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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星空与道德律——思考《三体》提出的道德问题

更新时间:2021-05-14 21:49:12
作者: 何怀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在存在其他外星文明的宇宙中,是否存在共同的道德法则?道德是否会在星际文明的竞争中等于零?尽管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生存威胁的增加,的确存在着一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也需要把道德律和博爱心有所区别,但从人类自身、从生存本身、也从道德律的意义和人与道德律的关系看,道德律并不会完全无效而等于零。同时,我们也还需理解人类生命的性质和尺度,恰如其分地看待人类的本性、各种生命的差异和距离,以及文明兴衰的自然节律。

   关键词:星空/三体/道德律/生存/人类

  

   康德的有关星空与道德律的名言为人熟知。他说他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思考越是深入和持久,就越是在他的心灵中唤起日新月异、不断增长的惊奇和敬畏。

   在此,星空与道德律构成一种类比,一种是在外的、最为高远深邃的;一种是在内的,最为贴己深沉的。但它们都同样神秘、神圣和让人感到惊奇,感到敬畏。我们甚至可以说星空与道德律是互为支持的。道德律让人们寄望于星空的根据,星空加强了人们对道德律的坚信。星空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从来就是人可以看到的,但却又是无法触及的。即便到了科学发展的康德主要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星空也还是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它被看做是大自然或上帝最宏伟的杰作,而且与同为造物的地球、大地还不同,它是非功利的,无限或近乎无限的。在一些信徒的眼里,最能展现上帝意旨或威严的,就莫过于星空了。星空乃至就是上帝的一个象征甚至居所。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它常常就直接地简化扩称为“天”,“天”也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触及的,乃至也具有一种人格和道德的意味,“天命”是需要人努力去承担或用自己的行为使之配得的,“天意”也是要努力去认识,但即便认识不清也须顺从的。“老天有眼”是人间正义的一个根据,也是一种安慰。在具有艺术眼光的人那里,天空,尤其是星空还展示了大地上没有的一种美,一种无比浩瀚壮丽、神秘和谐的美。但现代人对星空的看法却有了一种大的转换。星空不仅离开了神意,也不再是神秘的了。道德律也同样不再那么绝对和神圣。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飞跃发展,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在离神脱魅。如海德格尔所说:“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①终有一死者(人)和诸神分别栖留于大地和天空。但在技术的时代诸神开始逃离,因为诸神要呆在人不可触及的地方。现在人的观测可及的地方是无比的向太空伸展了。刘慈欣在一部想象力恢弘的科幻小说巨著《三体》②中,更大尺度的星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但却不仅是与道德律分离的,还呈现出一种尖锐的对立关系。星空不再是神圣纯洁的,而是残酷的生死竞争的战场,其生存法则甚至恰是对道德律的否定。我现在试图分析这一对道德的挑战。

  

   一、《三体》所提出的道德与生存问题

  

   《三体》出生伊始就注定是一部经典杰作。其立足于“硬科幻”基础上的想象力和细节描写的浩瀚、瑰丽和奇特,几无人出其右。但我认为,使之成为经典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刘慈欣并不只是为科幻而科幻,为想象而想象而写作,而是提出了人类生存和文明前景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重要的道德问题。他在“后记”中说:“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他并且认为:“一个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③我们甚至可以将刘慈欣提出的这一问题或思路理解为《三体》的中心问题或者说思想主旨,它不仅为作者所直接申明和强调,也贯穿在《三体》全书的人物和情节之中。一个热爱思考的人越是钦佩和尊重作者,就越是要重视和尝试回答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当然,这里的道德问题还是可以进行分析或分解的,看来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宇宙中是否有一种普遍的、不管生存物为何物,都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关道德律的“强命题”。而第二个问题是:不管有没有用于所有生存物的共同道德法则,也不管其他生存物遵守不遵守,人类自身是否应当始终遵守一种道德法则?我们称这是一个有关道德律的“弱命题”。

   但如此分解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类与宇宙其他生存物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地球人和三体人的关系看来是属于碳基生物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迫近的,还可以互通信息。但地球人和其他一些生存物的关系却不一定都是碳基生物之间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碳基生物与硅基生物、或其他不知什么基的生存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小说中提到的“神级文明”,还有刘慈欣其他小说中写到的一些极其强大的存在物。它们可能有比碳基生物远为强大的控物力量,不一定有道德、艺术和信仰的精神,但却有意志和选择。人类与它们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们的“文明”其实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明”。对有的强大存在物,我们甚或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宇宙灾难,就像我们在地球上遇到的自然灾难:地震、火山爆发,或者外来彗星的撞击等等,我们对这些灾难虽然也可以努力预防和应对,但如果避免不了,实际上只能坦然的接受,而与道德律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刘慈欣的《三体》及他的其他一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宇宙灾难其实很大概率不会发生——不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在人类可见的未来看来也不会发生。但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把我们的思想逼到绝境,逼迫我们思考人类文明的最终前景和道德律是否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有无对我们一般的看待道德律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处理人类内部的关系也是富有意义的。

   换言之,在《三体》所提出的“宇宙社会学”与人类社会学之间还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但两者之间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异呢?《三体》中提出的“宇宙社会学”设定了两项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样就会遇到生存扩展与资源有限的矛盾。加上“宇宙社会学”的另外两个概念:猜疑律和技术爆炸,就使这种矛盾到了你死我活、乃至必须主动攻击的地步。“猜疑律”即便使某类生物抱有善意,也达不成相互信任,如果它无法指望自己的善意得到对方的善意回报,自己的善意就可能也不得不转成恶意或者始终的防范之心,换言之,就必须将其他的所有生存物都看做潜在的敌人。而“技术爆炸”则还使各类生存物即便对比自己弱小的生存者也无法容忍,因为弱小的对方也可能通过技术爆炸在短期内就超过自己的能力,所以,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不管其强弱与否,一发现它就主动攻击,消灭对方。这也就构成宇宙“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则。这样,这后两个概念就将前两项公理推到一个极端:即其他所有的宇宙生存物或者说地球外的其他文明都是敌人,而且最好要先发现对方,先发制人。每个宇宙文明在这黑暗森林中,就都应该是小心翼翼的猎手。“猜疑律”的概念将所有其他文明或生物都变成敌人;“技术爆炸”的概念则将所有的敌人都变成了需要主动攻击的对象。

   在人类社会中,生存扩展与资源有限的基本矛盾也同样存在,不仅对整个人类存在,也对人类中的各个文明、国家存在。但人类各群体毕竟都是性质和能力比较接近的存在,都属于碳基生物中的“智人”,各文明、国家之间也有密切交流、建立互信的可能。猜疑率可能部分失效,科技的优势也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当然,更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和相应的制度机构等,使得今天的人类还是大致能和平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但正如《三体》中所描写的,当抵御三体人的地球联合舰队劫后剩余的几艘飞船在共同庆祝生还之后不久,当决定前往新的目的地的时候,却都发现自己的燃料、配件、食物等严重不足,所有飞船的资源只能供一艘飞船之用,猜疑链这时也就同样出现了,结果它们因为害怕对方的攻击而都互相先行发动攻击,最后只留下了一艘幸存的飞船。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至少在一些特殊的边缘处境中,人类社会的内部也会按照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则行动。“宇宙社会学”与人类社会学有着相通的一面。

   而即便人们的行为常常是内外有别的,人们对道德原则的态度而还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说对待外星人的态度可以是不顾一切,主动攻击,斩尽杀绝,那么,对自己人也是可以如此行动的。因为原则就是原则,原则就具有一种普遍适用性。如果将生存视作可以压倒一切道德准则的最高法则,那么,就可以应用于几乎一切对象和场合了。上面的人类残余飞船之间的互相攻击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不知道人之外的其他外星生存物会如何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会是什么——比如是碳基生物还是硅基生物。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后面的“弱命题”。当然,何谓“遵守”,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律”,这道德律的要求还是会因范围和生存危机的程度发生变化的,我们也还需要解释。不难注意到,即便在人类的内部,道德要求的内容和强度也是有变化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描述一种道德要求的实际趋势,将其称之为一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

   这种“道德要求的递减律”主要随着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是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一个因素是生存危险性的增加。它们之间呈一种正比的关系。随着群体的扩大和危险的增加,道德的底线要求也会下移,即也许是在趋近于零,即越来越多的是硬邦邦的实力、能力在说话而不是道德在说话。但我想捍卫的一个观点是:即道德的要求在人类那里无论如何还是不会完全消失,道德永远不会是零。伦理即便在人类到了太空也不会完全失效。

   从人类关系的内部到外部,这种主体范围与关系的几个重要节点是:个人或者说自我——国家之下的群体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及其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内部的各个群体、群体与国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类及国际、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宇宙及星际关系。

   自我在只影响到自己个人的范围内是尽可以高尚的,虽然一般人也都需要履行作为一个人和社会成员需要履行的义务,但一个自愿的人也可以有无限的爱与自我牺牲的行为。甚至自愿结合、可以自由退出的群体也可以有相当高尚的行为。但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对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成员就不能普遍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而一个良好或正常国家的对内决策也要考虑到这整个政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兼顾各个群体和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能任由自己个人的高尚或爱的动机来做出决策。至于对外决策,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则除非是在涉及整个人类对非常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事务上,一般国家都会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人类在对待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也很难不秉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随着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人类在近数十年来已经有意识的兼顾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存在,这已经表现出一种跨人类的道德力量,而且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一种纠正以往的偏颇的意义。人类在面对能力远远弱于自己的其他生命、乃至非生命的存在物的态度有一种“顾及”的态度,也说明强者并不一定要奉行无论如何要主动消灭其他存在的“生存法则”。

   还有一个考量因素就是涉及生存的危险程度。作为一个人和社会的成员,个人有援助他人和同胞的一定责任,比如损失自己的一些利益让他人紧急避险的责任,但社会的伦理并不要求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他人的生命,舍己救人只是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自我选择的高尚行为。在一个政治社会内,个人是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遭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正当自卫的,但却不可以过后自行复仇而只能交付给国家法律去制裁。一个国家在遭到入侵的时候自然应当奋起反击,但是否能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则大可质疑,而即便开战以后,武装力量也不应杀害对方的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这些都和生存究竟受到多大的威胁有关。

所以,我们需要首先仔细分析“道德律”的内容,需要严格区分高尚的自我道德与基本的社会伦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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