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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压抑假说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7:37
作者: 福柯   佘碧平  
所有这些变量都处在各种生命运动和各种机构的特殊影响之间的交叉点上:“国家的人口分布不是根据自然人口的繁衍,而是根据它的工业、它的产品以及各种不同的机构……人口增长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它是与劳动资源和劳动中获得的利益成正比的。”(11) 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我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的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率或者节育的方式、单身的后果或者禁忌的影响、节育行为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的前期,人口学家们就已经知道这些著名的“致命秘方”在乡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足和强大,它就必须有人口,但是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是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与每位公民使用他(她)的性的方式有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家开始从对富人们、单身汉们和浪荡子们的放荡不羁的行为的哀伤转向一个以人口的性行为分析为对象和干涉目标的话语之中。我们也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大量人口学主题转向尝试根据鼓励生育的或者反对过多生育的目标和要求,而对人进行更细致和精确的调节。通过人口,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并且出现了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性行为及其规定和影响。此外,还出现了旨在将夫妻的性行为转化为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行为的有计划运动。它们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手段——道德和宗教训诫与财政措施。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种族主义在此也找到了它们的立足点。具体说来,国家对于公民们的性生活及其使用方式了如指掌,而每位公民也能够控制性生活的使用方式,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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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的性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说古典时代把儿童的性也隐藏了起来。直到《性学三论》问世之前,或者小汉斯的性焦虑引起人们重视之前,儿童的性尚未成功地摆脱出来。而且古代的言论“自由”的确可能在儿童和成人之间或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销声匿迹。17世纪的教师不会像埃拉姆斯在他的《对话录》中那样公开地建议他的学生选择一个好的妓女。长久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因儿童的性早熟而发出的会心的大笑,渐渐被窒息了。但是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闭口不言,而是一种新的话语体制。相反,人类对性的谈论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过谈论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这就是说话的人不同,出发点不同,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不同。缄默自身、大家拒绝谈论或禁止点明的事物,以及某些谈话双方必须遵守的审慎原则,与其说是话语的绝对限制和与话语严格区分开来的另一面,不如说是在整体的战略中与所说出的事物一起作用的各种要素。这不是它在所说出的内容与没有说出的内容之间作出明确的二元划分,而是必须去规定不去说出它们的各种不同方式,确立能够说出它们的人与不能说出它们的人是如何分布的。对于双方来说,什么样的话语是被允许的,或者应该如何小心行事,沉默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支撑和渗透各种话语的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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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8世纪的中学教育为例。总的说来大家会觉得,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并不谈论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所有内部的组织就足够了。这里不断会有性问题,建筑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的组织者们也一直考虑这一问题。校长们对此总是保持警惕,调整、预防措施以及惩罚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提出来。班级的空间、课桌的形状、娱乐课程的安排、集体宿舍的分布(有还是没有间隔,有还是没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监督规则,所有这些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儿童的性。(12) 我们把学院所使用的,并且把在它的工作人员之中流传的话语称作学校的内部话语。我们从中能发现,性一直存在着,早熟而且活跃。但是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在整个18世纪,中学生的性比一般的青少年的性更加特别,成为了一种公众问题。医生们不仅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提供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他们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不仅是围绕中学生和他们的性,各种旨在建设理想的学校的训诫、观点、观察、医疗建议、门诊案例、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出现。随着巴斯铎学说和德国博爱主义运动的开展,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运动不断蓬勃开展。为此萨尔茨曼还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其特点就是针对性的控制和教育,考虑非常周到,使得青年人的普遍罪恶无法在这些学校里出现。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孩子都不应该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对于大人们为他们精心安排的一切,浑然无知。大家强迫他们接受一套很不理性的、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1776年5月,在博爱学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是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话语之间首次协调一致,其形式是考试、答题、花卉游戏、颁发奖状和公布改进意见。为了显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成功,巴斯铎邀请了德国著名的人物(歌德是少数几个拒绝邀请的人之一)。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的问题。他让学生们对画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的摇篮的图画发表评论。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的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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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教育机构大肆强迫人们对儿童的性、青少年的性保持缄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相反,18世纪以来,教育机构使这一问题的话语形式更加微分化。它为性问题建立了不同的切入点,它规范了说话的内容和说话者本身。谈论孩子们的性,让教育者、医生、官员和父母谈论孩子们的性,或者向他们谈论孩子们的性,让孩子们也谈论他们的性,把他们纳入一个话语的网络之中。这些话语,时而让他们叙述,时而评论有关他们的事情,时而强迫接受规范性的知识,时而从他们出发形成被他们遗忘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允许把权力的强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联系起来。从18世纪以来,儿童的性和青少年的性成了一种重要的目标。围绕着它,人们调整了无数的学校设置和话语战略。而且人们可能不让成年人和儿童用某种方式来谈论性。可能人们认为它过于直露、粗俗和荒唐,但是这也许是多样的、交叉的和等级化的话语起作用的交换条件。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束权力关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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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中心,它们从18世纪或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激发各种性话语。首先是医学,它借助的是各种“神经疾病”;其次是精神病学,它开始是从“性过度”入手,然后是从手淫、性不满足、“生育舞弊”出发研究精神病的病因学,而且,它还特别把全部性倒错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内;还有刑事审判,它长期以来与以“骇人听闻的”和违反自然的犯罪形式出现的性经验打交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它开始对轻度违法、未成年人犯罪、无足轻重的性倒错进行细致的审判。最后,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社会控制,检查夫妻、父母、儿童、危险的与处于危险之中的青少年的性经验——着手保护、分离、预防,到处把各种危险标明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呼吁人们作出诊断,提出成堆的报告,组织各种治疗活动;它们围绕着性,施放出各种话语,强化人们对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去谈论性的危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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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的一天,一位拉普库尔村的农业工人被告发。他头脑有点简单,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靠一点施舍和干苦活填饱肚皮,夜里则住在谷仓或马厩里。有一天,他在田边从一位小姑娘那里得到了一些爱抚,这种事他以前做过,也看见同村的顽童们这么做过,即在树林旁,或在通往圣尼古拉的路边排水沟里,人们随意地玩一种被人称为“干酪奶”的游戏。结果,小姑娘的父母向村长揭发了他干的坏事,于是,村长向宪兵告发了他,宪兵又把他带到法官面前,法官控告了他,并把他首先交给一位医生,然后再把他交给另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为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并把它发表了出来。(14) 这个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微不足道上。这一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性经验,这些微不足道的林间野趣可能从某一时候开始,不仅成了集体不宽容的对象,而且是法律行为、医疗干预、门诊检查和理论说明的对象。重要之处还在于,人们还测量了直到那时为止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人的头颅,研究了他面部的骨架,检查了他的体格构造上是否有什么变态的迹象;而且,人们还让他开口说话,审问他的思想、倾向、习惯、感觉和判断。最后,人们决定被告无罪,把他作为医学和认识的纯粹对象而终生关在马勒维尔医院里,但是由于对他的详尽分析,使得知识界都知道了他。我们可以肯定,就在这同一时期里,拉普库尔村的教师告诫这些小村民们净化自己的语言,不要大声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无疑是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各种制度用它们庄重的话语来占领这个日常生活的小剧场的条件之一。因此,正是当今社会——而且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些永恒的举止、这些由头脑简单的成人与懂事的孩子相互交流的毫不掩饰的快感之上,建立了一整套说话、分析和认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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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热衷于为自己写下他的隐秘生活的独特故事的英国浪荡子,另一边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这个乡村傻瓜,他通过给小姑娘们几块钱,求得年长的女人不愿给他的性安慰。在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性成了必须说出的某种东西,而且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限制性推论机制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无论是说悄悄的知心话,还是通过严厉的审问,文雅的或粗鲁的性都必须被说出来。因为制约这位英国无名氏和那位可怜的洛林农夫的是一个巨大的、多种形态的律令,而且历史又恰好让他名叫“茹伊”(Jouy)。(15)

   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人们揭发性,把它限制在一种话语存在中。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转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都不会在如此短暂的历史中累积出这么大量的性话语。我们谈论性也许比谈其他东西都多;我们热衷于做这件事。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顾虑,相信我们没有谈够它,认为我们太过腼腆和胆怯了,认为我们因为惰性和顺从掩盖了明显不过的证据,而且还认为我们总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研究它。在性方面,我们的社会是最喋喋不休和最急不可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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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第一个粗略的研究表明,它研究的不是“一种”性话语,而是在不同的制度中起作用的一系列机制所产生的大量有关性的话语。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的主题组织了一种非常单一的话语。最近几个世纪来,这一相对统一的话语遭到了解体、分化、减少,而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却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有关色欲的道德神学与坦白的义务(有关性的理论话语以及它的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牢固的联系,即使没有断开,至少也松弛和多样化了。从18世纪以来,在理性话语对性的客观化与人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性的运动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峙、冲突、调整的努力、重新记录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连续的扩张来讨论这一话语增长;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些话语中心的扩散、它们的形式多样化和维系它们的关系网的复杂分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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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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