,充满误导性的虚构。(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21a)

   “无为”国家当然完全不适用于受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的弱经济、弱政府欠发达国家的需要。虚弱无为的国家只可能永远受欺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带领、推进、保护后发展经济体的现代化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强国家和国力是不可或缺的必须条件。我们要明确区别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洞见及其所自我虚构的理想化“无为”国家,而不是囫囵吞食其意识形态整体。(黄宗智,2019a)

   中国如今已经清楚地区别二者,进而提出新型的,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平等互利贸易,加上经由中国经验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的实施方案便如此(黄宗智,2020d);乡村振兴与城市间的平等互利贸易决策也如此(黄宗智,2021b)。它要求的不是国家的最小化,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国家的领导加上市场经济和社会社区的积极参与。

   相应中央的转向,我们最近已经能够看到许多更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实验和呼声。从较小的实例谈起,譬如,新兴的“政府 + 社会”参与的农村养老安排,包括由本社区具能老年人来辅助缺能老年人的生活。它是一种政府(建设养老院)和社区参与的低成本、可循环、可持续的做法,非常符合中国农村今天极快扩增的养老问题的需要。(贺雪峰,2020)类似的做法在城市社区中更早便已呈现,也是“政府 + 社会”和社区参与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管理体系”(吕津,2010)。在西方,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由营利性公司(或保险,或慈善、教会机构)来提供的,但在中国,部分由于国家和社会互动所组成的(笔者称作)“第三领域”的传统,非常顺理成章地形成如此的半正式、半非正式制度,所借助的正是可以用(西方所比较罕见的)由国家领导和社会参与的第三领域来概括的传统和现实。这当然也是可以扩延到更多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做法。(黄宗智,2019b)

   在改革之前,“第三领域”性质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于农村村庄集体和城市的单位组织,但它们是一种比较高度管制化的组织。伴随改革的转向,国家已经大规模转向依赖私企、私人和私利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矫枉过正的转向。正因为如此,村庄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政府顾不到,原子化社区自身又不理的真空地带。而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制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则大多仅导致营利性的追求,少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当然也谈不上小农户和小村庄社区的积极参与。

   那样的基层公共服务真空状态,如今已经触发了不少源自社区合作理念和动机的新现象。上述的养老组织便是一个例子,新近的“集体产权改革”(黄宗智,2021c;亦见黄宗智,待刊b:第10章)和新型社区合作社的实验和呼声也是。新兴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农村社区的合作社(亦称“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过去十多年来主要试图模仿美国的,脱离中国实际和多是企业型的“专业合作社”,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需要的做法。之前的专业合作社在中国所导致的是众多虚、假、伪的,为争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营利型合作社,对农村社区公益和公共服务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黄宗智,2015;亦见黄宗智,2020a:第10章)上述的新兴实验绝对不是一种“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而是新型的基于改革中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综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结合公益和私利追求来克服眼前弱点的动向。

   以山东烟台市农村的一个实验为例,在2017年开始在11个村试点,采用的模式是依赖村党支部来“领办”新兴的农民直接参与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对推进村庄民众的共同利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2020年8月,这些经济合作社已经覆盖全市的2779个(行政)村社,占到全市村庄的42%,自愿入社入股的农民达到35万人。其与过去的“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以村庄社区而不是以“专业”为基础,由党支部而不是由科层-官僚化的政府机构来领办,由小农户为了其共同的利益而积极入股参与。其理念和机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规模化经营的私利,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核心“共同致富”“服务人民”和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较好地结合了公益和私利的追求。因此,才会得到民众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于涛2020;江宇,2020;亦见彭海红,2017;陈义媛2020)

相比政府机构,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具有更能够超越(笔者称作)“官僚主义内卷化”倾向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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