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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乡村振兴与城乡关系再探索:人口生计何以可转换?

更新时间:2021-05-14 11:05:14
作者: 邱泽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进一步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问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和感受传统与现代呢?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格局是一个国家现代形态的基本指针(许平,2001)。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人们的生计模式会不断转变,也是社会福祉迈向平等的机会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以乡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人们的技能来源从以经验积累为主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人们的社会福祉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转向以国家为主。归纳起来,这些转向即人们的生计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生计来源、生活方式、社会福祉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性区别,核心是生计模式的本质转变。如果说技能来源和社会福祉是人们生计模式转变的内在形态,那么,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则是生计模式的外在表现,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正是城乡关系的外显形态,也是人们可以感受、体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内容。

   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如何从传统迈向现代(罗荣渠,2009)。在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从一个彻底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与这个问题相伴随的是,如何安置从农业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让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在国家“十四五”期间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内涵之一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使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到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那么,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的深入,中国将塑造怎样的城乡关系、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让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本文从城乡关系的基本性质即城乡人口的生计转换入手,把中国的城乡关系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回溯英国、法国和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探讨在中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进程中围绕人口生计转换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关系的路径。

  

   一、英法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关系向人口生计回归

  

   一个国家,如果有传统的话,城市化是其迈向现代进程必须经历的一段历史过程。这段过程,有的长、有的短。无论过程长短,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有着相似的路径:城市化的外显是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张,城市人口规模的膨胀,在人口生计中工业职业地位的上升。与之相伴随的往往是乡村的凋敝。因此,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关系的转变,城乡关系转变的本质是人口生计模式的转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现代国家。1700年,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到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约占总人口的10%。到1851年,英国拥有了265座5000人以上的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4%,第一个迈进了城市人口过半的现代国家。英国的城市化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近100年,却不是匀质的渐进过程。相反,城乡人口数量的反转甚至是一个突变。从乡到城的快速人口迁移并非以传统城镇为依托,而是以工业发展为吸引力。城市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把大量农业劳动力从乡村直接拽到了工业化的城市。1801—1861年,大城市人口平均增长2.1%,而小城镇和乡村人口年均仅增长1.0%。其中,新兴工业化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迅猛:从1821年到1831年的十年中,布赖顿人口增长了69.7%,布拉德福增长了65.5%,索尔福德增长了55.9%,利兹增长了47.3%,利物浦增长了45.8%(Weber,1963)。

   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工业化是促进城市化的唯一因素(赵煦,2008),甚至认为是建构城乡关系的唯一因素。而法国的近代历史却告诉我们,除却工业化对建构城乡关系的影响,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国同样经历了工业化,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乡人口并没有发生快速的变化,城市人口始终呈现为匀质增长状态。具体而言,1846—1856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年增加2.9个百分点,这一比重在1856—1866年提高3.2个百分点,直到19世纪末年,其增速始终保持在3.5个百分点以内(计翔翔,1992)。19世纪初,法国已经拥有了人口在3万以上的城市17座(Pellegrini & Baudry,2014),可是,大量人口依然居住在乡村,维持着小农生产方式。直到20世纪初,法国农业劳动力依然占就业总人口的43.2%。与英国不同,在这个进程中,法国传统文化对小农的钟爱和对城市生活的疑虑发挥了重要影响(许平,2001)。

   英国的快速城市化和法国的慢速城市化,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城乡关系。

   英国快速城市化把大量乡村社会积累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短时间内随着人口的迁移带到了城市,不仅让城市之间人口失衡,还滋生了各种城市病。如1830年,利物浦有六分之一人口住在地窖,一些供水严重不足的城市一周只有三天供水。劳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则加剧了工人内部的竞争,一方面,劳动条件恶化,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发病率迅速攀升,物价上涨,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失业人口不断增加,1840—1848年进入济贫院的人数从16.9万增加到30.6万(丁建定、杨凤娟,2004)。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城乡关系失衡带来的人口生计困难,英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建设,如“10小时法”“工厂法”“煤矿法”“雇主责任法”“强制教育法”“免费义务教育法”“失业工人法”“养老金法”“伤残保险法”等(唐庆,2010)。

   20世纪初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城市问题与乡村问题关联起来,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的构想。到二战之前,在政府直接主导下,达成了进行城乡整体性规划的共识,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广德富,2008)。二战之后,英国一改传统自由放任模式,进一步由政府主导,启动了国家投资的“新城(new towns)开发运动”(Hardy,2003),进行第二次城市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已经建成了33座新城。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总人口中的90%居住在城市,其中,23%居住在不同规模的新城里。尽管英国政府在不断更迭,可作为工党政府的一项创举,每一届工党政府都试图从前任那里接过新城建设的接力棒(田德文,2013;Forsyth,2019)。

   无论是田园城市建设还是新城运动,看起来都是在为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善后(李亚丽,2013),其实质是在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生计难题。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看起来是在整体上完善城市的规模结构,实质上是在超大城市与弱小乡村的断裂地带建立过渡性人口生计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生计需求,用以匹配不同人群的生计形态。两次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调整,其用词的变化,即从城市(cities)到城镇(towns),反映的正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有机衔接(continuity)的战略调整。

   法国的慢速城市化给法国政府和社会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人们得以把握从乡村到城市的生计转换进程,尤其是为乡村人口寻找适宜的生计提供丰富的选择,形成“城—镇—乡”一体的城乡关系和人口生计过渡。19世纪中期,在英国因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贫困迫使人们向外移民讨生活时;法国却在1800—1950年吸纳了大量的外国移民,迁入人口超过迁出人口500万,法国劳动力中的移民人口在20世纪初一度占法国总人口的3.3%(计翔翔,1992)。随着新技术向农业的渗透,法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步发展,平衡了工业化带来的人口吸引力,使法国政府和社会都试图在城市生计与乡村生计中寻找中间地带,提出了“绿色城市”的概念。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缓解巴黎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生计困境,法国政府分别于1961年和1968年实施了两轮规划改造工程,将单中心的巴黎变成了多中心的巴黎,将工业产业和产业人口向周边省疏散,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扩展形成了五座新城。到20世纪90年代,绿色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法国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以大巴黎改造为代表,城市生活的生计属性得到强调,工作、购物、居住、休闲、交通等生计内容融入同一个空间。并且,城市规划不再严格区分城乡,让城市回到自然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到传统城市规划更新和新城市建设之中,让城市、郊区、乡村之间的外观越来越模糊(魏南枝、黄平,2015)。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法两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非常不同的节奏和结果。两国的城市化都源自工业化和市场化,英国花了相对短的时间实现了城市人口的过半,却花了更长的时间治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特别是因人们生计悬置带来的社会困境。法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经历的时间也更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过半,比英国整整晚了80年。在法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也经历了巴黎的空间扩张和人口膨胀,不过其速度远远低于英国伦敦,这也给法国社会调整人口生计提供了宝贵时间和机会。从而,法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加平顺,更少折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城市化的快慢,最终两国的城市化其实都回到了城乡关系的本质上。在英国,快速城市化在城乡之间挖开的生计鸿沟最终还得由田园城市和新城镇运动来填补。而在法国,虽然曾经出现过城乡之间生计鸿沟的迹象,但幸运的是,在二战之前,即城市人口占比刚刚过半之时,人们就已经觉醒并提出了绿色城市理念,后来,对巴黎的多次规划调整也不过是觉醒的实践而已。

   英法两国的城市化实践进程告诉我们,工业化带来的人口集中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趋势,也是现代社会追求效率的后果之一。可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城市与“三农”的关系却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社会后果。不管这些后果如何,政府和社会还会回到有机衔接的城乡关系轨道上来。其中的核心是,在城乡之间,如何让不同人群的多样性生计转换平顺且保持稳定。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逻辑

  

   与英法两国由市场推动、国家调整、回归生计的城乡关系建构不同,中国现代城乡关系建构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复兴实践推动的。

   在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时,我们需要区分涉及人口的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户籍口径,一个是常住人口口径。其中,常住人口更真实地反映着劳动力就业在农业和工业的分布,也更恰当地呈现了城乡的主要关系。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1760年的水平相当。2199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占比刚刚超过30%,2010年,这一占比接近50%。换一个视角看,城镇人口占比增加的前20个百分点,花了45年时间;后20个百分点,则只花了15年。

与法英美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城市化的起步比英国晚了近200年,在中国迈进城市化时,法英美德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已经存在。在逻辑上,中国应该从法英美徳的城市化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建构结构更加有效、进程更加稳定的城乡关系,实现人口生计的平顺转换。事实却是,让城市人口占比从10%增加到了30%,我们用了更长的时间。200年前的英国只花了40年时间,200年后的中国却花了45年时间。同理,法英德美的城市化经验告诉我们,后20个百分点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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