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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更新时间:2021-05-14 08:51:4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清季革命党与康梁一派的论战,历来是辛亥革命研究的要项重点,已有成果甚多,以至于一般不再被视为可以进一步探究的对象。不过,仔细梳理相关材料,斟酌论战各方各种文本的完整意涵,至少在以下两方面仍然存在空间:其一,摘取片断材料形成的论据,未必契合前人的本意,以及支撑后认的论点,以偏概全甚至误读错解之处所在多有。其二,由于相关学理准备不够,对于双方争执不下的关键问题如共和的历史意见有些隔膜,从特定立场出发的时代意见进行是非正误的判断,存在简单化现象。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当为认真倾听当事各方的主张和道理,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以求认识更上层楼。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选择

  

   就汉字概念而言,梁启超应是倡导传播“共和”观念的前驱,孙中山则担心与中国固有“共和”相牵混,更多使用“合众”。不过,梁启超无奈告别共和与孙中山顺势高揭“共和”在时间点上几乎重合,这使前者得到国内士绅的赞同,却失去青年学生的拥护,而后者则成为中国革新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共和先驱。与此同时,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尤其是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无情事实,有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派员赴各国考察。尽管梁启超否认自己是要转而主张君主立宪,但在革命党乃至一般趋新者看来,其转向则不无为清廷的预备立宪鸣锣开道之嫌,从而坐实了孙中山此前对梁启超的揭露批判。

   伴随着立宪呼声的日渐高涨,国内各报纷纷响应,竞相鼓吹。《大公报》举办了“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的征文活动,其中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所评选出来列为一等的文章,署名“史彬”者称:宪法为全国之法典和利益之所在,君民共享其成,无偏无倚。“全球政体,不外三种,曰专制,曰共和,曰立宪。专制者君权过尊而民情不免壅塞,共和者民权太重而政柄未免下移,独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则有利无弊,推诸万世而可行。”

   署名“效灵”者则说:“世界之政体有三,大别曰君主专制政体,曰君主立宪政体,曰民主立宪政体(即共和政体)。今世之强国十数,除俄罗斯为专制政体,美、法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然则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中国不幸而为专制政体,自十余年前志士即以变政倡言于下,无如执政者以为不利于己,必多方遏之。自癸卯、甲辰间执政者知专制之不可终其位也,于是立宪之机始渐露于上矣。终狃于俄强之故,遂渐以息。今自日俄交战以来,日屡胜俄屡北,且内乱迭兴,是胜负之数,实寓于政体之中,虽结果不可逆料,然俄必至一蹶而不起。殆至俄蹶,而我政府始翻然改计,不亦晚乎。今为政府告曰:今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嬗代之时代也。征之列国,知世界必同归于立宪而后已。”[1] 应征者大体掌握了政体的基本原理,明确反对专制,也不以共和为然,而主张立宪,名为各抒己见,其实显然反映了《大公报》的立场态度。

   与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造势相对,共和的潜流在学界却是暗潮汹涌。各地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令人慨叹:“小孩能知共和主义,可畏哉!”[2] 有人趁机对坊间理想化共和的情形进行针砭:“近来误解共和意义者,以为共和国人人对于职权上立于对等地位,此最足以误事。究之共和国之总统,其范围内之行政权力,绝对不受束缚,不过执行之次序,后议院一步而已。”[3] 模糊共和与专制的差异,以降低共和追求的热度。

   也有人附和梁启超的主张,对于以共和、君宪为救世良方均不以为然,“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近今以来,国势日绌,欧美文明,递相输灌。魁垒之士,率以激切之言辞,昌言于众,辄曰谋多数治安,立共和政体。等而下之,则曰共和之制,去中国过远,宜降格以求之,取彼开明,破吾积习,则莫如立宪。于是嘐嘐之声,遍于草野,莫不曰,定国是!定国是!立宪而后中国可兴也。……吾虑其说之必不能行,即行矣,亦必不能奏效”。进而提出:“吾欲以一言易之,谓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兴之奈何?则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其最初之术,则以专制之力,行强迫教育之制,其次若工业,若路矿,若官制,若服色,其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刬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至若民风习俗,万不能以专制政令易之者,则以专制之教间接而行之。方针划然,操之自我,自上而下,雷厉风行,不出十年,中国其庶乎可立宪矣。”[4] 也就是说,立宪可以作为理想的目标,而不宜作为即时的现策。利用专制之力进行改革,可以事半功倍。问题是,专制若能主动改革,则立宪变得可有可无,而专制又何必进行于己不利的改革。这正是稍后革命党和保皇派论战的焦点之一。

   1905年,清廷派员到与中国有约之国考察政治,载泽与戴鸿慈赴英、俄、日、意、奥、比、荷兰、瑞典、西班牙、土耳其、丹麦、葡萄牙等国,徐世昌与端方赴法、美、德、瑞士、墨西哥、巴西、秘鲁等国,“凡属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之政,皆一一考查,以为实行立宪地步”[5] 。此举意味着清廷有意变政,但是具体依照哪种蓝本,选取何种政体,尚无定论。这使得关注朝廷动向的各方争相发表意见,试图对决策取舍施加影响。

   在朝野上下热议立宪的时趋之下,关于共和、立宪、专制以及国体政体的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反对立宪者,一般而言更加反对共和,所据与告别共和的梁启超有所关联。其主要理据就是无论何种国体政体,总以适合本国国情为宜。附和政体无所谓好坏唯以适合与否为准之说者不在少数,指各种国体政体虽有不同,却各有利弊,中国历史上“当闭关之世,不知国家之政体,有所谓专制、立宪、共和种种之分也,但以己国所行者为不二之理,非此即不能合群立国而已”[6] 。

   从国体政体的角度考察,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对立远不像政治宣传中专制与共和那样优劣分明,因为“君权国之权力自君主一人握之,虽名为一人,实则有数人以干涉之、辅助之,而法律上执权之名词,则惟国君一人而已。君权与共和之别,即别之于握国权者之人数,君权国以少数人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而共和民权国以总数人民握国权,无论直接、间接皆然。所谓总数、少数,皆本体之一部分,非国家之主体,不过为国家之机关而已”。颇有罪恶感的君主专制,与共和不过是程度有别,而非根本有异。

   世界上国家的种类“有共和者,有君权者,如美之合众国,纯粹之共和,德之联邦,含有君主共和两国体”。而历史上名义与实质未必始终一致。“拿破仑既即位之三年,变成终身大统领制度,又三年,其国体则为共和民权国,其政体则为共和君权国。自法理言之,以拿破仑一人专制之手段代表共和国,自事实上言之,拿破仑实为开明专制君主。”[7] 由此反观中国“开国数千年,唐虞三代时虽集权于中央,而主圣臣贤,无不以国民为重。有庠序之制,则民知教育,有井田之制,则民知急公,有悬书读法之制,则民知奉法。至于国有大政,则谋及庶人,选举人才,则始于乡里。即曰统治于一君之下,实俨然如宪政共和之政体也”[8] 。

   围绕立宪与否以及采取何种立宪体制的争议,暴露出国人政治学说的浅薄,有人慨叹:“交通亘数十年,而国人犹茫然于若者为共和,若者为立宪,若者为专制政治,若者为立宪政治也。”[9] 于是新一波的政治学常识普及就此展开,之前已经反复论道的新学理重新被刊诸报端,告诉人们:“泰西国体,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君主为政之制,即今之专制而无宪法,若土若俄是也;曰德谟格拉时者(一名公产,又名合众),民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共和而立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君民共主为政之制,即今之君主而立宪法,若德若英若义若美是也。然专制之政体,下情或壅于上闻,而共和之政体,上轻而不免于下重,均不能有利无弊。”[10] 虽然是旧调重弹,但从前大都是非法宣传,如今是合法鼓吹,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作用当然不同往昔。

   更为重要的是,之前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传输学理或隐或显都有改造国家甚至反清的意向,因而偏重于倾覆清廷的共和,如今则多少有些奉旨行事的意味,取舍也要顾及朝廷的旨意,国体政体的选项需要平衡君与民的利害。“国于环球上者以百数计,苟其具独立之资格、有平等之权力者,则必有一定之国体,或为君主,或为共和。因其国体之不同,遂有政体之区别,政体在统治之权力动作于形式上者是也。统治权之所在各异,故其政体亦异,约分之,有三种焉。统治权之在于人民全体者谓之共和政体,在于数人者谓之寡人政体,在于一人者谓之君主政体。”而君主立宪政体最适于中国。[11] 这不仅因为适合中国的情势,也符合世界的潮流。载泽等人考察法国的结果,就发现“而后知之其立国之体虽有共和之称,其统治之权实具帝国之制,其条规则整齐画一,其精神则固结流通,遗其粗而撷其精,其可以甄采之处良非鲜少”[12] 。以共和媲美帝国,则帝国本身更具优势。

   有人对比中西政治,认为“今日中国,虽为纯然专制君主国,历代主权者,均以绝体专制政治施于人民,自有史以来,未曾一行共和政治,又未曾一立宪法以限制君权,数千年之历史,不啻为人民服从君主之日记。……然又由一方观之,如西洋诸国,于某时代社会上特种阶级占势力,专权纵恣,压抑人民,则亦中国之所未睹”[13] 。此说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意在模糊与西洋的差别。

   有人进而认为,中国古代未必没有共和、立宪的历史基因,“中国一专制国也,然夷考其初,固未尝以专制始。唐虞之世,人君出自选举,则俨然一共和之时代。夏商之世,询谋及于刍荛,则俨然一立宪时代,特其时尚未著有共和、立宪诸名称耳。嬴秦暴兴,古制尽废,汉唐以来,文纲日密,而君民上下之分遂判若霄壤,而专制政体乃日严而日备,举古昔所有共和、立宪之美意荡然无复少存”[14] 。

   还有人鉴于“今日谈革命者主张共和,削夺君权,既偏宕而不切事情,而研究立宪者又拘之于君权之不可旁落,驯至阻遏其宪政,此中消息,关系甚巨”,专门著文讨论古代中国并无重君权之大义,力图化解双方的执拗。[15]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人“就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二大义为我国人解释如左:(甲)君主立宪,开国会,予国人参政权,举议员,定法律,监督行政,而主权仍属之君主;(乙)民主立宪,国人公议,建设共和政府,举大统领为代表,而主权全属于国人”。并进而据学理为宣言,“更敬告我国人曰:中国之立宪为完全无缺之君主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6] 。也有人在欢呼中国之立宪“蓬勃哉”、“容易哉”的同时,意识到“立宪者,专制与共和之调和政体也。君主立宪者,迫于时势之风潮,不得不出于此,以为乱党之盾也”。动机已经可议,加上“国体不同,政术亦异”[17] ,实现起来不可能轻而易举。

   凡此种种,都使得专制、立宪与共和的政体选择,成为朝野各方视线聚集的重大问题。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亟待从学理和情势各层面辨析清楚。

   [1]史彬:《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效灵:《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大公报》千号增刊,1905年4月13日,第3、4版。

   [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6册)1905年3月28日,第33—34页。

   [3]佛苏:《论主张竞争者当知法制》,《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9日,第8页,“论说”。

   [4]谷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本社撰稿),《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28日,第80—81页,“社说”。

   [5]《考查政治分途纪实》,《大公报》1905年7月30日,第3版,“时事要闻”。

   [6]《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第1版,“论说”。

[7]罗杰编辑:《国法学》,《法政粹编》第2种,东京并木活版所,190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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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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