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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检讨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1-05-15 16:59:23
作者: 张昭军  
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成为整个民族的战略目标,中国高等教育和各项文化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随之进入拓展与深化期。

   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得到明显改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团队实力持续加强,研究经费基本得到保障,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大为增多。2007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首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70余人出席。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会议。至2019年,“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发起成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等系列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与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多次举办“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多次召开了以近代思想文化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既增进了学术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这一阶段,较综合性的文化史著作有龚书铎《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文化发展史(晚清卷)(民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9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张昭军和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

   相比而言,专题性研究堪称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具体研究领域有思想文化史、学术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新文化史、政治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媒介文化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史、知识分子史等,不一而足。而且,与政治史、社会史等专史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了一定的交集。

   其中,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现代性成为重要概念工具,并有一种重写现代思想史的倾向。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卷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借鉴海内外理论方法,重审中国现代性话语系统,论述了现代思想的起源。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反省现代性为抓手,重新解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思潮。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从思想论争的角度考辨20世纪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该方面的著作还有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太原《〈独立评论〉与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方敏《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双林《“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学术文化史,在广义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学术史(或称“学术思想史”),主要研究对象为理学、经学、子学、史学、佛学及其近代境遇下的学术流变与转型。龚书铎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首次就清代260余年间的理学作专门研究。其中,张昭军撰写的下卷集中阐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历史。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程尔奇《晚清汉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就晚清时期的汉学史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论述了章学诚、康有为、章太炎、钱穆等数位著名学者的经史之学。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以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例探讨了近代思想与学术从晚清时期传统典范的危机到新式社群的转变。个案研究方面,凡近代学术史上知名的学者,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罗泽南、陈澧、俞樾、朱一新、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诒让、皮锡瑞、王闿运、廖平、章太炎、刘师培等,皆有相关研究专著出版。

   另一类是现代学术史(或称“知识史”)。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是集大成之作。该丛书所收录的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赵立彬《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都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所编“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旨在从学科知识成长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收录有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阐述了从传统的学术系统到近代知识系统的转变过程。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重点论述了近代学人的学术交往、学术派别和知识脉络等。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和学科体制。这些著作以现代学术、学科或学制为研究对象,对“学术”的理解及研究路径与传统学术史有一定区别。

   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存在不同风格。其一,以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如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修订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其二,强调从文化的视角观察社会,综合性地考察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概念史、观念史、阅读史、符号史等,是这一阶段较新颖的论题。有人称之为新文化史,也有人主张将其纳入知识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其中,概念史的代表性成果有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陈力卫《东往东来——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观念史研究,有金观涛和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阅读史研究,有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政治文化史研究,有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

   关于文化人群体的研究。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史向来重视研究历史上的士人、学人、知识人、报人、读书人等文化精英及其思想。此前,学术界对精英人物的研究主要采取思想史或学术史视角,重在论述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和成就。世纪之交,一些学者调整研究角度,将文化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综合起来考量,比较重视对士人、学人、知识人、留学生等做群体性考察,关注他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脉络,探究文化群体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该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桑兵关于晚清民国学生社会和学人群体的研究、杨国强关于晚清士人的研究、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及其所编“知识分子论丛”等。

   在理论方法上,这一阶段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比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的新文化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借鉴。欧美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等的著作得到许多学者和学生的青睐。相比于中国文论界和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稍迟,此时期也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热议。知识考古、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建构论、话语分析方法等后现代主义的治史理念和方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史诸问题。二是强调文化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把鸦片战争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基本的考察时段,强调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关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作为该丛书的一种,郑大华和彭平一所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有明确体现。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史等的研究,也较以前重视考察其社会文化面相,重视社会史理论方法与文化史的互动互鉴。

  

   二、问题与论争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针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形成了不少争论,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起源问题、洋务思潮的评价问题、中体西用的评价问题、改良思想与改良主义的关系问题、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问题、现代新儒学评价问题、自由主义的评价问题、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等。这里仅择取三个较具代表性的问题,予以阐述。

  

   (一)学科理论诸问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由微而著,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分期、方法、历史地位,关于近代文化的结构变化、发展规律、性质、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学术界均作了有益探讨。

关于研究对象和任务,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初起,学术界有较多讨论。当时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采取文化的狭义,但具体理解却稍有不同。李侃、刘志琴等主张把文化的含义限定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把文化看作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要研究反映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李文海主张把文化现象分为三类:观念形态;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媒介和方式;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这三类文化现象,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应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有人主张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进步的文化。针对此,李文海分析认为,精华与糟粕、进步文化与反动文化相互缠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是比那些进步的或革新的新文化更加经常起作用的社会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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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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