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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2020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1-05-20 16:01:20
作者: 夏春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的第二年,是国内历史理论研究稳步推进、呈现出生机活力的一年。一年来,在防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召开线上学术会议作为一种新形式,逐渐为大家所熟悉和接受。历史理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尽管中外学术交流因疫情影响暂时停滞,但国内学术氛围仍较为活跃和浓厚,由历史理论研究所牵头,召开了“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成都)、“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2020年度工作会议,北京)、“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中的现代化研究”(北京)等系列学术研讨会。对前沿性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学科体系建设有所推进,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研究新特点、新趋势。

  

   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之所以不叫史学理论研究所,其名称是中央审定的,含有深意,突出了研究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是为了纠正近些年来唯物史观被边缘化的偏向。新中国成立给历史学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解答了历史学为谁著书立说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进而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绝对不能动摇,相关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过,谈到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概念,我们多少有点尴尬:现有学会及举办会议的名称大多为“史学理论”;有些会议或论著中,对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按照中央审核的建所方案,《史学理论研究》拟改为《历史理论》,考虑到更改刊名须层层报批,手续多、周期长,也考虑到《史学理论研究》已形成品牌效应,我们暂时未予更改。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强调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旨,我们要有清晰认识。

  

   2020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稳步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讨论热点与关注焦点,对一些理论问题的反思和研究有所突破。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经典命题的分析与诠释。周嘉昕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总体理论框架,虽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但马克思已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逐渐“走向从生产方式出发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孙琳分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的理论价值,提出“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是合理的抽象方法,其结果是作为‘理论抽象’的理论实践的结果——唯物史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合理的具体方法,其结果是作为‘理论具体’的理论实践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都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实践……前者是广义的、一般的唯物史观,后者是狭义的、具体的唯物史观”。孙赫认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劳动理论,丰富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张懿认为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论说“探讨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跃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肯定了‘单线论’和‘多线论’的有机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唯物史观的视野”。谢江平指出马克思“论证了人类社会超越‘动物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将价值评判融入到历史评判之中,真正做到了对达尔文进化论历史观的超越”。这些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批判反思意识,是对既往研究的一种推进。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涌现出不少探讨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贡献问题的成果。西方学界曾有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存在对立的说法,张新对此进行反驳,提出恩格斯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独特贡献,而且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系统化,至其晚年更对唯物史观作了创新性发展。王海锋指出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做出“系统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覃正爱和郭江勇提出恩格斯是唯物史观原理的“联合表述者”,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和“补充完善者”。冯景源论述了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贡献。总的来说,学界充分肯定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唯物史观创立,以及晚年对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方面的贡献。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创新与发展,既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前进的必然结果。田守雷分析了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思潮与唯物史观传播的关系,指出认同“劳工神圣”者虽未必接受唯物史观,但“劳工神圣”思潮确实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金梦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掀起的第二次唯物史观热潮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由机械的经济史观向辨证唯物的历史观的转变”。金民卿介绍了1949年前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包括丰富和发展社会革命学说、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吴浩和蔡敏敏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田鹏颖和綦玮阐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为创新人民中心论、创新政党决定论、创新“双重革命”论、创新命运共同论等。这些成果反映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丰富与发展,显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最新体现。《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推出“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专栏文章。其中,杨艳秋分析指出,新时代史学的“时代精神”包括“发思想之先声”的文化时代观、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古今观、“交流与互鉴”的文明中外观、答“时代课题”的学术实践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史观。蔡青竹比较深刻与清晰地诠释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认为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规律更加深刻、理性的思考,以及驾驭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宝贵品格。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进行学术考察与理论阐释,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

  

   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新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近代人物评价、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推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笔谈文章,探讨战国至明清时期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臧知非在侯外庐的“土地国有制”说基础上,提出汉初土地制度虽然“进入了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时代”,但“其时之土地私有制是隶属于土地国有制的”。周国林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为主线”。耿元骊认为隋唐时期的社会结构、基层社会经济运行,与秦汉以来对土地“私有权”的保障,“大体上具有同一个宏观时代的性质”。李华瑞考察了宋代的土地政策和抑制兼并问题,指出“抑兼并的思想在两宋时期是时代的主流”,但“从消减贫富分化的两极对立而言,则收效甚微”。赵思渊和刘志伟认为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始终未能摆脱以王朝国家的户籍赋役体制为基础的格局,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态始终以在户籍中登记的赋税责任为基本依据”。这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前沿水平。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推出一组“圆桌会议”文章,就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展开讨论。张海鹏指出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必须明确“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历史前提,参照“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分析。耿云志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应关注“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郑师渠提出评价思想上具有“流质多变”特点的人物,应以“坚持唯物史观及其阐明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为前提,同时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底线,保持客观学术立场。朱英以近代商人有无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划分及评价、商人在抵制洋货运动中的表现等为中心,反思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商人的评价。本组文章是相关作者在多年学术探索与积淀基础上的经验之谈,说理充分,论证周详,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生命力。

  

   试图突破以往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论说,重新界定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也是本年度学界研究的重点。徐义华“从宗族演变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考察”,将中国古史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李治安提出了战国至清代社会性质的“新表述”,即:“帝制地主形态”,认为“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但是,这些观点作为“一家之言”需接受学界与历史的检验,毕竟中国社会性质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李红岩解剖了“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指出托洛茨基没有直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托派”则将之扩展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未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夏春涛在主持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集体讨论与研究,赵庆云执笔)中指出,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否认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说便不能成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就会被颠覆,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中国道路的开辟,都将失去历史依据,因而必须坚持中国存在封建社会一说,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不容置疑,但民国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各有不同。陈峰分析了陶希圣对唯物史观认知的多重来源,认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最大分歧“在于对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态度”。陈峰和殷飞飞考察了陈啸江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及成果,认为陈啸江代表了“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非主流趋向”。李政君分析了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演变,认为他在生命后期对唯物史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旧史家”经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春强认为夏鼐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实际上是其在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延续和发展。武晓兵分析了李光璧在1949年后从擅长考证转移到在史料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长之路和学术观点,不仅受到学界关注,而且可为探寻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王兴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史的构建问题,提出“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材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其主要特点。叶毅均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及以后范文澜如何从一位书斋式的学人,“变成一名积极行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而“蜕变为一位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何宛昱比较了陈翰笙和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指出托尼主张以渐进改良道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不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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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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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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