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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性科学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8:58
作者: 福柯   佘碧平  

   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两点,我想大家也会说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话语不是稀少了,而是增多了;如果说它自身带有禁令和忌讳,那么它还从根本上确保对一切性倒错的强化和引进。这一切在本质上只是起到了一种防卫作用。大家这样谈论性话语,发现在引入性倒错的同时它已经释放缓解、分离开来,其实这只是在掩饰性:用话语作掩护,在回避性的同时传播性。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我们可以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大家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一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这同样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它以说真话为借口,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一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王朝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它向全社会证实羞怯的人的偷偷摸摸的性习惯和最冷僻的小小性怪癖都是危险的。它还认为在享受奇特的性快感之后就是死亡:个体的死亡、一代代人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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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因此与一种立场坚定却又会泄露真情的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厌恶之情,急于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它宁愿听命于秩序的权威,而不顺从于真实的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率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甘愿自欺欺人,与自己斥责的对象沆瀣一气,既不可一世,又卖弄风情。它留下了一整套病态的淫猥话语,这是19世纪末的特点。像伽尔尼耶、布耶、拉杜塞特这些法国医生都是没有名气的淫猥话语的记录者,而罗里纳则是色情诗人。但是,在这些暧昧的快感之外,它还要其他权力。它把自己打扮成健康律令的最高权威,在新的防菌话题下,重提过去对性病的恐惧,同时收集进化论者的伟大神话,把它们与最近的公共卫生制度扯在一起。它声称要确保社会团体的物质活力和道德特性,许诺淘汰有性缺陷的人、变性的人和性退化的人群。它还借口生物学的和历史的迫切要求,证明国家种族主义是正当的和迫在眉睫之事,并且把它们植根于“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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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比较这些人类性经验的话语和同时代的有关动物或植物繁衍的生理学,我们会立即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基本理性方面显得单薄,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在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它们被单列出来。它们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奇特区域。在整个19世纪里,性内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记载中:一类是有关生物繁衍的生物学,它依据普遍的科学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类是性医学,它服从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构成规则。在这两类知识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相互建构。与第二类知识相比,第一类知识只是扮演着虚幻的遥控角色:一种整体担保。在这种整体担保的庇护下,各种道德障碍、经济的或政治的抉择和传统的恐惧都能够再次被写入统一和科学的词汇之中。这一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对有关人类的性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理性话语的根本抵制。这种水平差意味着这种话语的目的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阻止真相在此出现。对于生物繁衍的生理学与性医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仅限于认识到一种科学不平等的发展或一种理性形式的水平差,还必须看到另一点。前者属于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体制的宏大的认知意志,而后者属于一种非认知的僵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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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不仅浸透了天真和轻信,还有一贯的盲目:拒绝睁眼看和倾耳听。但是,它拒绝去看、去听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大家展现出来了,或者已经被我们说出来了。因为它只是没有认识到与真理的根本关系的基础。规避、阻止进入真理以及遮掩真理:这许多局部的策略通过遮遮掩掩和最后关头的迂回,给予了认知的本质意志一种吊诡的形式。不愿认识,这也是求真意志的一次变故。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但是它还是一台煽情设备,可以当众表演,有着小心借助乙醚或戊基硝酸盐来表演病态发作仪式的场所,有着对白、接触、抚摸和医生用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所引发或抹去的姿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人马,他们窥伺、组织、倡导、记录和报告,累积了一个金字塔般的庞大的观察记录与文件库。然而,误解机制正是在这一走向话语和真理的煽情基础上起作用的。因此,一旦在公开咨询中碰上“那个”问题,夏尔科就用手势打断谈话;而且,顺着那些记录病人们对性的叙述和演示,以及医生对性的观察、探询和诱导的卷宗,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关性的内容逐渐被抹去,那些公开发表的观察记录更是完全略去了有关性的内容。(1) 在这一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对性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也不是他们诊断错误,而是他们围绕着性和针对性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尽管它在最后关头又会掩盖真相。换言之,重要的是,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19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虽然我们对它有所改变,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它。误解、规避和迂回只在这一说出性真相的奇特事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一事业不是起始于19世纪,尽管那时的“科学”规划已经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形式。相反,这一事业是一切变态的、天真的和狡黠的话语的柱石。长久以来,性知识似乎一直陷在这些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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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

   一方面,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等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ars erotica)。根据性爱艺术,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理解快感不是从一种允许和禁止的绝对法律出发,也不是以有用性为标准的,而是首先对快感自身而言,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为了从内部煽动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这一知识最好应该逐渐地返回到性实践中。因此,这就构成了一种必须保密的知识,不过,它保守秘密不是因为对其对象不名誉的猜忌,而是出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必要,因为根据传统,一旦泄密,它就会失去影响和价值。这样,与保密大师的关系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情了;只有他才能够用秘密传授的方式引导弟子逐步接受性知识及其严肃性。这一传授艺术所产生的功效比起让弟子照着他的单调乏味的秘诀去做要大得多,它应该会让弟子恍然大悟,从而获得老师赐予的恩惠:绝对控制肉体、独一无二的愉悦、忘却时间和限制、获取长寿的配剂、驱除死亡及其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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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根据这第一种途径,我们的文明没有“性爱艺术”。相反,它是惟一实行“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的文明。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说出性真相,它在许多世纪中发展出一套套纳入到不同于密授艺术和教授秘密的权力——知识的严格形式之中的程序:它看重的只是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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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把坦白作为人们期盼真相展现的主要仪式之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的管理条例和随后忏悔技术的发展,在刑事审判中诉讼程序的衰落、罪状考验(誓言、决斗和上帝的判决)的取消和审问与调查方法的进步,皇家政府愈来愈多地介入违法案件的审查以致牺牲了私下和解的做法,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这些都促进了坦白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坦白”一词及其司法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坦白”,其他人就赋予坦白者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换言之,“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长久以来,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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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从各种考验的仪式、传统权威作出的保证、见证以及观察和演示的学究程序来看,坦白在西方已经成为了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从此,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处弗届: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中,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大家还努力准确无误地说出难言之隐,公开地或私下地向自己的父母、教师、医生和爱人坦白。至于无法向他人启齿的快感和痛苦,大家会自我独白,或者写进书中。大家坦白,或者被迫坦白。当坦白不是出自自愿,或者是出于某一内在命令使然,那么它就是被迫的,即大家把它从隐蔽的精神中或肉体中强行驱赶出来。中世纪以来,拷问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坦白,当坦白者想回避时,拷问就会助其回答:这是一对黑色双胞胎。(2) 像最温柔的慈爱一样,最血腥的权力也需要忏悔。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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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这也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如果它达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压抑约束了它,这种权力以暴力压迫它,它要最终被坦白出来,只能付出一种解放的代价。一旦被坦白出来,权力也就默不作声了。真相并不属于权力秩序,而是处于一种与自由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这些都是“真相的政治史”必须推翻的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指出真相本质上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坦白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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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对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和禁止起到基本作用,我们必须用这种坦白的内在技巧来约束自己。为了相信我们自由地谈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再被重复的必须说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记忆所及、我们遗忘的内容、我们掩盖的内容、被掩盖的东西、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对象和我们不想思考的对象的重要律令,我们必须形成一种颠倒的权力表象,这是一代代西方人从事的巨大工作,旨在造成——其间,其他形式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奴性。我的意思是指,它把人们塑造成具有双重意义的“sujets”(臣民和易患病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在13世纪初叶,要求全体基督徒遵守每年至少一次的跪下忏悔自己一切错误的律令是多么过分。我们还想到,七个世纪之后,一名不知来历的支持者到深山里投奔塞尔维亚抵抗组织。他们的首领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生平。当他拿着几页皱巴巴的纸,在黑夜中潦潦草草地写完之后,塞族人连看也没看,只是对他说:“重新开始吧,说出真话。”那么,大家非常强调的著名的语言禁忌真的必须让人们忘掉这一坦白的千年桎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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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内容。也就是有人说的隐秘。但是,它是否就是大家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坦白出来的东西呢?是否掩盖性的责任只是坦白性的义务的另一面(愈是精心掩盖性就愈显得坦白性是非常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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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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