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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5:17
作者: 福柯   佘碧平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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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如果与19世纪相比较,对于这些粗野的、猥亵的和下流的言行的约束要宽松得多。那时,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公然违反礼仪规范,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对此,成年人开怀大笑,夹杂在大人们中间的小机灵鬼们也毫无羞耻和局促之感。这个时代是肉体“展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之后,黄昏迅速出现,直至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的黑夜降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惟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于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是要避免肉体的接触,用词得当就是要求净化语言。如果性无能的人一直无法生育,而且到处张扬,那么他就被视为变态的人。他将要接受这种身份,并且应该为此遭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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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对此,大家要拒绝、否认和默不作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存在,一旦它在言行中稍有表现,大家就要根除它。以儿童为例,大家知道他们是没有性的:因为大家让他们忌讳性,禁止他们谈及性,在他们将要露出性器官的时候要紧闭双眼和捂住耳朵,而且一定要完全保持沉默。这就是压抑的实质,它有别于刑法的简单禁令:虽然它也是禁止对象存在,但是它还是保持沉默的命令、对禁止对象存在的肯定,而且证明对性不仅不要去说,还不要去看和了解。因此,根据这种蹩脚的逻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就暴露无遗了。不过,它也会被迫作出某些让步。假若真的不得不向越轨的性活动让步,那么也要到别处寻欢作乐:它们在那里即使不属于生育活动,至少也是赢利的行当。妓院和诊所都是这种宽容之所: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的歇斯底里病人——这些人被斯蒂芬·马尔库斯称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悄悄地把不可说出的快感变成了可以计价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举止必须是隐秘的,因而这些交易的代价不菲。只有在这里,放荡的性才有权以各种真实的、但又孤立的方式出现,才有权用各种受到约束与规范的暗语说出来。而且,现代清教主义还到处强迫人们遵守它的三项律令:即禁止、否认不正当的性活动,对性活动本身也要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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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个漫长的世纪里,性经验史应该首先被读解成压抑不断增大的编年史,对此,我们要问:我们将会摆脱压抑而获自由吗?有人告诉我们:进展非常小。这也许是弗洛伊德说的。但是,他的研究在医学上仍然非常慎重,从科学上确保性是无害的,为此还提出许多警告,认为只有在床笫与话语之间最安全和隐秘的地方才能纵情享受云雨之乐,但是也只是在床上说些有用的悄悄话。难道性事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吗?有人会向我们解释:如果自古典时代以来性压抑一直是连接权力、知识和性经验的基本方式,那么我们只有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从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违反法律,解除禁忌,口无遮拦,重新享受现实的快感,而且权力机制也要发生结构转变。这是因为即使真理发出的光亮再微弱,也是受制于政治的。由此之故,我们无法通过一次简单的医学实践或某种严格的理论话语而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因此,大家指责弗洛伊德的因循守旧和心理分析的规范化的作用,指责它们在赖希的激烈批评之下的羞羞答答,指责性的“科学”所确保的一切性事整合的效果以及性学实践的暧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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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代性压抑的这一话语说得头头是道。毫无疑问,它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有着来自历史的和政治的郑重保证。在数百年的自由表达和开放之后,出现了压抑的时代,它源于17世纪,人们以此来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联为一体。性及其性游戏的小小编年史立即移入到生产方式的正统历史之中,从此不再微不足道了。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解释原则:如果性遭到非常严格的压抑,那么这是因为它是与一般的紧张劳动不相容的。当人们系统地使用劳动力时,除了为自身的繁衍需要最低限度的快感外,人们可能会容忍劳动力为各种快感而浪费精力吗?也许,性及其结果不容易被了解,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对它们的压抑却是易于分析的。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谈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性本身是属于未来的。也许,多疑的人会问,为了竭力维护性的历史而设置的这么多预防措施,这是否还带有各种古老的羞耻心的痕迹:好像是为了这一话语能够被掌握或接受,必须先有这些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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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也许另有让我们非常满意的原因:即对说话者有益。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性被禁止、性是虚无的、对性要保持沉默,那么谈论性及其压抑的惟一事实就是一种故意的犯禁行为。谁这样谈性,他就站到了权力之外的某一位置上了。他搅乱了法律,预见到一点未来的自由。今天,大家就是以这种庄重的态度来谈论性的。当最早的人口学家和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需要提起性时,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让读者们关注如此低级无聊的主题而道歉。几十年来,我们也是不装腔作势一番,是不会谈论性的: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在冒犯现实的秩序,也知道说话的语气是有颠覆性的,而且隐含着逃避现在、召唤未来早日到来的热情。这样,反抗、自由承诺和下一个奉行不同法律的时代这些东西就轻易地进入了这一关于性压抑的话语之中。在此,我们还发现某些古老预言的传统作用的现代反响。明天,性就会变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肯定了这一压抑,所以我们还可以小心地让由于担心成为笑料或历史的严酷性而妨碍我们中大部分人接近的目标共存:即让革命与幸福,或者革命与另一个更新更好的肉体,或者革命与快感共存。这样,就可以与权力唱反调,说出真相和享受快乐;把觉悟、解放和多种快感联系起来;坚持话语中认知的热情、改变法律的意愿和理想的乐园之间的相互结合。毫无疑问,这促使我们坚持根据压抑来谈论性;它也许说明了我们赋予一切性话语和细心倾听那些力图取消性话语影响的人的这一简单事实的商业价值。首先,在我们的文明中,倾听他人吐露性秘密的工作人员是要收取报酬的,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好像谈性的愿望和大家想要性的兴趣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倾听的各种可能性,某些人已经把他们的耳朵出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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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以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其中性、真相的展现、世界法律的颠覆、另一个时代的宣示和对一种最大幸福的承诺联成一体。今天,性成了这个在西方十分熟悉和重要的古老的说教形式的支柱。一个庞大的性说教——它拥有眼光敏锐的神学家和通俗的语言——数十年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它批判古代的秩序,揭露虚伪,歌颂直接的和实在的权利。它让人向往另一种城市。让我们想一想方济各派。我们想知道它怎样能够让长期伴随革命规划的激情和虔诚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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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被压抑的性观念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只是在忙忙碌碌的和精打细算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时代才被驯服的性经验的肯定是与对旨在说出性真相、改变现实中的性结构、颠覆支配性的法律和改变性的未来的话语的夸大成双成对的。压抑的内容和说教的形式相互传递和加强。说性没有被压抑,或者说性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压抑关系,可能只是一种贫乏的悖论。这不仅损害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而且还是与支持这一观点的整个经济与所有话语“利益”相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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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从这一点出发确定一系列历史的分析,本书既是它们的导言,也是第一个粗略的研究:确定几个富有意义的历史时刻,勾勒出某些理论问题。总之,它探讨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虚伪而受到大肆抨击的社会,这个社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它的缄默,不厌其烦地细说它没有说出的话,揭露它施加的权力,许诺要从让自己运转起来的法律中解放出来。我不仅想完整地考察一下这些话语,而且还要研究引导它们的意愿和支持它们的战略意向。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受到压制?而是当我们说我们受到了压制时,为什么会带有那么多反对刚刚过去的时代、反对现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激情和怨恨呢?我们究竟通过什么螺旋形的过程最终肯定性被否定、公开指出我们隐匿了性和说我们闭口不谈性,而同时又用清楚无误的语言说出了性、力图让大家在其赤裸裸的现实中看清性以及在性权力及其后果的实证性中肯定它呢?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追问,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会把性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必须避免未经充分准备就笼统地得出性已经“被禁止”的结论。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以往犯下的性罪恶感到内疚呢?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而在性方面行为“失当”呢?西方文明十分独特之处就在于它长久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反对性的“罪恶”,这难道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吗?这一变动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就在它要求我们摆脱性的罪恶本性的同时,它又给我们强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这一错误就在于想象出这一犯错误的本性,并且从这一信念中引出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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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对我说,如果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赞同这种压抑,那么这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如果这些人长久以来一直这样自信满满地如是说,那么这是因为这种压抑已经深深地扎根了,它有着稳固的根据和理由,还有,它压迫性的方式十分严厉,以致仅靠揭露是无法让我们自由的。这方面的工作还长着呢。因为这一工作特别注意压抑无用的能量、快感的强度和犯禁的行为,所以它比权力本身——特别是像在我们社会中运作的权力——更加长久。这样,我们必须想到从这一压抑权力中摆脱出来的后果是缓慢地表现出来的。自由地谈论性和在现实中接受性的事业对于上千年的历史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此外,它还非常敌视权力的内在机制,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它只能长期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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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我所说的这种“压抑假说”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三大怀疑。第一个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们一眼瞥见的对象——它准许提出一个基本假说——真的是17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或强化的性压抑体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怀疑: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在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这是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最后,第三个怀疑: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或者它不属于它所揭露(毫无疑问,也是歪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在压抑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提出这三大怀疑,这不仅仅是提出与第一类假说相反的假说,也不是说:性不但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相反还受益于一个永恒自由的体制。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大家对压抑的批评大有与之决裂的架势。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比自身更加古老的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方向,它将是一个禁忌不断减轻的新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更加狡猾的或更加审慎的权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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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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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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