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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等:变局下的中美欧关系与新型大国外交的发力点

更新时间:2021-05-13 23:12:35
作者: 吴白乙   贺之杲  
只有不断创新和优化中国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我们才能强化对美博弈的“内功”,才能真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具体谈到对中美关系的反向塑造问题,我看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涵和举措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而言,可从几个方面先做起来。

   第一,要用好民心民力和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来应对挑战。中美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长期形成的两国和两国社会之间不对称的互动格局。美国政府是常换常变的,而美国社会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则一直是多元和相对清晰的。特别是在美国右翼极端势力把控政府和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对美工作不能仅限于以我“全政府”来回应美“全社会”之关切,而是要重心下沉,久久为功,通过提升我方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度,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美反华势力“釜底抽薪”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创新。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公共产品赤字,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谈判等。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覆盖面来看,这些公共产品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美反向塑造的需要。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的倡议和规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需加快培养更多可在国际多边组织关键岗位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对外工作高效、协调、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第三,要用好中国多样化境外资源,广建全球“朋友圈”。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王牌作用,巩固与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团结友好的发达经济体,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贺之杲:疫情给国际社会与世界格局带来何种影响?

   吴白乙:结合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当前国际形势“乱局”包括五个特点:第一,危机失控,人类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经济活动遭到重创;第二,“领导”缺席,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丧失领导地位;第三,国家归来,疫情当中许多现有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失灵,全球治理的老问题原形毕露,疫情考验着各国的国家能力;第四,社会撕裂,欧美新一轮的身份政治和党争的出现,背后是近年来反智主义的再度兴起;第五,去向不明,人类彻底消灭新冠病毒的方法仍在探索之中,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

   疫情可能给世界格局带来格局性、体系性的变化。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乱象之后的根本矛盾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增长范式的极限,严重的债务问题考验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疫情之后的全球产业链面临着调整;第二,技术的边界,人类基础理论层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技术的发展出现瓶颈,而各国的技术管控和竞争却更加激烈;第三,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核心领导力量的缺席将使得公共产品更加匮乏,全球治理的核心机制老化;第四,人性的底线,过去人类无限制的开发性活动正在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人的尊严和隐私受到更多的威胁;第五,道德的秩序,疫情应对考验着人们对生命健康与经济活动的道德选择,网络舆论的过度自由在精神层面放大了社会失序的风险,各国对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也影响着未来的国际秩序。

  

   贺之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吴白乙:疫情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同发展,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的强劲动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全球合作产生了消极导向;第二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不断施压;第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实现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转型。

   疫情席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世界经济的前景就像坐过山车。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看到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靠自己来实现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转型。中国需要把内需市场体量的优势发挥出来,继而朝着以购买力为主的经济大国这个方向的转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对世界经济起到正面积极影响,不仅起到了对外部世界的塑造作用,而且推动了全球化正向发展。通过中国自身发展,实现外溢效应,对世界经济起到稳定锚和推进器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决心。假设中国一人买一只苹果,对于欧洲苹果生产国家来说,那就是天大的数字;中国人每天多吃一根菲律宾香蕉,进口量也非常大。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么多人可以保证达到每天购买这些进口水果的消费水平,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富起来,让大家能够买香蕉、买果仁、买樱桃、买橄榄油,这样中国内需所拉动的消费将会对世界各国经济做出很大贡献。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有西方观点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中国会更重视国内市场,而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践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步一步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从初级的对外开放,走到今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最高的国际标准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即使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会关起门来,而是会更加开放。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强开放、进一步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下一步我们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更富智慧的、更有团结魅力的共商、共建、共享。

   疫情期间,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均受到很大冲击,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欧班列却逆势上扬,为保持亚欧联通和沿路国家抗疫及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定发展,可以进一步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尽快脱离疫情带来的压力,助力他们复工复产,为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在推进国外循环畅通过程中存在不少挑战,要找到“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补上短板。比如,中国过去几十年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国内的交通联通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当国内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到欧洲国家和地区,它需要大规模分发、转运,但是这些国家的铁路轨制与中国的不同,转运分发能力也参差不齐。此外,由于不同国家制度上没有实现高度一体化,物流供应链分布不均衡,这样就会存在“卡脖子”的现象,不仅在流量量上“卡脖子”,从技术和规范上也存在“卡点”。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包括资金不足、国外站点城市的航空干线和支线是否实现无缝对接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和沿线国家从制度、体量、标准以及创新上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尽管疫情为全球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未来世界各国将会是越来越紧密、高度相互依存、互动共进的关系。而“一带一路”合作作为全球化的升级版,将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发挥稳定器、加速器的作用。

  

   贺之杲:您如何看待2020年中欧关系?对未来中欧关系有何期待?

   吴白乙:2020年起伏跌宕的中欧关系历程。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陷于“至暗时刻”,中欧之间产业、贸易、人员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断裂,双方相互支援、携手抗疫,高层互动以非同寻常的频率和方式展开,带动双方经济社会互动快速恢复。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近万列,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运送集装箱以百万计,再创历史新高,充分显现中欧市场纽带的韧性。从这些具体事实出发,我们不难理解欧洲向东看的战略大势,也不难发现随着战略重心的客观迁移,欧方在调适应变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心态及或不良反应。因此,2020年的中欧关系同样经历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温差”,双方位势变化、利益调整、体制迥异、文化不同等让相关分歧和争论一再凸显,揭示出已建交45年的中欧关系仍存在不够成熟和稳定的一面。世间的事物大抵如此。美好的想象总比变化的现实脆弱,任何关系的缺点都会因“熟络”“走近”“交融”被更多地放大。好在中欧两大文明均以理智占优,中国人喜欢“执两用中”,欧洲人懂得“包容、平衡”。在这个纷扰不断、危机四伏的时代,双方都选择理性对话、同步妥协之道来维护自身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目标。2020年12月31日,历经7年35轮谈判后,《中欧投资协定》终于达成。毫无疑问,它不仅体现中国和欧盟在世局巨变急流冲击下坚守开放进取的明智取向,也将为双方和世界的发展增添更多的确定性。

   中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带给我们的是更多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与启示。一是要从中欧关系的变化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转折点,从全球发展格局调整的急剧性、深刻性出发,超越学人既有的分析定式和解释框架,不再简单地套用大国竞争、权力转移、地缘政治、文化身份等理论的“旧衣”;二是要更加重视欧盟“区域治理”的经验并关注其一再转型所遭遇的诸多新难题。缺少对欧盟成败得失的系统性理解,我们对中欧关系复杂内涵及其长期的动态平衡就难以保持冷静与耐心,更跳不出“一国一族”的惯性思维去应对日趋多样化的国际发展新现象、新理念、新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党和政府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实现“百年目标”发挥思想者、建言人的作用;三是要跳出中、欧看中欧关系,不仅要看各自的周边,看其他大国,还要看世界各部分的相互作用,进而以联系的、发展的而不是割裂的、固态的眼光去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人类提出了众多而迫急全球治理议题。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就一定要在充分知己(中国学)知彼(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及相关对象置于世界发展的动态之下加以研究,用系统性、网络性、互通性的视角去构建更强的解释力。这是极其不易的一项思想工程。好在我们置身于中西思想相互激荡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极大演进的伟大时代,学界同仁正发奋前行,其创造力应在可期。

  

   贺之杲:2021年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9年来,您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成就与未来路径是什么?

   吴白乙: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已经系统总结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9年来的成就。我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十项:第一,实现了高层定向;第二,实现了机制创新;第三,经贸合作成果显著;第四,实现了互联互通互惠式发展;第五,实现了绿色发展;第六,实现了资金融通;第七,从中方的视角来看实现了央地的合作;第八,进入企业主体多元化;第九,科技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十,实现了民心相通。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或者至善至美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目前也存在着几大结构性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弱项和短板:第一,贸易逆差较大。第二,资金流向不均匀。第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品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优势互补、对接。第四,中方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辟的力度往往不够大。第五,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过程中受到第三方或外部环境影响。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举行峰会,表明了各国通力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与中东欧“17+1”区域性的融合发展,中国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大力气。第一,考虑加大对于这些国家进行绿地投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的装备、机器都可以用中东欧国家的标牌在第三方市场来销售。第二,集中一些优质的大型国企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可以有力缓解中国和这些小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第三,提升质量型发展,形成国内的合力,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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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文萃》,2021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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