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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清:制定法解释中的立法意图

更新时间:2021-05-18 13:41:10
作者: 王云清  
他提及这样一种场合:一位企业家要求人事经理为空缺职位寻找“最好的候补者”,并顺便提醒经理他的儿子也在申请者之列。这位经理完全可以按照语义意图的解释方法选择理想的候选者,而不是按照企业主的预期意图选择他的儿子。(33)从整体上来说,语义意图比适用意图更加重要,即便是原旨主义(originalism)论者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见解。(34)

   语义意图相对适用意图的优先性意味着解释者应在较为概括的水平上获取立法意图,法律只是陈述一条相对宽泛的原则化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在探究立法意图的过程中,解释者宜以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方式来解读立法意图,在必要情况下运用类推方法对适用意图进行高度概括。以“车辆不得驶入公园”为例,我们无需要求立法者对于“车辆”一词有“具体的意图”才能说立法者有“意图”,因为自行车、卡车只是“车辆”的“例示”。(35)

   二、立法意图的获取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注意到的,立法意图经常可以用来指涉多种不同的含义。究竟应该以谁的意图为准,又是什么样的意图,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意图,是一个人的意图还是少数人的意图,是实际的、具体的意图,还是假设的、抽象的意图?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法官在探究立法意图的过程中可能会参考完全不同的资料(sources),既包括文本内部的资料,也包括文本外部的资料。

   (一)显明含义与“明确表述的意图”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词语对公众而言具有某种显明含义,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解释代表了立法机关的意图,解释就应该就此终止,法院不会考虑外部资料。正如沃尔德伦指出的:“除了惯常体现在成文法文本中的意思之外,任何事物——譬如立法者个人或集体的所言、所记或所为等——都无法提供与‘立法机关的意图’相对应的线索。”(36)

   由于相信法律文本最能够代表立法机关的意图,因此如果法院没有发现相反证据表明立法机关有其他的意图,那么法律文本的显明含义就是立法意图的最佳证据。1742年英国的一个案件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如果一部法案的词语是可疑的、不确定的,正确的做法是探究立法机关的意图为何;但是,如果立法机关已经通过显明和清楚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意图,过于深入地探究立法机关的意图则是非常危险的。”(37)这一“英式规则”同样也对美国法院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法遵循“排除规则”,也就是在解释法律文本的过程中,不得参考立法背景资料。(38)在1892年之前,美国公法通常还拒绝参考外部立法材料。(39)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遇到的一个案件还在复述:“如果语言是清晰的,并且不会导致荒谬或完全不切实际的后果,那么它就是最终立法意图的唯一证据。”(40)

   这种版本的意图论实际上将文本当作立法意图的客观表现,因此它与文本论之间存在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正如斯卡利亚所指出的:“我们通常并不是真的在寻找主观的立法意图。我们寻找的是某种‘客观化的’意图——将法律的文本置于相关的法律体系之下,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从中得到什么。”(41)在这里,由于显明含义和立法意图都追求“基线语境”下的解释传统,所以二者之间形成耦合关系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强版本的意图论实际上还持有更进一步的主张,即显明含义只是立法意图的外在表征,是可以突破、可以废止的,真正重要的是立法者的实际意图。正如勒尼德·汉德法官所说:“没有比文义解读更容易产生误解的了。”(42)对于意图解释方法的支持者来说,“语言的自治”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一些学者正确地指出的:“从根源上来说,文义解释进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语词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辨别这些词语作为词语向法院或者抽象地或者在日常用法表示什么意思,而是立法机关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应该想要表达什么意思。”(43)最高法院在一些案件中也承认这一点。在1928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据说当语言的含义显明时,我们不得为了提出异议而参考其他证据。但这只是经验形成的公理而非法律规则,因此亦可考虑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证据。”(44)

   (二)立法背景资料与“发生学意图”

   安德雷·马默认为,意图解释方法要求当法官面对一个关于制定法的解释问题时,他们首先应该努力辨别与该争议相关的立法机关的实际意图(actual intent),在发现意图是什么之后,他们就必须要遵从这个意图并据此来决定案件。(45)那么,法官如何才能够知道立法机关的实际意图呢?除了通过法律文本(例如制定法的“长标题”、制定法内部条文的结构或者更加宏大的制定法体系)之外,法官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判断立法者的实际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寻找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立法意图。在著名的“谢弗伦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两阶段的制定法解释模式,在第一个阶段中法院需要确认立法机关是否对争议事项有明确意图:“如果法院在使用传统的制定法解释工具之后,确认国会对案件争议事项确有明确意图,那么该意图就是法律并且应该被实施。”(46)最常被援引的历史资料,莫过于在立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立法背景资料(legislative history),包括委员会报告、议会发言记录、重要人士的观点记录等等。当然,立法背景资料究竟是立法意图的“明确陈述”(express statement)还是“隐含意图”(implied intent)是有争议的,因为立法背景资料同样也是需要进一步解读的文本。(47)运用立法背景资料辨别立法意图的解释方法虽然近年来常受到新文本主义者的批判,但整体上法院并未放弃。来自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告诫是:“当人脑努力想要发现立法机关的设计,它会抓住所有有用的东西。”(48)

   (三)想象性重构与“估算的意图”

   尽管实际意图是立法意图最为强大的版本,但是在很多疑难案件中实际意图经常是很难获知的。特别是,立法机关经常未能就将来所遇到的具体事项做出明确指示,实际意图并不存在。在经历20世纪初期来自詹姆斯·兰蒂斯(James M.Landis)和马克思·雷丁(Max Radin)关于立法意图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以辨识的争论之后,(49)学者和法官开始探讨“假设性意图”(hypothetical intent)或“估算的意图”(imputed intent)。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以一种虚拟语气提出如下问题:若立法机关遇到案件争议问题,那么它可能会做出何种决定?由于这种解释方法兼有想象、重构立法意图的特征,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之为“想象性重构”。(50)

   当然,就想象性重构的本质究竟是恢复过去立法者的可能意图,还是着眼于当下的可能意图,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立足点的差异可能会导致重构的结论出现动态化的结果。艾尔豪格(Einer Elhauge)主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构技术:“如果制定法的意义模糊不清,法院应该首先确定是否可以从官方行动中可靠地推理出当下可立法的偏好(eurrent enactable preference)。如果是,那么法院就应该适用当前偏好的默认规则。如果不是,法院应该适用立法者偏好的默认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内容可能会随着事实环境的变化而世代更替。如果立法者偏好或者当前偏好都不是非常清楚,那么在那些满足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包括极大可能的立法纠正——的案件类型中,就应该适用一种偏好导出(preference-eliciting)的默认规则。”(51)

   (四)解释准则与“推定意图”

   当法院遇到多个同等合理的制定法解释结论时,此时法院必须运用其拥有的司法裁量权以判断何种解释更加合理。但是,这种裁量权还需受到解释准则的限制。所谓的解释准则是指法院在长期的制定法解释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经验法则,而非立法机关有意规定的法律解释规则,其作用更像是法律解释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默认规则。“准确地说,它们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解释‘规则’,而是有关文本理应表达何种含义的推定(presumption)。”(52)运用解释准则来推断立法意图的一个预设是,立法者通过制定法所要传达的含义,应该与立法当时所流行的解释习惯保持一致,同时,立法者应该也是希望司法机关按照这些习惯来解释制定法的。由此可见,解释准则虽然和想象性重构方法一样都是在判断立法机关的可能意图,但基于解释准则所得出的更接近“推定意图”。实践中的解释准则内容较为丰富,不仅仅包括指向于制定法条文语法、句法、结构等语言学的准则,也包括指向于司法政策判断的实体性准则。例如,“明示其一视为排除其余”这条解释准则系指,立法者若在制定法条文中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说明了具体适用情形,则其他未明确列举的情形视为排除。“荒谬结果避免”这条解释准则是配合文义解释方法使用的,系指如果文义解释方法可能会产生荒谬的或者不合理的结果,那么法官应该推定立法者无意于此。另外,刑法当中的“宽容规则”则主张刑事法律应该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特殊的解释准则要求法官遵循“同类项解释准则”,也就是说在概括词语之后,若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两个或多个事物,那么这些概括词语只能适用于与列举项同属的其他事项。法院曾多次运用这条准则解决疑难法律问题。例如,在“电器城诉亚当斯案”中,(53)《联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的豁免条款规定“水手、铁路工人或从事国外或跨州贸易活动的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人的劳动合同”不受该法调整。亚当斯在被告电器城当销售顾问,双方事先签订的雇佣合同约定若有争议必须提交仲裁机构。不久后,亚当斯以雇佣歧视为由向法院起诉,但被告方认为该项争议应交由仲裁机构。法院认为,若将此条文解释为所有的雇佣合同,那么该条款本无必要专门提及水手和铁路工人。法院认为应依同类项解释,将该条款所指的其他合同视为与水手或铁路工人的合同相似的合同,也就是运输类的合同。

   正如前文所述,“立法意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法官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不同的角度获取有关立法意图的信息。这就导致制定法中的意图解释严格来说并非独立的解释方法,而是多种不同解释技术的综合。尽管立法意图是偏向于立法者主观想法的概念,但却不宜归入主观解释。和其他所有的解释方法一样,意图解释未能终结主观解释理论和客观解释理论的分歧,因为“每个文本的(终极)目的都是由各种主观的要素(作者的实际意图)和各种客观要素(作者的假设性意图或法律制度的‘意图’)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54)

   三、立法意图:批判与坚守

   制定法解释理论的兴衰起伏与英美国家中立法系统相对普通法系统、法官相对立法者的地位变迁以及民主理论的多重样貌存在一定的关系。(55)意图解释作为曾经最为强大的解释方法,在历史上帮助法院解决不少疑难案件,因此很长时间中都是英美国家主导的解释哲学。然而,自进入20世纪以后,意图解释屡次受到学者和法官攻讦,以至于在与其他解释理论的竞争中不断退却。

   (一)实际意图不可知

意图解释方法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很可能不存在实际的立法意图可以让法官去发现。这是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通常想到的都是他们试图应对的相对典型的情况,而且只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最为紧迫的事例,他们不可能考虑到未来社会所遇到的种种。因此,说立法机关的意图决定解释,就相当于是在说,立法机关事先就已经预见到了具体案件中所遇到的事实情节,但这是不可能的。举凡“车辆不得驶入公园”,对于“以太阳能为动力的车辆”是否可以驶入公园,就很难说立法者是否持有具体的适用意图。当然,在多少案件中不存在真正的立法意图,这是一个经验层面上有待验证的问题,(56)但在实际意图并不清晰甚至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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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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