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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21-05-20 23:53:4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中型的机耕播收机械的使用发展较快,促使如今粮食种植的“综合机械化比率”[⑨] 快速上升。2015年,中国(三种主要)粮食种植中的综合机械化比率已经达到小麦93%,玉米81%, 水稻78%。(焦长权、董磊明,2018:表7,亦见表4)相比1985年,小麦种植平均每亩用(人)工量也已经从14.5天下降到4.7天,玉米种植从16.3天下降到6天,水稻种植则从21.9天大幅度下降到6.2天。(焦长权、董磊明,2018:185)也就是说,南方一个种植十亩地的水稻 + 小麦的小农户,每年仅需投入109(62 + 47)天的劳动,北方一个种植十亩地的玉米 + 小麦的小农户,每年仅需投入107(60 + 47)天的劳动,亦即约3个半月的时间来务农。而在城郊或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小农户仅种两三亩地粮食的小农,则只需投入南方小农户劳动时间的1 / 3 到1 / 5,即个把月的时间。这个演变绝不限于大农场而涉及大多数的种粮小户。如此的变化意味的是,如今较高比例的种粮地区务农人员已经成为兼业人员;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农业实际上乃是一种仅用部分工作时间的副业,非农就业才是真正的主业。

   以上两大变迁的并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理解第二次和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异同。首先是,本文论证的中国农业主体今天仍然主要是小农户,而不是规模化农业。而在小农户中,主要是两大类型的经营模式:一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菜果和肉禽鱼的“新农业”小农户,另一是越来越多雇用机耕播收的种粮兼业型小农户。两者并存,使我们能够更精准地理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新数据。

   这里隐含的是这样一个变化:之前,(笔者称作)“半耕半工”的小农户所包含的主要是由户内不同成员的分工——部分(以青年为主)外出打工,部分(主要是中老年者)留村耕种。这也是一般研究者对(代际分工的)“半耕半工”一词比较普遍的了解。但到2016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已经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小农个人进行“兼业”的工作。这些小农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包括从事小商小贩或其他类型的工商业工作,部分时间耕作。尤其是小规模粮食种植户,机械化使他们可以每年投入仅1到6个月来耕种自家的土地,其余时间从事收入比雇佣机耕(播收)服务收入高的活动。[⑩] 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新型的“兼业小农”。

   正是以上两大类型的新小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所给出的一些貌似矛盾的数据。一位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简单地将约3亿人的务农人员和2亿户的农户,与约20亿亩的总耕地面积相除,得出今天劳均7亩耕地和户均10亩耕地的概括。那样的概括固然突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和其在农业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却完全忽视了改革以来的上述两大变化,其实带有较严重的误导性。

   笼统地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采用的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超过6个月的近乎全职务农人员与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仅1个月以上的兼业务农人员混合为单一数据,完全看不出上述的两大变迁的任何一方。简单地将约20亿亩耕地除以2亿个小农户,不分辨上述两大现象的笼统概括,既忽视全职的拱棚蔬菜新型小农业革命的兴起,也无视粮食种植中的高度机械化和兼业型小农的兴起。结果是既忽视了小农大规模转入“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的“新农业”的现代化革命,也忽视了种粮小农的大规模采纳机械化和兼业化的现代化演变。正是这两大趋势,给予我们对当今的小农经济的创新性和巨大生命力真正的认识,堪称迄今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小农业机械化背后的动力和机制尚未被清楚认识。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及非农打工的收入逐步上升的巨大潮流下,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快速上升,造成了种粮小农户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在国家的大力推动和扶持下,农村广泛兴起了新型的机耕播收服务业。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小农户(等于是)用非农打工收入来支付机耕(播收)农业服务费。之前,种植一亩粮食需要10—20个工作日,已经逐步减少到仅需要五六个工作日(使用农药来除草也是一个因素)。相比之下,小农场如今的亩均机械化需求並不逊于规模化大农场,而其总量占比要远远超过规模化农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很大部分是由小农通过非农打工的收入来支撑的。(黄宗智、高原,2013)

   这样的农业发展绝对不该被简单认识为“资本主义”型的转型。那样的错误理解会使人们简单认为,中国已经或行将走上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相似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农场已被高度依赖机械化的大资本主义雇工农场所取代,由此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那样的臆测所完全忽视的是,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其说是从“小农经济”进入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不如说是从传统未曾现代化的小农农业进入一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化设施菜果生产(其“资本化”主要在于化肥和设施的投入,不在于机械化),一是相当高度机械化的(兼业)现代化的小农业粮食生产。它所展示的是与资本主义模式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了的小农经济”,而不是规模化了的西方——美国资本主义大农场模式。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农业经济体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已经相当程度)现代化的小农经济。

   更有进者,美国的国家文化长期以来都将“家庭农场”理想化,将之想象为一个完全自耕的单位,甚至将其浪漫化为美国 “国性”的一个基本来源。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它实际上是极其高度依赖机械化的农业(此点当然与其地多人少的国情直接相关),凭借户主加上一两个长期雇工和大型机械,再加上农忙季节雇佣(长期以来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非法”)外来短工来耕作的户均种植规模为2700亩的“家庭农场”,实在不可与中国式的户均种植规模只有一、三、五到几十亩的小农户农场相提并论。前者是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农场;后者则是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的小农经济。(黄宗智,2014b)

   如今,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农业研究大多倾向使用“farmer”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小农(peasant),更强化了这个误导趋势,使人们将中国农业的实际幻想为与美国相似的农业和同一类型的现代化模式。中国自身的英语刊物也跟随着这个潮流而不再使用原来的 “peasant”(“小农”)一词,转而采用美国的“农场主”(farmer)的用词,更加强化了对中国农业基本实际的错误想像。为了避免那样的错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坚决使用“小农”,即“peasant”一词来讨论古今的中国农业。(黄宗智,2020e:尤见131-133)

   这里更要建议创建“现代小农经济”(modern peasant economy)新用词。因为这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突出美国所没有的小农经济传统和现状,突出中国今天的户均拥有10亩耕地的小农户的基本社会经济实际,突出其对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关键性。当然,也突出小农户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已经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小农场还是机械化的粮食作物的小农场,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如今“新农业”的菜果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8.9%,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6.7%,后者是前者的141%;而美国的菜果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3.6%,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却达36.8%,是前者的1022%(Macdonald, Korb, and Hoppe, 2013;黄宗智,2020a:331; 2021)。显然,这方面中国的新型小农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中国的有机农业虽然已经占到全球市场总额的6%,但相比美国的47%和欧盟的37%,同样还去之很远,因此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刘石,2018;亦见黄宗智,2021a)同样,粮食作物种植的机械化率,尤其是诸如水稻插秧、收割和其他“大田”作物如棉花、油菜、大豆、烟草等也如此。一句话,中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还有较大的继续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三、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回顾过去17年(2004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我们可以从其看到,头十几年关于农业的主导思想一直是“规模经济效益”。其中一个基本、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规模化农业才是“现代的”、“进步的”、经济的。分散了的小农经济则被许多研究者认作落后的、贫穷的、不经济的,必将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农业。这种想法的背后既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小农经济必将消失,被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雇工)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也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继自然经济型的、“封建主义”的小农经济而兴起,被具有资本主义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的产业化农业所取代。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可能是一个必经历史阶段,不可避免,但它是一个剥削型的生产方式,迟早必定会被社会主义(当然也是规模化、产业化经济)所取代。然而两种不同意见和意识形态,在对规模经济的信念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一致的,因此,促使该两大信念成为几乎不可动摇的、双方共同接纳的前提理论设定。

   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还有国内外(主要在国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支流认识,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治在改革期间已经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敲响警钟,让人们警惕政党国家全力推进资本主义大洪流的“实际”,认为其行将或已经淹没了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们一般对市场经济存有较深的成见,将市场经济(或任何商品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而不能区别资本主义的纯自我逐利型市场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的平等互利市场经济,也不能区别榨取型的单向城乡“贸易”和互利型的城乡双向贸易,更不用说区别资本主义农业和现代化的小农经济了。(黄宗智,2020a:408-10,411-419)。

   前14年(2004年—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比较偏重“规模经济效益”,将其设定为乡村现代化发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将小农经济认作将会被淘汰的生产方式。因此,从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特别突出要发展“龙头企业”和推进规模化粮食生产的“示范区”,之后每年如此(中央一号文件,2004-2016)。之后,尤其是在2013年,更添加了成规模的“专业大户”和所谓的(“超过100亩地”的)“家庭农场”,以及模仿美国的,以“专业”为主,据股份和 / 或营业额分红的(基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专业合作社”。(中央一号文件,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亦见黄宗智,2017:140-144)对小农户基本不提,显示了非常明显的一切以“规模经济效益”为主的基本认识。

   至于上述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兴起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中央一号文件直到2008年才首次提到养殖业和“园艺”农业(中央一号文件,2008),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在关乎粮食生产的第一段总结之后,在第二段中首次突出“菜篮子”农业的新说法,承认其在中国农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明确将其划归“市长负责制”,仅次于由省长负责的粮食生产(中央一号文件,2012;亦见黄宗智,2017:157页)。

至于农村社区,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真正讨论。不言而喻的是,农村社区曾被简单等同于过去的,已经被抛弃的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下的社会单位。伴之而来的是,对“私利”当头的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全面接纳和采用,在治理方法上也如此。譬如,主要借助“项目制”发包与承包中的官员们追求自身晋升的逐利激励和地方私企的个人“营利”追求的逐利机制来推动农业发展。其结果是,造成了最底层的村庄社区的公共服务真空,导致一个个村庄(除了个别农户自身房屋和宅基地之外的)公共空间中,满地垃圾和道路破烂不修的状态——地方政府顾不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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