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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

更新时间:2021-05-20 23:38:40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郭店竹简发表之后,其中的《缁衣》等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在战国楚地流行的文献文本,不一定是楚国或楚地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有许多是传自中原的。如战国中期齐国的文化最为发达,诸子百家都在齐国寻求自己的发言权,楚地所流行的文献,应当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从齐国流传到楚地的。这一事实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马王堆帛书易传各篇的相关问题。事实上马王堆帛书易传发表后,虽然颇被认为是“南方易学家的著述”,(注:张岱年先生说“帛书易传是南方易学家的著述”,见其文《初观帛书〈系辞〉》,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页3。)但也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其他推测。如有的先生认为,“楚地帛书本《周易》经传文,多半来自齐学”。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帛书易传都是“鲁学一派所传”。[1]我的看法是,《要》篇等记述孔子与子贡等门人的对话,不可能是南方易学的作品;马王堆帛书易传可能大部分传自齐国,但是传自齐国的文献,不一定在性质上属于“齐学”,也可属于其他学派;而把马王堆易说各篇都说成是来自鲁学,也未必尽然。简言之,我以为帛书所见的战国时期的儒家易学应有三个主要流派,这三派不一定同时,可能发展有先后。三派在解易、学易方面的宗旨互有不同,即鲁儒易学、齐儒易学、楚儒易学,这在帛书易传中都有表现。

   一、尊德义——帛书《要》

   我把马王堆帛书中解释《周易》的《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概称为帛书易传。帛书易传释文发表后,《要》篇中记述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的问答,特别引起注意。由于这一段对话与《论语》“五十以学”一段有关,涉及到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孔子与易学的关系,所以其备受重视是很自然的。

   其实,孔子与子贡的这些对话,更提出了一个儒家解易宗旨为何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段对话: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蘩)。”(注:据陈松长释文所作“蔡”字,池田知久《要》篇释文则作“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据子贡说,孔子以前主张:“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子贡的问题是,既然孔子以前认为德行丧失者才趋于神灵信仰,智慧缺乏者才反复寻求卜筮。那么现在老而喜好《周易》,这不是很难理解的吗?孔子的回答是,《尚书》多有阙失,只有《周易》是完整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古人的遗言,所以我对周易的兴趣,并不是求其卜筮之用,而是乐其古之言辞。

   《要》篇“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提法,与《系辞》的提法适成对比,《系辞》的主张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系辞》是既注重“玩其辞”,又注重“玩其占”,文辞和占筮并重。而《要》则只关注“乐其辞”,而无视占筮。这显然是与《系辞》的一大不同。

   《要》篇不仅提出了“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学易宗旨,而且进一步发挥了尊德以知易的宗旨。《要》篇前七行缺字甚多,不可读。第八行有云:“若夫祝巫卜筮……巫之师……无德则不能知易,故君子尊之。”根据后文孔子所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可知,这里也应是孔子的话,认为史巫不达于德,而无德则不能知易,所以君子尊德义。这里所谓“故君子尊之”,指的就是尊德、尊德义。郭店竹简中有一篇即倡导“尊德义”。“无德则不能知易”这个命题把“德”看作是知易的根本。这就是说,从孔子的观点来看,君子学易,不仅是要“乐其辞”,在如何乐其辞的方面,更要以“尊德义”为中心。

   在《要》篇中,是以德义为本,而轻忽卜筮的,对此,有一段较长的对话: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罕),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照孔子这里所说,他区分了巫、史、儒(君子)三者。“巫”的特点是幽赞而不达于数,赞即祝也。指只知道祝祷而不了解天道变化的数度。这可以巫所操作的龟卜为代表。“史”的特点是明数而不达乎德,即明了宇宙变化的度数,但不能达到道德的境界。这可以史卜之官的蓍占为代表。(注:按《礼记·郊特牲》云:“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与《要》所说“数而不达于德谓之史”意略同。唯《礼记》所言“数”乃指礼之度数。)“儒”,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君子,其特点是达乎德。显然,在孔子的理解中,儒是代表比巫祝、史卜更高的人格和智慧。

   其次孔子说明他在学易方面与祝卜的不同,他强调,“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这里的“德”或“德义”,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一般多理解为“卦之德”“卦之义”,即注重与象数相对的卦义,这显然是受了《系辞》的影响。我自己也曾提出:“《要》篇的德义有双重意义,即一方面指‘蓍之德’、‘卦德’、‘六爻之义’(《系辞》),重在以易之话语——辞发明义理,求宇宙万物变化之理。另一方面,指‘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说卦》),以发展和完善人的德性人格,如果说《系辞》重在前者,那么《要》则更强调后者。”[2]其实,应当说《要》篇所说的“德义”“德”就是指道德、德性,这从《要》篇本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其所说“观其德义”“达乎德”就是要落实为仁知而义行之。孔子又说,“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强调儒者以德行求福而很少祭祀,以仁义求吉而很少卜筮,可见这里所说的“求其德”就是指仁义德行。

   《要》篇中有些段落是错简、误抄,由他篇窜入的,这一点我曾有过讨论。[3]故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应是《要》篇的主要内容。据此可知,《要》篇的学易之道是“求其德”的德行派,这种学易的学风应当是鲁国儒学的特点。据《史记》,孔子传易给商瞿,而商瞿是鲁人,所以《要》篇有可能是出于鲁儒商瞿一派之手。十翼中的《大象》完全以卦辞申发道德教训,《文言》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以成德为行”,亦与《要》篇宗旨相同,也属于德义派。李镜池曾经提出,《象》的作者应是北方儒者,郭沫若也同意此说,认为“《象传》全体显明地带着北方的色彩,而且明白地受着《论语》的影响的地方很多”。[4]

   二、明成败——帛书《易之义》《二三子问》

   《要》篇的提法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儒家易学是否应当只讲进德修业,而可以完全不讲损益成败了呢?第二,儒家是否只需以德行求吉,而根本放弃以卜筮知吉凶呢?看来,《要》篇中所述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只是片面强调了孔门易学的一个方面。即使在《要》篇中孔子也说他曾“百占”,又说“仁义焉求吉,卜筮而希也”,卜筮而希的意思也是说不常卜筮而不废卜筮。而不废卜筮表示孔子并不否定在实际生活中应当注意判断形势、预测将来,进行选择,以便避免损害。但德行派在理论上推到根本,就变成只讲德性,不讲利害、不问吉凶。人在道德践履方面当然要正义不谋利,但在与道德无关的生活实践中,为了达到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总是要力求成功,避免失利。

   《周易》本卜筮之书,其着眼点原在天道损益、人事吉凶上面。儒家易学的特点,撇开其对卜筮的态度不说,一般认为其解易之方是“取其人道教训之义”。但是,人道教训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进德修业,一个是损益吉凶。前者注意的是人道之当然,后者注意的是人事之实然。前者是正其义而不计利害吉凶,后者是详观成败、吉凶、损益、得失的时间因素、主客条件和变化规则,调整个人的行动方式,力图在人事上立于不败之地。

   这两种取向是不相同的。进德修业是属于“伦理”的范畴,损益成败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体现在易传的语言上,前者是规范性的,后者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当然的道德律令,后者是实然的行动规律;前者可使人达到庄严的道德境界,后者则更多是明智的生活智慧。

   可以随便举几例来说明:如《大象》解卦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这些都是进德修业的范畴。而《系辞》中的“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些就是属于实然的描述,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研究进退存亡的规律。

   《易之义》篇在帛书易传中就比较注重实然的成败,讲究“因济人行,明失得之报”(此语在今本《系辞》中)、“敬以承事,智以避患”。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刚柔”说:

   子曰: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浮。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动则沉,此柔之失也。

   是故天之义刚健动发而不息,其吉保功也;无柔救之,不死必亡。重阳者亡,故火不吉也。地之义柔弱沉静不动,其吉保安也,无刚救之,则穷贱遗亡。重阴者沉,故水不吉也。故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穷。是故柔而不枉,然后文而能胜也。刚而不折,然而后武而能安也。

   这也是取其人道教训,所谓“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5]。所以《易之义》讲“盈而能虚”“刚而能让”“武而知安”“文而知胜”,又说“废则不可与谋,胜则不可与戒,忌则不可与亲”,这些都是有关成败得失的教训。以及“君子穷不忘达,安不忘亡”,“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有罪之内,是谓重福”,都是为了保功保成保存保胜,而避免危亡败损。这种学易的取向与德行派不同,如《大象》讲损、益两卦,就只讲“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而《易之义》与《大象》不同,说“损,以远害也;益,以兴礼也;困,以避咎也”。

《二三子问》在用易取向上,亦表现此种特点。如对“时”的强调,《二三子问》解释“君子终日乾乾”说:“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又说:“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其解释“括囊无咎无誉”说:“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其解释“艮其辅,言有序”说:“言也,吉凶之至也。必皆于言语择善而言恶,择利而言害,塞人之美,阴人之恶,可谓无德,其凶亦宜矣。君子虑之内,发之……不言害,塞人之恶,阳人之美,可谓有序矣。”其解释“亢龙有悔”说:“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政也,若循木,愈高愈畏下。”所有这些,都不是告诫人在内在的德性上应当如何,而是告诫人在社会行动中如何避免失败。如果从道德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则强调只问行义、不顾利害,或者认为行德义在实际上可带来最终的成功。无论如何,此派是不落在功利来讲。而注重成败损益的一派则直接告诫人要少说话,说别人的好话,说话要注意时机等。《二三子问》还提出:“务几者,成存其人,不言吉凶。”这种不言吉凶的解易宗旨,表面上看与《要》是相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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