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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从两百年看四十年: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

更新时间:2021-05-15 16:38:53
作者: 萧功秦 (进入专栏)  

   作者按:我在《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会上,以“在文明互鉴中焕发真正的文化自信”的标题,作了十五分钟的主旨发言,此后,我对发言稿作了进一步充实扩展,增加了一些历史资料,写成这篇文章。

   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经验智慧。而只有善于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智慧的民族,才会真正成熟,并拥有美好的未来。

  

   近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如何影响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从地理上看,我们先祖生活的区域,处于远离地中海的亚洲东部,当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这些古代文明,如同环绕地中海这个“大池塘”的青蛙,发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响时,我们夏商周时代的古人,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我们古老的典籍中,也从来没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记录,我们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原创力,但它是在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长岁月中,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育、生长、并成熟起来的。

  

   由此产生的华夏古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先人缺乏文明交流的意识,我们的文化总是持续地、由内向外地传播的,有位法国学者形象地把华夏文明比喻成不断向外发光的“阳光文化”(Sunlight Culture),而不是被动吸收先进文明光泽而成长起来的“月光文化”(Moonlight Culture)。久而久之,我们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并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观念。

  

   所谓的“天下秩序”, 就是一种在中国与异邦之间的“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天下以华夏(古代中国)为文明中心,以四周异族“蛮夷”为边缘。与这种秩序相对的,就是“朝贡体系”。周边民族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表达谦卑者的敬意,中原王朝也慷慨地以更为丰厚的礼物作为回报,以显示对这种敬意的肯定与回报。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处于“天下秩序”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持续地接受着输诚向化的“蛮夷”异邦的忠顺。

  

   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人,是没有欧洲人通行的国际观念的。国际不同于“天下”,国际秩序是以承认独立国家之间的多元并列为前提的。你如果问一位明朝皇帝,您是那一个国家的君主?他一定会听不懂,他会说,我是天下共主,怎么是哪个国家的君主?、

  

  

   中国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孤立性,由内向外的单向传播文明的方式,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国皇帝、士绅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实际上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自信”。

  

   1793年与1816年,英国两次派使团来华,请求扩大与清朝的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与嘉庆皇帝,都因对方在觐见时,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仅愿意按对本国君主的礼节,行脱帽鞠躬礼,这就使中国皇帝大为恼怒,把这些不知礼数的夷狄异邦的使者驱逐了出去。

  

   这些通过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英国使节们所提出的通商请求,也予以严词拒绝。这两位皇帝所下的圣旨,同样充满了文化优越意识,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与外邦以通有无”。嘉庆下旨称,“尔国离天朝太远了,以后尔等也不必前来,只要尔等把本国老百姓管好,让百姓和睦安泰,朕作为天子,也就予以嘉许,朕对尔国也就放心了。”

  

  

   不但中国皇帝如此,中国的士大夫与百姓也有同样的文化心态,多年以后,桐城派名士方东树,还以鄙夷的口吻,来回顾当年西方使节不肯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的无知唐突行为,他写道:“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皇心喜其远夷之效顺,爱而畜之,降以恩宠,而奸夷志满意溢,不思答报,而潜滋其骄悛”。

  

   这种文化优越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于鸦片战争经历了失败,但大清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定见。我们都知道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近代最早介绍海外知识的,然而,这部书在发行后的三十年里,只卖掉1.3万册,而此书不久后传到日本,却在一年时间里,卖掉了30万册,尽管大清帝国当时的国土比日本大11倍,人口比日本多7倍。

  

   由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优越感,使中国的皇帝到臣民,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极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误判与战略误判,又进一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通州人质事件”看文明冲突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 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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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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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萧功秦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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