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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林 姚志良:“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更新时间:2021-05-20 09:08:37
作者: 吴佩林   姚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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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未给予正面回应,但这份呈文却引起国民党部分老党员的注意。8月23日,刘汝麟、孔绍尧、刘秉粹等40名国民党员联名上书44,以保护中华文化古迹以宏党治而正人心为由,要求明定条例,“保卫林庙”,“并予祭田为维修、保存及维持学校之用”。45与于心澄等青年党员不同,刘汝麟等人更重视林庙的文化意义。他们认为孔子之道为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正宗,且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所承继,而“孔林、孔庙为东方文化之所注重,政府早有提倡七端八目,遵奉总理遗教之明令,内政部亦有饬各县保存孔庙之令文”46,明定条例“保卫林庙”“予以祭田”是政府贯彻总理遗教、提倡道德恢宏人心的必要举措。

   于心澄等人的提案同样引起了时任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的不满。作为回应,他于8月28日召开的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保护山东孔林及各省孔庙,并在提案中不指名地批评道:“当此革新之际,人心浮动,异说纷呈。一班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47如此质疑于心澄等人的政治立场,措辞不可谓不严厉。

   实际上,孔祥熙与刘汝麟等老国民党员保护林庙的逻辑如出一辙,均以遵循孙中山遗教以及保存中华固有道德、光大民族精神为由。不同的是,作为孔氏后裔的孔祥熙,难免心生偏袒,一味强调保护而绝口不提利用林庙。法政专业出身的刘汝麟等人以制定律例保护林庙古迹的提议得到蒋介石的重视。8月31日,蒋介石以此事“事关中华文化古迹,为吾国旧有道德智能所从出”为由,向国民政府转交刘汝麟等人的呈文。48国民政府秘书处当即函致内政部议复。49时任内政部部长薛笃弼认为,此事“关系典制改革,非经详密调查,慎重讨论,难期妥办”,待山东省政府将孔林各节查明回复后,再与于心澄等人的提案归并,进而拟定新的办法。因此,内政部一面函催山东省政府调查孔庙孔林现在情形并征求改革意见50,一面致电北平内政部档案保管处,请求将前内政部关于衍圣公及孔林孔庙各项卷宗全部寄来,以便参考。51但直到薛笃弼卸任,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

   1928年10月24日,赵戴文代理内政部部长。52此后不久,山东省政府回复内政部,表示“关于孔庙祀田整理办法暨清理孔庙祀田委员会组织章程业经拟定,并经省政府第33次委员会议决通过”53,呈请内政部查核。12月4日,内政部拟具《曲阜林庙改革办法》及《整理曲阜林庙委员会条例草案》呈复国民政府和行政院鉴核。其核心内容系提议祀田升科归国家征收54;划拨部分祀田为孔族教养费用;设立整理曲阜林庙委员会,委员定额为7人:由国民政府遴派1人,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山东省政府各推1人,孔族代表2人。55

   然而孔祥熙对祀田处置办法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不满意,他认为若祀田完全收归国有,将来保护孔府林庙古迹、古物等的经费则无从着落,且由于历史原因,孔庙祀田属公属私不可分辨,当采用折中办法予以处理。建议政府将祀田的40%归孔子嫡后子孙升科纳税,自行管理;30%为孔林孔庙保管岁修之资;30%用于设立图书馆、古物陈列所、护卫林庙公安队,附设国学研究馆等基金。定委员9人:国民政府1人,内政部1人,教育部1人,山东省政府1人,山东省党部1人,孔族代表3人,孔德成当选委员。56对此,赵戴文欣然采纳。1929年2月23日,内政部在综合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孔繁霨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拟定《曲阜林庙改革意见》并附办法条例。57这份意见及办法条例先后经3月5日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和3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最终指定由“蔡元培、胡汉民、戴传贤、蒋梦麟、赵戴文五委审查”。583月14日,赵戴文召集其他四委员在内政部共同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然而在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干预下,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蒋梦麟之所以介入此案,除了职权所在,更主要是出于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考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财政困顿,教育经费拮据。1928年5月15日,大学院曾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为增加教育经费,保障经费独立,掀起没收寺庙财产移作教育款项的“庙产兴学”运动,以扩大经费来源。1929年6月17日,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共同商定公布《孔庙财产保管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孔庙财产均应拨充各地方办理教育文化事业之经费,不得移作他用”。59显然,蒋氏此举意在“毕其功于一役”,以该办法将曲阜孔庙祀田在内的全国孔庙财产以法律形式纳入国家系统。不过在执行过程中,曲阜孔庙祀田的处理并未落到实处。具体原因在于,相比各县孔庙财产,“山东曲阜孔庙财产有田二千一百余顷。除因保管散失或为水所湮没者外,尚有田一千零七十九顷三十四亩。财产既多,教育局保管成为问题”。60内政部也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祀田处理一时陷入僵局。

   1929年10月,《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终于出炉。原文如下:

   查祀田皆属公产,在昔以国家颁予充作祀孔之用,孔氏以衍圣公职位负管理祀田之责任。今祀典既废,田宜归人,事理至明。如以衍圣公名号而受田,则乃古代胙土之制不宜于今复见之。如撤销衍圣公名号,而仍予以巨额之田,何以家必待孔子异于凡民,必致物议。况吾党正欲平均地权,实现总理耕者有其田之意。而今转给孔氏以巨额之田,不独显背党之主张,更恐孔氏未来之忧。故元培等以为:为孔氏子孙计,今后当自侪于平民而力谋自立,以适合潮流;为国家优待孔氏后裔计,只宜免其嫡派子孙若干人入学费用。所有原拨祀田,一律改拨为办理纪念孔子各项事业之基金,由教育、内政两部会同组织一委员会管理之。其田仍应升科纳税,悉如民田办法;至三年所定别给孔氏岁费一万二千元,本以代替祀田为春秋祭祀之需。祀典既废,岁费自无庸议。惟念孔子嫡派子孙世袭衍圣公一条,向持爵禄暨祀田利益为生,今一旦撤销爵禄,收回祀田,或至[致]生计困难。自宜为之筹划,以示体恤。61

   祀田政策文本的不断变化暴露出政府内部的分歧,其中至少有三点不容忽视:一是祀田清理升科乃各方共识。即使是站在维护衍圣公府立场的孔祥熙也承认,“此时由政府升科,可以免去地方豪民乘机侵占之弊。在法治国统治之下,清理后升科纳税,自属至当”。62各方所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祀田是否完全收归国有。二是孔祥熙倾向折中处理祀田。从1929年2月23日的政策文本看,孔的建议对内政部后续条例的调整影响颇大,政策利益的天平逐渐向衍圣公府一方倾斜。一方面,祀田的分配及用途上呈现“取之于孔,用之于孔”的趋势,从“划出一部分作为孔氏嫡派子孙教养费用”,调整为更具体的40%归孔氏自行管理,60%兴办林庙公益;另一方面,整理林庙委员会中孔族代表比例从2/7提升至4/9,增强了衍圣公府在委员会中的话语权。三是蔡元培等五委员的《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将祀田视为国家公产63,支持将祀田收归国有。虽然名义上将祀田收入划作办理纪念孔子事业的基金,但由内政部、教育部会同拟定林庙委员会章程、组织管理基金以及停拨每年孔氏岁费1.2万元规定,实际上剥夺了衍圣公府的既得权益。

   总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对曲阜孔庙祀田态度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于心澄、蔡元培为代表的祀田国有派;二是孔祥熙为代表的折中派。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国民党吸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64于心澄等青年党员受新式教育及革命思想影响,将衍圣公视为有碍党治的“封建余孽”,由此提出没收祀田提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训政以来,从破坏转向建设,青年党员触及孔庙的激进举措必然遭到热忱于儒家文化的孔祥熙、刘汝麟等国民党老党员的批驳。为此,1929年于心澄在丁惟汾的帮助下公费留学美国。65这是一种政治保护,同时也表明青年党员在国民党政权中话语的式微。蔡元培受新文化与新思潮的影响,倾向于新式教育,提倡信仰自由,反对思想定于儒学一尊。废止祀孔,提议没收孔庙祀田以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革新典制”、打破“魅孔”,实现“以无用之供祀作兴学之实用”的因应之举。

   尽管在孔祥熙等人的斡旋下,内政部按照孔祥熙等人意见拟具的《曲阜林庙改革意见》及办法条例中孔庙祀田的处理向着有利于衍圣公府的方向发展。然而,1929年10月《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的出现,推翻此前折中处理祀田的办法,打破衍圣公府利用人事调和的幻想,将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推向了高潮。

   三、衍圣公府对祀田国有化的抵拒

   长期以来,田产地租是衍圣公府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据衍圣公府上呈南京国民政府《至圣庙祀田及支用款项一览表》的统计,1928年,孔庙屯、厂祀田共101975.92亩,租金13081.903元;官庄祀田4891.28亩,租粮4248.311斗66,以曲阜本地每市斗约百十余斤核算,合市价5元左右,折价21240余元,这两项祀田收入合计34320余元。按衍圣公府呈报林庙计划书中每年总收入约44700元计算67,祀田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6.78%。68此时祀田收归国有的倡议,掐断衍圣公府最后倚仗的经济命脉,引起衍圣公府强烈的抵拒。

   前已言及,在得知政府有意清理孔庙祀田的传闻后,衍圣公府一面通过主动呈文政府的方式予以斡旋69;另一方面,则充分动用传统人情关系,多方联系国民党政要,包括当时工商部部长孔祥熙、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山西太原总司令阎锡山等,请求他们“遇事提携”70,居间协调,维护孔府利益,并得到各方积极回应。71以阎锡山为例,在两次“国教运动”中,均通电赞成设儒教为国教,支持孔教会的各项活动。因此,在收到衍圣公府的求助后,诸如阎氏“圣教高深,群伦信仰。年载虽远,心理相同。保护维持,愿竭绵薄”此类的回复不胜枚举。72

   部分政要的支持态度和经济的窘迫状况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衍圣公府争取祀田的信心和决心。1929年8月底,值秋季祭孔临近之际,孔德成再次上呈国民政府,请求成立孔庙祀田委员会,并支领国家补助各费1万元,铏盐9000斤,以供庙祀。然而等来的却是祀田收归国有的消息。

   《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在报纸上刊登不久,消息就传到了曲阜。为此,衍圣公府以孔德成的名义发布《敬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如下:

   各馆报暨全国父老昆弟诸姑姊妹均鉴,窃德成于宥日电呈国府开:窃德成衍圣公尊号早经呈明,自动撤销。而林庙祀田、书籍、器物,各产业系由宗祖孔子暨历代先祖父子相继所遗留,已二千余年。前年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去世,经德成以七十七传宗子资格执行继承权,依法全部接受在案。讵料国府委员蔡元培意欲没收私产,提出非法处分。查继承权系天然所赋予,法律所规定,各族均系一律,我姓何得独异?理合根据上开事实理由提起抗诉,务恳准予撤销非法处分提案,以维人权而张公道等词。此次国委蔡元培对于敝族私有产业,不惜蹂躏人权,提出非法处分。德成年幼,寡妇孤儿,闻悉下彷徨无措,经族人孔昭声根据法律提出理由,呼吁于同胞之前。素仰主张公道,用敢陈情。伏祈仗义执言,俯赐援助,阖族幸甚,不独文化所关且法治所系,而全球所瞩目也。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孔氏七十七传宗子孔德成暨族众叩勘73

   孔德成告同胞书的主要讯息有三:一是衍圣公府在发“告书”之前已经于宥日(此处应为10月26日)电呈过国民政府,由此可知诉诸政府仍是衍圣公府解决祀田问题的首要选择,但不是唯一方式74;二是孔德成一方并未固守于传统儒家文化中“仁义道德”的观念,而是运用近代法律“私人财产”“人权”“继承权”的话语体系,予以力争;三是他们将《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当成蔡元培的个人提案。

10月28日,孔氏族人代表孔昭声在报纸上刊登《敬告全国书》,同样表达了对蔡元培的强烈不满。7511月1日、2日,孔昭声接连发声76,焦虑迫切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孔德成偏向从法理层面强调祀田继承的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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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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