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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更新时间:2021-05-16 16:28:40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世界的认识变化非常值得注意。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念。

  

   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20世纪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认识,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史意义上的世界认识,也就是世界是方的,还是圆的?是像传统中国人想象的“天圆地方,我在中央”,还是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说的“无处非中”?另一方面,则包含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是天下唯有中国最大,还是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是中国文明为世界最高,还是世界上多种文明并立?在中国之外,还有其他文明的民族和国家吗?20世纪中国新世界认识的形成,固然主要是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但并非没有来自传统的资源影响,特别应当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传统世界认识的影响,来自西方的新世界知识,会在这一背景的过滤和透镜的折射下,产生微妙的变形和修正。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始终会影响历史的展开,执拗持续的“低音”始终会修饰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

   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1)“九州”以及周边,(2)中国与“四裔”,或者是(3)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

   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献很重要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了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

   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前,古文献中对于“中国”以及周边世界,缺乏具体而准确的记载。一直要到秦、汉(公元前3世纪之后)统一,大体奠定了“中国”,中国的历史著作才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史记》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

   在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中,《史记》可能是第一部有意识地记载中国与周边的著作。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我者”即汉帝国之外,周边的“他者”当然有北方即最强大的匈奴,以及东方和南方,如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甚至身毒即印度),同时也特别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诸国,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亚洲大部。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已经很具有“世界意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三点:第一,传统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本国的立场,他们习惯于从本国立场向外眺望,主要依赖官方实际往来的资料,加上当时有限的视野、知识甚至传闻。所以,他们笔下的世界,仍然是以本国为圆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第二,尽管事实上,汉朝有彼此对等的敌国如匈奴,在政治上不能不与之对等交往,但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之为蛮夷,在历史记载中,也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第三,外面的世界主要只是“中国”的“四裔”,这些四裔都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华夏的文明,由于他们朝觐中央帝国,这会给帝国带来荣耀和自信。

   “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这成为传统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史学世界认识变化三个契机

   比起司马迁来,此后撰写纪传体正史的官方学者,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国本朝的历史中,对于外面世界的关注并没有太多增加,很多记载往往陈陈相因,辗转抄撮。不过,司马迁奠定的中国为主、四裔为辅的书写方式,已经成为典范和传统。《汉书》以下的历代史书,依然有着对于周边世界的记载,如《汉书》的《西域传》等、《三国志》的《东夷传》等,都有新的观察和资料。稍后刘宋时代成书的《后汉书》,则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和《乌桓鲜卑传》,大体上描述了那个时代人心目中的“世界”。

   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历史叙述大致如此,虽然这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基本格局,两千年中都没有根本改变,但是,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与帝国疆域的移动,传统史学也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

   第一,是中古时期世界视野的拓宽与佛教世界观的传入。

   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最重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以及西部、北部异族进入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渐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这种交往视野的扩张,从汉代到唐代,即整个“中古时代”一直在延续。二是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世界知识的最重要的冲击来自佛教。由于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它给中国带来相当丰富的异域知识,也给中国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冲击。

   这些变化前辈学者已经指出。1936年,贺昌群发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而北面则直到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岛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这一中国之外的世界由于佛教的进入而变得更加广大,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说,中国的世界视野拓展与佛教有关,他在题为《佛教东渐与佛教徒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功劳》的论文中,开列出近五十个经陆路和海路,以及由天竺、罽宾、月氏、安息、波斯、康居、于阗、高昌、师子国、扶南、交趾来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及法显、宋云、玄奘等若干由中国远赴西方的佛教信仰者。他指出,正是由于佛教东渐的缘故,中国不得不正面注视自己的周边,在佛教徒笔下,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他们撰写了不少类似《世界记》《外国传》之类的著作,其中如《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就记载,彦琮(557-610)曾根据达摩笈多的见闻和游历,编撰了《大隋西国传》十篇,更记载了这些国度的方物、时候、居处、国政、学教、礼仪、饮食、服章、宝货。

   不过,在中古时期,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反而是佛教融入中国传统。因此,佛教的冲击,并没有改变“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学传统。

   第二,是宋代(960-1279)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内”“外”之分的意识。

   10世纪中叶建立的宋朝和唐朝比起来,变化太大了。它的疆域缩小了一大半,过去大唐帝国内部可以混融杂居的“胡汉”问题,逐渐变成了大宋帝国外部需要区分你我的“华夷”问题。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

   正是在这个时代,“内”和“外”逐渐分化,历史学家开始明确地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区分开来:前者是明确的“外国”,是与中国相对的“他者”;而后者是“蛮夷”,是在中国之内的野蛮族群,虽然介于“我”与“他”之间,但毕竟是可以“以夏变夷”的内部。这一区分“外国”与“蛮夷”的思想,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历史学家们在传统正史中第一次分别了《外国》与《蛮夷》。

   在历史学领域,宋代出现了三个新现象:(1)人们改变了“四裔”微不足道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这使得宋代逐渐形成一种常识,也就是像宇宙有阴有阳一样,天下也同样有“中”有“外”。(2)人们改变了过去地理上以“九州”为最大空间,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对应中国的方式,从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天地”意义上,承认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也就是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很大的外国。(3)改变了对四裔漠视的态度,宋人对域外的知识逐渐增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亲身经历,留下大量有关外国的纪行文献;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一些有关域外的文献。

   一般说来,宋代有关“外国”观念的形成,原本有可能推动主流历史论著中平等地理解和细致地记载中国以外的世界。可是,传统非常顽强,历史非常诡异,宋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中生根,反而在此后由汉族重建的大明帝国逐渐消失,传统中国历史学家们仍然固守“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记叙方式。

   第三,是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大帝国的蒙元时期,回回人带来了有关世界历史的新看法。

   尽管宋代逐渐对“周边四裔”区分出了“内”与“外”,但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记述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中国之外仍然是环绕中央王朝的蛮夷,尽管蒙元时代的官方非常聪明地把契丹、女真和汉族的三个政权给予平等地位,分别书写各自历史。但是,在宋元时期相当多汉族历史学家的观念世界中,汉唐时代奠定的那个疆域和族群,仍然是历史叙述的中心。短暂的蒙元时代结束之后,“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叙述方式还是没有变化。

不过,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蒙元时代,确实出现过具有“全球意识”,并且试图全面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可能。而这种“全球知识”却可能是由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和从波斯等地外来的“回回”人带来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不久,就把各个文职部门合并成秘书监,准备修撰帝国一统志和世界地图,所以,要“大集万方图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无外”,这个至大无外的“一统”,既包含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万方”。一个主持其事的回回学者叫作扎马鲁丁,曾经上书要求把“边远国土”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到大都,并且集中了“蛮子”“汉儿”秀才来编撰。扎马鲁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编纂“会同志”(《至元大一统志》)时,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很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仅要编帝国的历史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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