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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国际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一项理论比较分析

更新时间:2021-05-13 23:27:05
作者: 尹继武  

  

  

【内容提要】:安全困境是指一国追求自身的安全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进而总体安全环境的恶化,形成安全追求的非本意恶化的局面。国家安全受到战略互动的影响,安全困境是国家追求安全过程中的一种非本意和错误认知的结果。安全困境具有系列的核心特征和前提,比如国家都是追求自身的安全,而非进攻性和恶意的,其起源于国际社会的根本特性,即无政府状态,因此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缓解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路径强调不同因素的作用,聚焦于理性成本与认知机制的不同来源。缓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通过战略沟通增强国家意图传递的可信性与正确认知,有助于实现命运共同体以及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

   【关键词】:安全困境;理性主义;认知主义;战略沟通;中美战略竞争

  

   国家安全不仅指一国内部的政权与政治安全,还包括国家所处的区域与全球安全体系中国家之间的 安全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战争的起源跟国家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以及认知紧密相关。从区域安全比较来看,有的区域国家之间安全关系得到改善,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基于民主价值观的西方共同体安全;而东亚安全在地缘政治、领土争端、经济竞争和大国干预等作用下,安全一体化的程度较低。中国政府系统提出与倡导了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实现上述国际秩序愿景,缓解安全困境是重要的环节之一。安全困境作为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一种特殊状态,是国际冲突非本意起源的核心变量,也是现实中中美走向战略竞争及其缓解的重要机制。缓解安全困境,促进国家间意图的正确认知与信任,是防止国际冲突、管控战略竞争与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微观基础。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安全困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剖析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并比较分析不同理论视角下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最后总结安全困境缓解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理论启发。

  

一、国际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辨析

   国家的安全不能独立于相应的区域与全球安全环境,所以,一国的安全战略、政策与感觉受到安 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安全困境就是特指一国追求自身的安全,导致了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导致了总体安全环境的恶化,最后形成了个体国家的安全追求努力与总体安全环境恶化的局面。

   1.国际安全困境的情境与认知根源。

   安全环境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系统性的。国家的安全感与周边、区域与全球体系中的安全环境紧 密相关。在殖民地时期,国家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是一种依靠武力、暴力和掠夺的霍布斯世界,所以国家的安全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随着国际社会中规则、制度和规范因素的演进,尽管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大国战略博弈、地区争端与危机仍是频发,但国际社会的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知神经科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乐观预计,国际社会中的暴力因素将大大降低。由此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发生了变化。具体为,国家生存安全的威胁降低,各种非传统安全,比如恐怖主义、信息安全、跨国人口、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上升。此外,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也有层级性。有的是地缘政治上外部威胁,有的是大国的安全竞争与威胁,有的是周边安全局势的恶化,有的是非传统的政治经济等安全威胁,有的是地区武装冲突带来的军事安全和边境安全等问题。

   安全是国家主体对于安全感的感知状态,也涉及国家为安全目标而诉诸的安全战略与政策及其实 施。安全是国家主体的感知及其战略设计,但安全的实施及其获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国家的安全及其获得是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同时也离不开相关其他国家的安全战略及其实施。所以,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一国追求安全的战略行动,会影响到其他周边或区域国家的安全感知及其战略。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实力增长及其对外战略举动,客观上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双方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即追求安全的目标事与愿违,各自增加自身安全的战略,导致双方都无法获 得绝对的安全,甚至进一步走向战争。国家间由于相互意图的恐惧而产生的冲突,在当下的中美战略 竞争中被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一国的战略举动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感知,从而引发系列的系统效应与连锁反应,比如当领导人的信念为先发制人的进攻具有优势时,很可能会导致预防性战争。

   如果国家追求自身的安全,其目的在于通过进攻性的武力建设、对外掠夺、获得绝对的军事和战 略优势,那么这种进攻性的战略安全举动,结果并非增加国家自身的安全和优化地区安全状态,反而是安全局势的恶化,比如战略竞争加剧、军事竞赛升级、地区危机凸显等。如果国家的安全加强措施,仅仅是为了防御性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并非为了进攻性的战略对抗,那么在这种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下,国家追求安全反而导致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恐惧,产生了双方均更为不安全的非本意后果,也即安全困境现象。进而,杰维斯(Robert Jervis)基于进攻还是防御占据优势,以及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是否可以清晰区分两种维度,对安全困境进行了类型划分。安全困境是国家追求安全时,由于安全状态的优化难以共同实现的一种非本意的战略后果,其认知根源在于国家对于安全及其战略的认知偏差。其基本的前提在于,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即便是防御性国家仍不能有效地确认对方的良好意图,因而国家间关于意图的相互认知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基于恐惧、信息不充分、认知陷阱等诸多内外理由,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的普遍现象。这种错误的理性算计和认知偏差,包括很多种情境。比如,国家出于机会主义的战略投机心态,认为先发制人可能获得战略优势,或者对于机会窗口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过于乐观和自信,错误判断对手 的高度敏感反应等,由此导致国家自身的战略举动,引发了对方出乎预想的战略反应,从而形成了超出自身预期的危机、军事对抗和战略竞争的态势。比如,中印边界战争起源过程中, 印度一方对于中国战略决心和意志的低估;朝鲜战争升级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战略决心和意志的低估。

   2.国际安全困境的前提与特征。

   辨析清楚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是缓解安全困境的基础。危害合作与共同安全的诸多因素中,除 了安全困境之外,还有其他更为消极的安全悖论,比如敌意对峙、螺旋上升等因素。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界定,在于其前提的独特性。崛起国因为实力的增长,追求安全的战略和行为可能会导致既有区域与全球体系大国的不安全感增加,从而以更为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政策应对,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各自安全目标的难以实现。在此战略互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相关国家无法对彼此意图达成共识,大国战略竞争中采取何种大战略取决于其关于对方意图的认知。基于此,安全困境的出现是具有特定的前提条件的。

   其一,国家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言,国家的目标不是拥有绝对的实力和权力,而是获得更多的安全,达到更好的安全状态以及拥有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在此前提下,国家追求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在安全领域也是基于防御性的姿态,通过合作的方式消除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安全状态的威胁感。在关于防御性国家追求安全的动机分析中,也有学者 认为安全困境是贪恋国家才会出现的现象, 即国家追求安全已超越了其自身的安全需求。以此来看,对于何谓安全、如何才能实现安全,这是一个知觉的问题。

   其二,安全困境的成因在于非本意的安全悖论。防御性国家追求安全的战略,也是通过军事力量 建设的途径来完成。但是,武力和实力本身并不能代表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国家如何战略性使用。防御性国家的武力建设和军备增长,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安全,提高自身获得安全的能力,而非是用于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状态,包括主权、生存和发展安全权益的空间。因此,安全困境的形成,其在意图上是非本意的。即安全困境中的当事国家,都是追求防御性的安全战略,而非扩张性和进攻性的安全战略。但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安全恐惧以及军备增长无法自我说明防御性的目的等难题,加之国家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差异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干扰,追求安全的战略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安全。

   其三,安全困境的成因是结构性和位置性的。从意图上来说,安全困境的形成是非本意的。从互 动来说,安全困境的形成是结构性的或位置性的。换言之,安全困境当事国的实力对比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结构性关系,这是权力转移中的实力对比结构性关系。在上述特定的实力关系中,一国的防御性政策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进攻性的,比如崛起国更为强调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地位和权利,而霸权国更为敏感对于自身实力和地位的挑战。

   安全困境具有相应的核心特征,包括上述的意图的非本意、起因的结构性等。根据唐世平的研究,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有八大方面,其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根本原因,在此状态下,国家不能确定彼此当下和未来的意图,由此对于别国权力的增长出现恐惧心理,国家为了安全需要必须进行必要的自助;对于国家意图来说,安全困境中国家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恶意意图的缺失,从而其起源上来说是非本意的。在此前提下,安全困境中的国家必然要积聚一些必要的权力,包括军备、武力等,双方的对等行为会产生更多的不安全,即战略竞争与军备竞赛,而双方的安全追求努力是自我挫败的。最后,安全困境可以通过必要的物质和心理方式进行调节。为此,本文接下来将系统比较不同理论视角下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

  

二、意图可信与安全困境的缓解:理论逻辑比较

   安全困境是国家在追求自身安全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种与外部国家之间的安全悖论。因之,缓解或消除安全困境对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至关重要。既有研究认为安全困境无法完全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难以完全消除的原因,在于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结构性的,即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难以完全准确认知他国的意图,这种安全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结构性存在的。一般而言,缓解安全困境有物质调节与心理调节两种方式。安全困境的核心症结在于防御性国家之间对于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对于恶意意图的恐惧,因此,从其缓解的逻辑来看,达到意图正确认知并确立其可信性(credibility),主要有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路径。二者的区别在于,认知主义基于信息充分情境下国家的认知偏差机制,而理性主义则重在分析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如何通过理性策略加强信息对称和可信性。

   1.微观基础:作为核心变量的意图。

   首先,意图的正确认知是核心变量。安全困境起源上是结构性的,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这种结构性因素是通过知觉层面发挥作用。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难以克服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比如信息不对称、国家意图的伪装、面对实力增长的恐惧等。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战略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且不具备国内政治的法制、伦理等基础,所以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必须面对大量的竞争、冲突和欺骗,国家间经常由于高估敌意而产生冲突。这是理性主义逻辑下,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的来源。认知主义视角则认为,即使国家面对一个信息充分和对称的世界,受到权力对比等结构性因素和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机制等制约,国家对于意图的正确认知仍是存在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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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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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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