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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恩格斯法哲学本体论思想述要

更新时间:2021-05-18 13:32:17
作者: 公丕祥  

   不仅如此,法的现象还是具有“物质外壳”的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说,法的现象借助于某种物质材料或物质的附属物,藉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作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恩格斯看来,从社会中产生但又高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2]187法的现象的“物质外壳”,使之往往具有暴力的性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调,法的现象的“暴力”的外观与性质,丝毫不意味着对法的现象之本体属性的认识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决不像杜林所说的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6]168人类社会私有财产的出现及其运动变化,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尽管暴力可以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但是,暴力不能够创造私有财产本身。“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6]171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法的现象的暴力外观的“本原的东西”,强调那种认为暴力现象“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暴力本身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乃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经济手段”。[6]182

   由此,恩格斯通过对暴力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的多样化的关系,指出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6]182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两种作用型态表明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固然表现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功能属性,反映了政治权力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亦充分表明只有在沿着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方向形成功能作用的条件下,政治权力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推动经济活动的加速发展。否则,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必然陷于崩解。因此,一般而言,“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6]192法国大革命这一最显著的例子表明,那种认为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因此,不是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而是相反,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氛围中蓬勃地发展起来。”[6]173法国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以及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因而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个基础。由此,《拿破仑法典》以及一系列法典相继编纂出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律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7]157-158

   在晚年通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从而确证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价值意义。在恩格斯看来,从社会分工的观点来认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最容易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身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2]609-610国家这种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一经产生,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品格,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一定的程度与性质不同的反作用。“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紧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609-610在这里,恩格斯认识到经济发展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固然反映了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的能动的反作用,但是归根到底经济发展决定并制约着国家权力现象的运动方向,进而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由此出发,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三种情形。他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2]610很显然,在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性质、特点和效果。当国家权力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以其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等等诸种方式作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就会加快推进,因而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具有正向的性质。反之,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沿着与经济发展进程相反的方向形成反作用的力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要被打断,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物,而且国家权力本身亦将随着经济生活的溃散而崩溃,从而导致政权的更迭,甚或带来国家体制的覆灭。这时候,社会政治革命的时代便不可避免地到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以上两种情况是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两种基本形式。而在有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能动的反作用表现在它影响经济发展进程走向的选择性方面。这就是说,出于某种政治的或社会的需要,国家权力会设定经济发展的基本运动方向,推动经济活动沿着国家需要的方向发展,而阻止经济活动悖离国家权力的调控范围。国家权力的这种选择性的反作用情形,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就总体而言,由于国家权力没有遵从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而出于政治需要设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因而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2]610因此,经济发展与国家权力之间交互作用的种种复杂情形充分表明,国家权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经济发展进程产生性质各异的反作用,从而表现出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613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经济发展作为一种本源性的决定性力量,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权力反作用于经济活动过程的性质、方向、范围、程度及其后果。无论在国家权力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何种具体情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构成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最终支配性因素,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权力领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国家权力本身所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的反作用,一般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范围之内。

   在恩格斯看来,如果说经济发展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交互作用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那么,社会经济关系与法的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亦同样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科学真理性。一般而言,法的现象乃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权表现,这种法权表现凝结为一定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内在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由此,法的现象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表现往往具有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法的现象反映经济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单一的,而是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与发展,违反近代种种所谓“法的概念”,设法消除法的现象与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法的现象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并在一定限度内改变社会经济基础。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2]610-611这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由此而开辟了能够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反作用的特殊能力的一个新的独立领域——尽管这个领域要依赖于社会经济生活。现代社会的法律发展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法的现象的运动发展要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必须适应总的社会经济状况,必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法权表现形式;其二,法的现象还要遵循法律发展自身的规律,必须克服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除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法律规范之间的自相抵触现象,藉以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而法的现象要成为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那就不能从一般的“法的概念”出发,不是简单地或直接地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法的现象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破坏。显然,法的现象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这一法的现象本体内容,与其表现形式之间往往呈现出不尽一致的样态。

在这里,恩格斯以私法或民法为例,深入分析了法的现象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各种鲜明反映资产阶级的法权要求的“法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些“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实际上,出于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权衡,《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完全根据所谓的“法的概念”,将一个阶级的统治不加缓和地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反映近代西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社会与阶级关系,藉以成为调整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典样本。“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2]611由此,恩格斯提出了关于法律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运动的重要思想:“‘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2]611可见,一定社会的法律发展乃是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表现形式,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为法律原则。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不断运动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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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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