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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林 孟昭锋: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1-05-14 10:18:40
作者: 王元林   孟昭锋  
明洪武三年(1370)统一去诸神封号,泰山神称“东岳泰山之神”。而该经中泰山神称“东岳大生天齐仁圣帝”,可见,此经成书于元末明初之际。此经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泰山玉女的道教属性,这为玉女信仰在明清时期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明清时期泰山玉女信仰的兴盛与“准正祀”性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初,便从儒教原理主义观念出发,实施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洪武元年(1368)“命中书省令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5]洪武初,“天下郡县皆祭三皇,后罢。止令有司各立坛庙,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厉。庶人祭里社、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俱禁止”。[6]洪武三年(1370)又颁布了充满儒教原理主义色彩的“神号改正诏”和“禁淫祠制”,但明初的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纯粹是儒者制定的,朱元璋本人则是倾向于民间信仰的。[7]至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政策复活,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原理主义者复兴正统意识形态的活动。成化元年(1465)二月,巡抚湖广右佥都御使王俭上奏:“请求禁革淫祀。乞敕翰林儒臣博采三礼及诸经传自天子至于庶人当祀之神,纂集成书,刊示四方。凡天下鬼神不系礼典及当代祀典者,并撤其庙宇,毁其像设,仍乞禁革。塑绘人匠违者,付法司论罪,则礼制明而民志定矣。礼臣议如所言,从之。”[1]自此至万历中期的一百多年间,受儒教原理主义观念的影响,全国范围内打击淫祠的活动趋向活跃。万历中期以后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走到尽头,民间信仰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有清一代基本延续万历以来的政策。[2]而有明一代,尤其是在万历中期以前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背景下,泰山玉女只有使其淫祀身份合法化,才能避免如正德时工科给事中石天柱等人所谓“祀典惟东岳泰山之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可更崇重之乎”的诘责。[3]另外,泰山玉女要有显赫的身世或者“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的德行,才能符合儒教主义祭祀政策而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此种背景下,道教对泰山玉女进行了再次塑造。

   首先,道教文献将泰山玉女打造成碧霞元君。上文所提及元末明初的《元始天尊说东岳化身济生度死拔罪解冤保命玄范浩咒妙经》是关于碧霞元君的较早记载,其曰:“泰山玉女位正天仙之号,册显碧霞之封。掌岳府之神兵,管人间之善恶。寻声赴感,拥国安民。大圣大慈至仁至孝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保生真人护国庇民宏德碧霞元君。”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云:“男之高仙日真人,女日元君。”碧霞元君封号的出现,明确了其神的道教归属,绝无歧义。且道教神仙由于修行方式和功德不同,所得位阶也不同,元君是道教对女仙中仙位较高者的尊称,其位列第九级,而金童、玉女则仅随从于神仙左右,专事接待、传讯等职务,位列最低级别即第十六级。[4]这样碧霞元君在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较大提高,已有“掌岳府之神兵,管人间之善恶”之职权。稍后的《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正式册封“碧霞元君亦主泰山证位”,[5]她依附于东岳大帝之下的状况亦得以改变,并且“至仁至孝、慈惠恭顺、普济保生、护国庇民”之德行再次得以彰显。

   其次,道教将泰山碧霞元君与海神天妃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利用,共同发展。天妃亦称作灵惠夫人、圣妃、妈祖等。她是北宋初福建路兴化军莆田县湄洲岛人,死后逐渐成为航海保护神,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封赐。但在明代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背景下,朝廷对天妃的信仰较为冷落。据统计宋元赐封天妃22次(清代赐封55次),而明代仅赐封2次,[6]同时天妃还饱受封建士大夫的抨击与贬斥。明初唐肃称:“妃配也,天之主宰日帝,天妃者岂帝之配也?处女死为神称夫人,谬矣!而又谓之天妃,可乎?历代祀典掌之宗伯,议之朝廷,凡非礼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7]朱淛《天妃辩》载:“世衰道微,鬼怪百出,俗所敬信而承奉之者,莫如天妃,而莫知其所自始……其惑世诬民,比之佛、老二氏,其祸为尤烈也。”[8]在有些地方,天妃庙亦被列入“应毁者”之列。[9]相似的命运使泰山碧霞元君与天妃联系在一起。

   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钱薇所作《天妃歌》,咏浙江海盐上元节赛天妃风俗,其曰:“峨峨庙貌天妃祠,问祠所自人罕知……东岳行祠乃其故,不识何代称天妃?”马一龙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途径淮安天妃庙,其所作《入天妃庙侯升舟上洪呈同行诸君(二首)》亦云:“泰山曾入天妃庙,今日洪头又一过。喜得南风送北客,惊闻楚地能吴歌。”[1]在碧霞元君的起源地山东,亦有两者相结合乃至混淆的情况。王权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所作《天妃庙碑记》载:“德州旧无天妃庙……吾境内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2]道光《重修蓬莱县志》载:“泰山行宫有五,祀天妃玉女碧霞元君。”[3]吕常所作《游泰山次侍郎郑东园韵》亦云:“人在山腰若蚁微,白云常傍短筇飞。庙多祈报香烟合,春阻高寒草色稀。地主只谈三岛事,天妃端拱五铢衣。”[4]可见,在明代碧霞元君与天妃相混淆的情况已较为普遍。至清初又有崇祯封天妃“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宋真宗封泰山玉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讹传,[5]但核之相关正史,两者均无记载,其始作俑者很可能为道士。明艾南英曾抨击到:“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圣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后已,呜呼!何其鄙诞而不经欤!”[6]今车锡伦、郑丽航也认为此两封号为道教附会所为。[7]道士的附会造成了两者的混淆,使天妃之事迹、褒封移嫁于碧霞元君身上,如康熙《重修西顶广仁宫碑文》曰:“京城西直门外,有西顶。旧建碧霞元君宫……元君初号天妃,宋宣和间始著灵异,厥后御灾捍患,奇迹屡彰,下迄元明,代加封号,成弘而后祠观尤盛郛郭之间。”[8]这样碧霞元君又拥有了“御灾捍患”的义行和“代加封号”的故实,并得到皇帝的认可。

   众多研究表明,英宗以后的明中后期各皇帝(除明穆宗外)都热衷于道教,重用道士。因此,道士将泰山玉女打造成碧霞元君的做法得到皇族的认同,朝廷对其庙宇多次敕修。除《明一统志》卷22《山东布政司》载“昭真观,在泰山顶,元因旧址建,本朝洪武初重修”外,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山东济南府泰安州道正司奏:“东岳泰山上有昭真等宫观,俱系历代古迹,神祠年久损坏,乞赐修葺。从之。”[9]此后,天顺五年(1461)、成化四年(1468)、成化十六年(1480)都对昭真观进行了修葺。成化十九年(1483)昭真观重修后,赐额“碧霞灵应宫”。[10]此后,碧霞元君得到皇室贵族的认可与朝谒。万历十七年(1589),明廷“国本”之争渐起,郑贵妃先后四次遣中官致祭元君,建醮三阳庵,以求元君保佑。[11]万历二十一年(1593)《碧霞宫祝剺碑》碑阴亦有太后、妃主、皇子、侍臣等题名。[1]至清代,皇室致祭、赐额元君庙的例子亦屡见不鲜。康熙曾多次登泰山,上谒东岳庙,躬祀泰山之神,令从每岁香税钱粮内量给数百金,修葺上下岳庙与元君诸祠。[2]乾隆前后十次巡幸泰安,六次登岱顶,至碧霞宫拈香。[3]并且“自乾隆二十四年以来,每遇四月十八日,遣内大臣赉香帛进谒以为常。御赐彝器炉鼎瓶盏,多晶玉金磁之宝”[4],祭祀碧霞元君成为定制。后因“(进香)人员由内廷派出,或不免有骚扰驿站之事……将应用香供赍至山东省城,交与巡抚接领,于抚藩二人内酌量一人,亲诣泰山,于四月十八日致祭。该司员交明香供后,即行回京,嗣后泰山进香,俱照此例办理J。[5]此外,清初还对碧霞祠多次赐额,康熙二十三年(1684)赐“坤元叶德”、雍正九年(1731)赐“福绥海宇”、乾隆十三年(1748)赐“赞化东皇”。[6]总之,碧霞元君虽始终未列入国家正祀,但由于历代皇帝在不同程度上对其祭祀持赞同或支持态度,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准正祀”,是一种官方肯定的民间信仰。[7]

   碧霞元君经过道教经典的包装,不仅为道家、皇室所推崇,其本身不断显灵,灭蝗去灾,阴佑地方民众,亦为士大夫所认同。成化十五年(1479)《尹龙记略》云:“尝观《州志》,昔有猛虎为害,祷之(碧霞元君)而去;飞蝗为灾,祷之而死;以至于民之旱涝,祈之历有其验。故远近众庶,拜瞻之顷,灵风飒然。”现存最早的《泰安州志》为弘治元年(1488)刊本,而上记作于1479年,其所云《州志》当早于弘治本,明初《永乐大典》也有对《泰安志》的征引,此志当为元代所纂。[8]可见,在元代碧霞元君庇国保民的德行已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并载入所纂《州志》之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徐溥称碧霞元君“国家秩祀之所载”、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崔文奎称其“有宝香异品之颁,有华冠锦袍之锡,岁时遣官致祭。”[9]隆庆五年(1571)刑部郎中翟涛、陕西按察使萧大亨亦称:“其中元君,东癍疹,西子孙,庙貌威然,诚皆祀典所载,有功于斯民者也。”[10]都将碧霞元君看作“载在祀典”的国家之神。

   道士对泰山玉女的打造亦得到民众的认可。“若在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灯,如聚萤万斛,左右上下蚁旋鱼贯,叫呼殷震鼎沸雷鸣,弥山振谷,仅得容足之地以上”,([11])其在民间的地位已赫然凌驾于泰山神东岳大帝之上。明谢肇淛称:“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岳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据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1]与从前先拜东岳大帝而后祠元君截然相反,民间已首祭碧霞元君。《泰山道里记》载:“四方男女不远数千里进香报赛,皆先有事于元君而后及他庙也。”[2]总之,道教的这次重塑,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使碧霞元君成为民间、道教、官方共同信奉的神灵。

   四、碧霞元君信仰扩展的原因分析

   纵观泰山玉女发展历程,其经历了“塑像”、“建祠”、“赐额”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再到国家神灵的转变,最终得到国家认可。其信仰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各地,其祠宇也从泰山极顶扩展至海内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祭祀政策的外在刺激与道教关键时期的塑造。在礼乐制度起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国,一种民间信仰只有符合国家祭祀政策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才能逃脱被划入淫祀而惨遭取缔的命运。碧霞元君从未正式纳入国家祀典之中,严格意义上讲其杂祀甚至淫祀的性质不容置疑。为了迎合国家祭祀政策而免遭打击,道教对其进行了包装,在“立像”、“建祠”、“赐额”每个阶段都可看到道教的影响。神像的设立,使民众对其崇拜有了现实的载体,祠宇的建立使其信仰进一步发展。玉女祠建立后,道士对其进行管理与维护。面对元代祭祀政策的压制,道教徒将泰山玉女纳入道教体系,道士张志纯对其祠宇进行重修与改名,这使泰山玉女因道教神仙的光环而避免了国家打击。明初,在国家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背景下,泰山碧霞元君再次成为一些儒士抨击的对象。此时,道教徒通过《经卷》及碧霞元君与天妃的附会,将其打造成一个惠爱在民、恩泽四海的形象,使其具有儒教原理所倡导的义行,最终获得“碧霞灵应宫”的赐额,得到皇帝的认可。总之,在国家祭祀政策的频频压制与道教反复包装的循环过程中,碧霞元君获得了发展空间。

其次,“岳镇海渎”之祭与国家认同的推动作用。泰山是封建帝王、平民百姓心中的圣地。“环区中而山者万,不啻也,岳为最;环区中而岳者五,不啻也,岱为最;故日岱宗”,[3]于是秦皇汉武先后封禅泰山。唐朝礼乐制度趋于完备,岳镇海渎之祭处于吉礼中祀之位,泰山庙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与岳镇海渎相较,祭祀五岳、五镇的官员官阶较高,祭祀四海、四渎官员的官阶较低。[4]可见,岳镇海渎首推五岳,而五岳又首举泰山,泰山的独尊地位使碧霞元君与它密切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泰山的独尊地位,才有宋真宗的东巡封禅,才有立像、建龛、致祭、作记等一系列活动,泰山玉女才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和皇帝的首肯;正是由于身处泰山之上,金元之际才得到公主的拜谒与士大夫对其庙宇的重建。而鉴于泰山的独特地位,唐时东岳行祠已经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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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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