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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压抑假说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7:37
作者: 福柯   佘碧平  

   一、话语煽动

   二、性倒错的插入

  

  

   一、话语煽动

  

   17世纪是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专属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它。从这个时代起,指称性成了一件更加困难和要付出更高代价的事情。如果要在现实中控制性,人们首先必须把它还原到语言层面,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把它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禁用明显表现性的词语。这样,甚至连这些禁忌也害怕直呼性。现代人也羞于说性,相互之间传递的惟一禁忌游戏就是:通过一直保持缄默,来强迫人们闭口不谈性。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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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最近三个世纪来它们的连续变化,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我们必须明白,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对允许使用的词汇的十分严格的净化。人们很可能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毫无疑问,词语都经过了作为语言警察的新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大家将非常严格地规定在何时何地不能谈论性;还要确定在何种场合下,说话双方是谁,以及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这样,大家要划定清楚缄默的区域,即使不能绝对沉默,至少也要保持警惕和审慎:例如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或者在教师与学生、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着一种约束结构。它被整合到语言和说话的政治之中,这种政治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又是协商的结果,它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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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在话语及其领域的层面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现象。关于性的各种话语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增长着:18世纪以来,性话语加速泛滥。这里,我指的不是“犯禁”话语的可能增多,这些违禁话语粗鲁地凌辱或者嘲讽性,赋予它以新的羞耻。礼仪规范日益严厉,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得不得体的话语得到了加强。但是,重要的是性话语在权力运作的范围内不断增加: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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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特兰托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教士守则和忏悔圣事的演变为例。大家渐渐地掩盖了中世纪忏悔手册提出的赤裸裸的问题,其中很多忏悔手册直到17世纪还流行着。以往像桑切兹或汤布里尼一些人长期以来认为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如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但是后来大家不再注意细节了。大家不得不谨言慎行。对于各种不洁的罪恶,大家必须万分小心:“这种东西就像沥青一样,一旦沾上身,它就无法去掉,不管你把它扔到多远,身上总有一块污渍或泥痕。”(1) 以后,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规定,一旦涉及性,要从一些“拐弯抹角的和有点模糊的”问题出发,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儿童而言。(2)

   但是,语言能够被净化。坦白的范围,即肉体坦白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因为反改革的运动在各个天主教国家里忙于加快忏悔的年度节奏。因为它力图强迫大家接受自我审查的审慎规则。但是主要的,这是因为它愈来愈在忏悔中强调——也许,不惜以其他一些罪恶为代价——肉体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意淫、乐趣、身心的协调运动,所有这些从此必须在忏悔和引导的相互作用中被详细地坦白出来。根据新的教士守则,大家必须审慎地提及性。但是,性的各个方面、关系和影响必须得到细致的考察,直至它们最细微的分支:幻想中的一个阴影、一个被缓缓驱除的印象、身体运作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必然协调,所有这些都必须交代清楚。这一双向演变使得肉体成了万恶的根源,并且在性活动最关键的时刻让肉体陷入难以察觉和表达的欲望迷乱之中。因为这是一种以最隐秘的方式腐蚀了整个人的罪恶:“因此,必须勤快地检查你所有的精神能力,记忆、理解和意志。还必须仔细地检查你的全部感官……此外,你必须检查你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为。一直检查到你的梦,看看你醒来后是否赞同它们……最后,你不要认为在这种如此敏感和危险的事物里会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3) 对此,必须用一种负责任的和审慎的话语拐弯抹角地关注身心的连接线:它在罪恶的表面之下展现了肉体未断的肋骨。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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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是现代西方人第一次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如此特别的、以普遍禁忌形式出现的命令。我不是说现代西方人要像传统忏悔要求的那样,有义务供认自己违反性法律的言行,而是指他们有着经常自我坦白和向他人坦白所有通过身心而与性密切相关的无以数计的快感、感受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无限任务。这一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划,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僧侣的禁欲传统中逐渐形成。在17世纪,出现了一种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它只能应用在少数精英人物的身上,而一年中很少有几次忏悔的大多数信徒不会按照如此复杂的规定行事。但是毫无疑问,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义务至少被确定为全体善良基督徒的理想。为此,大家必须服从一种命令:不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还要以坦白自己的全部欲望为目标。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必须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而且所使用的词语也必须是审慎中立的。基督教的教士守则明文规定,其基本职守是让任何带有性特征的东西进入没有终止的话语磨坊之中。(4) 与这种宏大的驯服活动相比,禁用某些词语、说话要得体和一切审查词汇的手段只能是次要的机制:它们只是在道德上让前者为人接受和在技术上让前者有用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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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从17世纪的教士守则直到它在“丑恶的”文学中的反映为止的线索。17世纪的精神导师们反复强调的是要全部说出来,“不仅包括熟练的性活动,而且还有感官抚摸、一切邪恶的目光、一切淫猥的话语……一切淫念”。(5) 后来萨德(Sade)提出的戒律几乎是精神指导术的翻版:“你的叙述必须细致入微,只要你不掩盖情节,我们就能判断出你叙述的激情是与道德和人的个性相关的。即使是最细微的情节,也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叙述。”(6) 到了19世纪末,《我的隐秘生活》的匿名作者仍然受限于同样的规范。毫无疑问,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浪荡子;但是他差不多把全部生活都投注在性活动上,而且还事无巨细地把它叙述出来。有时候,他为此感到内疚,强调自己对教育青年人的关心。于是,他发表了十一卷有关他的最细微的性冒险、性快感和性感受的著作,不过,只有少量印数。我们最好相信他在著作中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命令:“我说的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也是我能够回忆出来的。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一切”;“一种隐秘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遗漏;没有什么东西是见不得人的……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从不会过头。”(7) 《我的隐秘生活》的隐士为了证明自己的描述,经常说他的这些最怪异的做法一定也是世上成千上万的男人的做法。但是其中最最奇特的做法是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两个世纪以来,这一原则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与其说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逃避强迫他沉默的“维多利亚主义”的勇气,不如说我认为在一个以审慎和羞耻的冗长指令为主导的时代里,他是坦白性事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律令的最直接的和最朴实的代表。而“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各种羞耻戒律倒是历史的意外事件,它们只是整个将性纳入话语的宏大过程中的一次突变、一次升华和一次策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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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他的女王来,这位不知名的英国人在现代性经验史上能够更好地扮演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经验史是与基督教教士守则一起形成的。毫无疑问,与教士守则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增加他通过巨细无遗的叙述所体验到的性感受。如萨德,他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快感”。他小心地把对自己作品的编辑和重新读解与它们重复、延长和激发的性爱场景糅合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基督教教士守则也是旨在通过把欲望整合和应用到话语中而对欲望产生特别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要人控制欲望,远离它,而且还要人实现精神上的复归,皈依上帝;同时,这种影响还要求人在感受欲望烧身和抵制肉欲的对上帝之爱中体验带来最大幸福的痛苦。根本之处就在于此。即,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古典时代以来,性话语得到了不断地增加,地位也获得了更大的提高;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审慎的分析话语可以对欲望产生转移、强化、重新定向和改变的多重影响。大家不仅扩大了坦白性事的范围,强迫人们一直扩展它,而且还根据一种意义远远大于禁忌法令的复杂机制及其各种影响,把话语与性连接起来。这是对性的审查吗?其实大家建立的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它的结构中运转灵活,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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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技术没有得到其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那么它也许是与基督教性灵的命运或个体快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兴趣”。它不是一种好奇或一种集体的感受,也不是一种新颖的心态,而是权力运作的机制。其中性话语是它的本质(其原因有待讨论)。坦白性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煽动直到18世纪才出现,而且其形式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性理论,而是一种分析、计算、分类和举例,具有数量研究或因果研究的形式。思考性,就是谈论性,这种谈论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却是合理的。这种必要性相当新颖。一开始它也对自身感到惊讶,并且为此道歉。那么,一种理性的话语如何才能够这样来谈论性呢?“哲学家们很少会正眼看待这些令人厌恶的和可笑的东西,在这里,必须同时避免虚伪和丑闻。”(8)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看到医学不再为自己的陈述而感到惊讶,但是当它说出下面一段话时,它仍然感到有失偏颇:“笼罩在这些事实之上的阴影以及这些事实所引起的羞耻和反感,以致处在观察者的视线之外……我长期以来对是否要把这一令人可恶的场景纳入研究范围而感到犹豫不决……”(9) 问题不在于这些顾虑,不在于这些事实所违背的道德主义,也不在于我们质疑他们的虚伪的方式,而是在于我们必须超越他们的那种公认的必然性。关于性,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公开谈论它,而且谈论的方式也不再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即使谈论者自己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这些冠冕堂皇的表白也是旨在揭示性)。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到了18世纪,性更成了治安的事情,但是在该词的完整意义上,它不是指对无序的压抑,而是提高集体的和个人的力量:“我们必须根据它的那些条令规则的智慧来巩固和加强国家内部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一般共和国之中,也不仅仅存在于组成共和国的每位成员之中,而是处于共和国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才华之中。因此治安当局必须利用这些手段让它们为公众的幸福服务,然而如果它没有认识到它具有这些共同的优点,那么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10) 换言之,性治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而是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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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这一点,只要举个例证就足够了。到了18世纪,权力技术的最大新变化就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口现象:富裕人口、手工业者或者有着劳动能力的人口,维持人口增长和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平衡。各个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不是臣民,也不是“人民”,而是“人口”,以及它的特殊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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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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