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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

——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更新时间:2021-05-14 10:56:31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孟子的超越观念并非“内在超越”,而是继承了孔子“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天”。这根源于孟子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关怀所引出的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由此导出“规训权力”的根本宗旨。而这在逻辑上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规训者的确立,他必须具有对于权力的价值优越性,于是孟子树立了拥有“天爵”的“天吏”即“王者师”形象。而这又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二是规训者的先天资质,即必须具有与权力者同等的天然禀赋,于是孟子创立了“天民”心性论(这是诱发后儒内在超越转向的根由),在人性层面上破除社会等级观念;第三是规训者的后天资质,即必须是同类中的优异者,以保证其规训资格,于是孟子建构了“劳心劳力”论与“先觉后觉”论及境界功夫论。而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的支撑条件,则是必须坚持超越之“天”的外在性与神圣性。但上述这一切却与孟子的君臣伦理和臣属意识相矛盾,使其“得志行道”的理想沦为幻象。

   【关键词】孟子;还原;神圣超越;政治关切;天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越”(transcendence)问题一直是儒家哲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为它同时牵涉儒家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与政治关切(political concern)。牟宗三提出孔孟所开创的儒家哲学是“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①],它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西方的“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我称之为“‘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②])。本文证明孟子的超越观念是“外在神圣超越”,并通过回答孟子究竟为什么要坚持超越之“天”的外在性与神圣性的问题,还原孟子的整个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从民生关怀到权力规训

   要透彻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包括他的超越观念,必须从孟子的初衷、即其问题意识谈起。孟子的全部思考是从一种情感出发的,那就是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引发了他对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而这种批判又顺理成章地导出了他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对权力的规训(discipline on the power)。对此,他曾自我表白: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③]

   他将暴君与人民的关系概括为“率兽食人”,同情“民”而憎恶“君”。他对自身使命的定位,首要的就是“正人心”;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格君心之非”[④],也就是对权力的规训。

   (一)民生关怀

   孟子的出发点乃是“民生关怀”。孟子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批判权力;即便游说诸侯“王天下”,也是试图说服他们对人民施行“仁政”,以保证人民的基本利益。因此,孟子实可谓“人民思想家”。唯其如此,后世越是专制的君主,越不喜欢孟子;而愈是希望制约君主权力的儒者,就愈加推尊孟子。

   孟子对人民的处境怀着深切的同情。他指出:“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⑤]”;“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⑥];“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⑦]。孟子形容人民的苦难处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⑧]。他进而指出,人民的苦难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处境;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空前的时代问题:“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⑨]

   孟子呼吁“救民于水火之中”[⑩],指出“民事不可缓也”[11],这是“当务之为急”[12]。孟子之所以游说诸侯行“王道”、施“仁政”以“王天下”,是诉诸“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13]。他呼吁权力者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14]

   所以,孟子的思想可概括为“助天佑民”。他引证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15] 这里的“天降下民”,传世《尚书》作“天佑下民”,孔颖达解释道:“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我今惟其当能佑助上天,宠安四方之民,使民免于患难”。[16] 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哲学、乃至“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学”[17]。

   (二)政治批判

   上述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深切同情,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孟子对权力的“政治批判”。孟子激烈地控诉“暴君”[18]“虐政”[19]: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剌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20]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21]

   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22]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23]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24]

   孟子的这种批判并非仅仅指向个别国家君主,而是针对整个权力集团: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25]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26]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27]

   显而易见,孟子是将现实社会的君主及其国家视为人民的对立面。这方面最著名的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8] 这里“社稷”指天子、诸侯的国家;“君”不过是国家的“法人代表”;最“贵重”的是“民”。孟子甚至主张,面对君主之恶,人民有权报复。他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29]

   这里的“反之”,孙奭释为“反归”“报之”:“凡有善恶之命,苟善之出乎尔,则终亦以善反归乎尔也;苟出乎尔以恶,则其终反归尔亦以恶也。……夫民今所以不救长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饥馑之岁,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发仓廪、开府库以救赈之,所以于今视其死而不救,以报之也。”[30]

   (三)权力规训

   在上述政治批判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宗旨:权力规训(discipline on the power)。这里的逻辑是:既然权力往往作恶,而人类社会又不能没有权力,那么,显而易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尤其必须接受规训,才不至于为所欲为。“规训权力”甚至可以说是孟子全部思想的根本宗旨,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孟子其他方面、包括超越问题方面的思想。

   孟子规训权力的思想,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1、教诲。孟子说他自己“乃所愿,则学孔子也”[31],其中就包括孔子的“学不厌而教不倦”[32]。孟子的教诲对象当然非常广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诲君主,即“格君心之非”[33]。反过来说,君主应当向规训者学习、请教。他举例说:

   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34]

   整部《孟子》,随处可见孟子对君主的谆谆教诲。例如,孟子见梁惠王,后者表示“寡人愿安承教”[35],于是孟子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见齐宣王,后者表示“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36],于是孟子也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孟子认为,这就是“王者师”的担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37]

   孟子认为,对于不屑给予教诲的君主,不予教诲其实也是一种教诲:“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38] 赵岐注:“我之所以于不絜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为之而已,是以亦为教诲之者也。”这是一种“不教之教”。

   2、惩诫。在孟子的心目中,惩诫君主的一个典范人物就是伊尹,他通过流放君主的方式来加以惩诫:

   公孙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39]

   孙奭解释:“公孙丑问孟子,谓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民心大悦;及太甲悔改其过而归贤,则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复君位,商民大悦。且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有不贤者,则固可以放之与?孟子对曰:如贤者有伊尹爱君之志,则可以放君……”在孟子看来,对于太甲来说,伊尹既是“臣”,又是“王者师”;他流放太甲,即是规训者对君主施行的惩诫。

   3、处置。下面这段对话很有意思: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40]

   孟子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君主若不贤明,那就理当遭到抛弃。孟子主张,君主如果作恶,就应受到相应的处置。上文引“民贵君轻”之论,孟子紧接着说: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41]

   这就是说,君主如果危害国家,那就更换这个君主;国家如果危害人民,那就更换这个国家。这里的“国家”是指政治国家;在当时是宗族国家,“变置”是说废掉统治这个国家的原来那个宗族,更换一个宗族。赵岐注“毁社稷而更置之”,孙奭疏“其国尚有旱干水溢之灾,则社稷无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于民者为之也”。所以,孟子说:“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42] 孟子的意思,君主的废立,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废立,取决于人民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这里,国家与人民是分开的、甚至对立的;孟子不“忧国”,唯“忧民”[43]。

不仅如此,孟子甚至认为,暴君如果危害人民的利益,那就可以杀掉暴君。孟子曾反问弟子万章:“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44] 赵岐注:“孟子谓万章曰:子以为后如有圣人兴作,将比地尽诛今之诸侯乎?将教之,其不改者乃诛之乎?言必教之,诛其不改者也。”孟子认为,这并不是“弒君”,而是诛杀“暴君”[45]: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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