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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压抑假说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7:37
作者: 福柯   佘碧平  
最近这三个世纪的显著特征,不是大家如何关心掩盖性,也不是语言上的过分羞涩,而是人们为了说性、让别人说性、让性自己说自己,为了听取、记录、抄写和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发明的各种设施的变化和大扩散。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在古典时代,人们必须说话得体,是否从此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审查呢?其实这是一种对性的有规则的和多样性的话语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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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人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为了谈论性就需要如此多的刺激作用和约束机制,那么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一切的基本禁令。惟有一些明确的需要——经济压力和政治利益——可能解除这一禁令,为性话语开放某些有限的和被小心规范的通道。这么谈论性,就需要建立如此多的约束机制以便让人们谈论性,但是必须是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这难道只是证明性是隐秘的,而且人们试图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吗?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探究的恰恰是这一论点,即性是在话语之外的,惟有解除障碍、取消秘密,才能打通直达性的道路。这一论点难道不是要求人们激发性话语的律令的一部分吗?难道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去谈论性,为了让人们总是从头开始谈论性,人们才在现有的一切话语之外让性作为必须被揭发出来的秘密——性被迫保持缄默——闪闪发光,而且才会使得谈论性既是困难的,又是必须的,既是危险的,又是重要的吗?我们不应该忘记,基督教的教士守则通过把性当作必须被坦白的东西,从而一直认为性是令人不安的谜。性不是顽强地表现自身的东西,而是四处躲藏的东西,因为它说话声音低,经常伪装自己,所以人们可能对它的潜伏性存在充耳不闻。性的秘密当然不是激发人们谈论性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话语煽动是想破除性的神秘,还是以模糊的方式通过性话语继续保持性的秘密。这涉及一个本身属于这些煽动机制的论点:一种要求人们谈论性的方式,一个对于性话语的无限增多的结构必不可少的寓言。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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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倒错的插入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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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

   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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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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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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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特殊向度。与其他被谴责的形式(像通奸或诱拐,愈来愈少受到谴责了)相比,它们有着自己的自主性:近亲结婚或者鸡奸,引诱一位修女或进行性虐待,欺骗妻子或者奸尸,它们变成了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第六戒律所涵盖的领域开始解体了。曾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行政管制的最常见的根据之一的“荒淫”这一含混不清的范畴在世俗范围内也瓦解了。从它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一方面出现了违反婚姻与家庭法规(或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损害自然运作规则的行为(而且,法律能够制裁这些损害行为)。也许,其中就有三个世纪唐璜的魅力未被消除掉的原因。在这位违反联姻法则的重要罪犯——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之下出现了另一种人格:他身不由己带有十足的性疯狂。他还是浪荡子、性倒错者。他小心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类似迷失方向的自然的东西让他远离了自然;他的死就是违法必究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他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报应。为了管理性,西方人依次地设想了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唐璜就出现在它们共同的边界上,并且把它们都颠覆了。要想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自恋者或性无能者,我们还是让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们去追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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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婚姻的自然法律与有关性经验的内在法则开始分别被记载下来,而且决不拖拖拉拉、含混不清。性倒错的世界被认为与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但不只是后者的变种。这一小批性倒错者是从过去的浪荡子那里产生出来,尽管有些类似,但却是不同的。从18世纪末至今,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流窜,被追踪,但不总是被法律追踪,常常被关禁闭,但不总是被关进监狱,他们也许是病人,但却是难堪的、危险的牺牲品,受尽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也被称为邪恶,有时叫做犯罪)的折磨。他们是太懂事的孩子、早熟的女孩、糊里糊涂的中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躁狂的丈夫、孤独的拾荒者、有着莫名冲动的闲逛者:他们出没在惩戒委员会、儿童教养所、感化院、法庭和收容所中;他们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医生,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法官。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性倒错的家庭,这些性倒错者与犯人、疯子类似。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带有“道德癫狂”、“生育神经官能症”、“生育感觉反常”、“变态”或“心理不平衡”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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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外围性活动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不论何时都能出现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规则放松了呢?或者,大家对它们十分关注的事实是否就证实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体制以及对它们采取严格控制的要求呢?从压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我们想到针对性犯禁的法规在19世纪里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严格性,以及正义经常让位于医学,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宽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教学或治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控制和监督机制,那么还存在着对法则严格性的巧妙补偿。此外,教会对夫妻性生活的干涉及其对非生育的“舞弊行为”的拒斥,两百年来已经大大丧失了它的坚定性。但是,医学在夫妻性快感中开始起作用:它创立了一种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理学,后者是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还精心排列出从属快感的各种形式,把它们整合到本能的“发展”和“骚动”之中,并且着手管理它们。

   也许,重要性并不在于宽容的程度或压抑的大小,而是在于权力运作的形式。当人们点出这种不同性活动的发展时,这是否指要把它们从现实中排斥出去呢?看来,权力在此的运作功能并不就是禁止。它涉及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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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对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如此众多,如此复杂)或对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从19世纪以来人们借以确立儿童的性经验和追踪他们“孤僻的习惯”的各种最新的控制方式不属于同一个权力机制。不仅因为一方面医学与矫正有关,另一方面则涉及法律与刑罚,而且因为所实施的策略也不相同。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旨在消除对象,尽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又会从头开始。然而,“乱伦”禁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逐渐地减少它所谴责的对象;对儿童性经验的控制则是通过同时扩散它自身的权力和它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遵循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教育者和医生们是把儿童的手淫作为一种人们力求消除的流行病来打击的。实际上,在这一让成人世界围绕儿童的性打转转的长期运动中,关键的是依赖于这些细腻的快感,把它们构成为秘密(即强迫它们掩藏起来,以便可以发现它们),然后跟踪追击,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捕捉一切可能诱发或只是允许它们的东西。在它们可能表现自己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建立了各种监督的机制,设置了强迫它们坦白的陷阱,给出了各种滔滔不绝的矫正话语;人们向父母和教师们示警,让他们怀疑所有的儿童都是有毛病的,而且,如果他们对此怀疑得不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有犯错的恐惧。人们让他们面对这一不断发生的危险保持警惕,人们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法。人们还在家庭中间制定了一整套的性医学的规章。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不如说是权力机制依赖的基础。人们可以把它作为恶来消除,但是一定会失败。这样热衷于一种徒劳的工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人们自己要求它继续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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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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