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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林 姚志良:“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更新时间:2021-05-20 09:08:37
作者: 吴佩林   姚志良  
孔昭声则侧重从道德、情感上唤起时人对衍圣公府遭遇的同情。他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呼吁“全国父老昆弟诸姊妹共鉴之同胞乎,汝亦有宗祖乎?汝亦有产业乎?将如之何处置之而后合法乎?非法之端一开,前途又将若何乎?幸明以教我”。77不唯如此,11月10日上午,衍圣公府组织孔昭声、孔昭度、孔繁藻等数十名族众代表召开族议会,以取消蔡氏审查案为先决问题进一步商讨林庙案,最后议定:“通告族人征求意见”,“根据法律及事实上提出抗争”,“公推繁藻君起草抗争书”78,呼吁全国同胞援助。

   事实果如衍圣公府一方所称,是蔡元培“蹂躏人权”、“非法处分”祀田吗?现有的研究指出,孔氏族人误将《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当作蔡元培个人的提案。79造成这种攻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排除衍圣公府有意为之的可能。倘若这真是一场误会,那么民国以来主张废读经、罢祀孔的举措应是导致蔡元培从五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攻讦”对象的潜在因素80,而蔡氏在审查报告中以第一人称“故元培等以为”的叙述方式支持祀田充公则是造成衍圣公府一方产生误解的直接原因。

   对于衍圣公府的抵拒,蔡元培并不意外。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到:“彼等为利害关系,自不能不一试最后之抵抗”,让他困惑的是,“财产充公案,似由委员四五人审查”,衍圣公府却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他一人。对此,他希望能有人出面为其证明“清白”。81数日之后,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特意上呈行政院为蔡元培澄清,但此时距离衍圣公府向社会求援已半月有余。82

   事实上,祀田国有化的提案与衍圣公府据理力争的背后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孔庙祀田性质是公还是私?从历史上看,孔庙祀田大多由国家赐予或“官拨”,衍圣公府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83,在法律上不得买卖,故其为“官田”即国家所有的性质并无异议,民国以来政府对祀田的整体态度即是延续于此。然而前已言及,孔庙祀田来源驳杂,其中有一部分为衍圣公府置办的私产。因此,衍圣公府一直以祀田公私混杂为由反对祀田国有化。值得注意的是,衍圣公府对祀田性质的解释并非一以贯之。1928年8月上呈国民政府的《至圣庙祀田及支用款项一览表》中,衍圣公府声称“祀田之所有权仍在人民”。84而1929年11月后,则改称“林庙祀田、书籍、器物,各产业系由宗祖孔子暨历代先祖父子相继所遗留”属于私产。85对祀田性质解释的前后不同,显然存在衍圣公府一方故意模糊祀田与确为私产的书籍器物之间关系的嫌疑。但无论是声称祀田归人民所有还是父子相继,都巧妙地规避了与国家话语的正面冲突,从侧面展现出衍圣公府在维护自身利益过程中根据时势调整策略的能动性。除此之外,无论是蔡氏“祀田皆属公产”的说法,还是衍圣公府所称的祀田“依法全部继承在案”,都未能援引法律条文予以佐证,双方对法律是否有清晰的了解固然值得考究,但客观上还在于《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中的“物权”“继承权”条款只有抽象宽泛的原则86,对孔庙祀田的处理缺乏具体的法律条例。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政府在处理孔庙祀田问题上的“无案可稽”促成了《曲阜林庙改革办法》提议的出台,祀田公私之争可能本就无从定谳,法律在此不过是双方尤其是衍圣公府争夺利益时用以争夺“话语”制高点的工具。在这种法律生态下,争辩双方在孔庙祀田公私性质的认识上终究无法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从而遵循各自的逻辑推进孔庙祀田问题复杂化发展。

   其次,收归孔庙祀田国有的提议有无合理性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后的《天坛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中虽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例,但在适用范围上含混不清,其后还每每存在诸如“但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依法律而定”的规定。土地的处理亦是如此,其中杨幼炯对1930年土地法草案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对土地处理的整体理念:“土地法草案条文繁密,其内容之得而言者,有四。第一、逐渐使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由不均变为平均,以符合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之旨。……第三、土地之使用应就国家经济政策及地方需要情形,不得专图私人之利益。……第四、国家得征收私有土地以应公共事业之需要。……但被征求人如认为征收不当或违法,得提诉愿,或请求公断。”87简言之,当时的土地立法是以“社会本位”为取向。结合当时政府推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以限制私人土地来看,土地国有是制宪的倾向,在必要的公共利益面前,即使是人民私有的财产也存在为其买单的可能88,更何况是孔庙祀田这一与国体抵触的“封建遗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曲阜孔庙祀田由政府收归国有的提议并非无的放矢。

   在这场政府与宗族的碰撞中,衍圣公府“合乎古而不戾于今”的策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充分动用传统社会的政治人情来维系自身利益的同时,衍圣公府运用近代法律话语维护祀田财产,并试图借助报纸引导舆论获取支持,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那么,对于曲阜孔庙祀田国有化问题,社会层面是如何理解的呢?

   四、道德、法律与信仰:社会层面认知下的曲阜孔庙祀田案

   当政府非法处分孔庙祀田的消息见诸报端89,很快社会各界“尊孔派”90人士便做出反应。91其中,华阳徐炯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孔氏子孙在法律上应继承之财产将被处分,虽若孔氏一家之事,其实则凡读孔子书者所共同应负之责”92,绝无袖手旁观之理。换言之,在得知曲阜孔庙祀田以及孔氏子孙的遭际后,一脉相承的教育底色所形成的儒家文化认同,激发起“尊孔派”人士的同理心,进而促成了声援行为的发生。

   1929年10月,沪豫各报刊登载了意欲没收孔庙祀田的《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93山东省邹县财务局局长董潜、建设局局长王建等人士联合致电蒋介石,请求撤销处分孔子林庙祀田。电文称:“伏以去岁既发通祀享礼,虽不及于全国春秋祭祀,尚不致斩断于邹鲁。今复处分其祀田,不啻根本划除。”94董潜等人所言,透露对于信仰泯灭的担忧。泗水县步登云等人同样认为,废通祀令,复处分祀田,“不啻根本铲除,启群滋废孔斩教之疑”。95可以说,在尊孔派人士眼中,政府没收祀田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春秋祭祀乃至儒家文化斩草除根的表征。正是在这种危机感下,尊孔派纷纷上呈、致电国民政府,请求保留祀田。

   表1?“尊孔派”呈请国民政府撤销孔子林庙祀田案信息一览表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孔林孔庙保护(一)》《孔林孔庙保护(二)》,国民政府档案,001-051821-00001、001-051821-00002。

   细察17件呈文可见,声援主体的来源,近至曲阜、泗水;最远西至甘肃,南至槟榔屿(今马来西亚西北部),北至辽宁。各方代表涵盖军政绅学民各界,总体上以士绅知识群体为主;其中除了林樑任、何键两人以个人名义发送呈电外,其余15件为地方人士或团体的联名上书。各呈文的时间贯穿祀田案高潮始终,延续四个多月之久,足见曲阜孔庙祀田案影响之广泛。

   那么,在祀田国有化的具体问题上,“尊孔派”各方是如何看待的呢?概而言之,“尊孔派”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其一,祀田的历史性权力。孔教会人士陈焕章认为“从最初而言,则凡田皆属天产,岂止公产而已,但既经国家颁予,历数千百年,则早已变成私产”。96然而,在现代国家话语兴起之后,以国家为单位的连续性叙事,极易将现代国家对王朝历史的占有和挪用合法化。97因此,“尊孔派”更倾向于“孔氏林庙祀田、书籍、器物,既系孔氏历代所遗留,当然属于孔氏子孙所私有”98的承继观点。面对蔡元培等人的“祀田为公产”的话语压力,“尊孔派”则从祀田来源驳杂方面予以辩解。所谓“孔子祀田,前代所封者有之,而其自置者有之,升科纳税理所当然,若一律归公,继承之权尚有未合”。99总体上仍认定孔庙祀田属于孔氏子孙世代相承之业产,衍圣公府拥有对祀田的合法继承权。

   其二,政府处理祀田的方式。“尊孔派”认为“此次改革曲阜林庙办法,自实质上言之,殆与没收无异”,俨然“待圣裔如逆党”100,“将孔氏私产视同逆产”。101于此,他们援引法律明文道,“查民国十六年五月十日公布《处分逆产条例》第二条内载:‘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没收之。’又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公布之《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第二条,第四、五、六及十一等项所载:‘没收财产一部或全部皆必有其犯罪确据,而后依法处断之。’”而“孔氏子孙不闻有犯罪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祀田既然“非犯罪所得”,政府就“不得辄行没收”。102延续了衍圣公府与孔昭声一方对蔡元培的“误解”,“尊孔派”进而认为没收孔庙祀田是蔡元培“逞其私意,破坏约法,妄提议案,削弱民权”103,若不经会议议决而执行,贸然将孔庙祀田收归国有,不合法律程序,理应“俟国民大会议决,以昭慎重而见民意”。104

   其三,关乎国本,孔庙祀田文化意义的再阐释。尽管声援的各方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迥然各异,立意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但仍可大体看出他们维护孔庙祀田的文化逻辑。在“尊孔派”看来,孔教是“立国精神根本之所系”,“近来国难未宁,事变迭起,其分因诚为多端,其总原在反孔”。105孔庙祀田关系到祭祀,“祀废则道不张,道不张刬教灭”106,“孔教既失,国性随狂,风俗遂崩”107,由此关系世道人心。要想欲挽救人心之陷溺,维持社会安宁,舍孔道而莫由。108而欲尊崇孔教,必以撤销改革曲阜林庙草案为见端。109“尊孔派”继而以孙中山生前推崇孔子言行为由,声称孔子教义“为先总理三民主义所从出”110,进一步引申为“尊祀孔子林庙藉以维持世道人心,即系实行总理之意旨也”111,“将所有遗产悉数夺之而充焉,甚非孙先总理推崇之本意”112,从而将保护孔庙祀田与遵循孙中山遗志相关联。当儒家文化内涵附会于主流的政治理念时,它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此得到保证。在此语境下,收归孔庙祀田国有即被等视为对孔教的亵渎,换言之,则是对总理遗志甚至是三民主义信仰的违背。综上所述,“尊孔派”在道德、法律和信仰层面上,不遗余力地反对孔庙祀田国有化。

   无论是孔德成、孔昭声的《敬告全国同胞书》,还是族众、商会以及社会尊孔人士的声援,都并非无的放矢。在理解这一现象上,社会学家林耀华对祖产的分析或有一定启示:“祖产设立最大的目的是为祭祀之用。一方面崇拜祖先必须备办礼物,以表孝敬。一方面利用祖产名义,以收系人心,使公共利益不致散漫。”113尽管曲阜孔庙祀田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宗族产业,也不具备庙产的宗教性,但受宗法血缘礼制下祖先崇拜的影响,祀田作为延续祭祖的物质基础,仍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在孔氏家规中也有要求孔氏族人“守祀田”“培植祭产”的记载114,正是由于孔庙祀田承担了提供祭祀经费和凝聚宗族的重要功能,当孔庙祀田受损害时,衍圣公府和热心宗族的孔氏族人便积极地为保护宗族利益而抗争。承如前文,这也是民初孔令贻极力抵制祀田“清理升科”“收归国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建立后,按照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定章,民众有复议等权。故“遇有行政处分及民刑诉讼不餍人意者,辄有民众组会力争为之后援”115,当是事实。而社会士绅构成的各级商会,是地方上最具影响力的团体之一。如日本学者观察所言,中国县内政治大部分操于商会手中116,他们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士绅群体对孔庙祀田改革问题的整体认知,对地方社会舆论走向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为衍圣公府向各商会请求援助提供了注解。

除了具文政府“申诉”外,社会各处通过诉诸报端等方式进行声援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以商会为例,在接到孔德成及族众发给各商会的通文后,北平特别市总商会、江西南昌总商会、太原总商会相继通电到沪,呼吁全国一致声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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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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