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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统一——有关若干情态助动词的语义分析

更新时间:2021-05-13 11:05:38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从人生哲学和语义分析的双重视角看,想要、能够、可以、应当(应该)和必须(必需)、敢于这些情态助动词之间在核心语义方面的演变绵延,从一个角度清晰地展现出人们基于“需要-意志”从事各种行为以维系自身存在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轨迹,从而以人性逻辑和语义逻辑的统一方式,见证了日常语言与人的存在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名言:人作为主体寓居在存在和语言相统一的家园里。

  

   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1],是目前引用率颇高并且备受称颂的一句哲理名言,专门阐发它的微言大义的论说也屡见不鲜,却似乎很少看到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具体揭示日常语言是如何与人的存在形成关联的。本文试图从人生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想要(will)、能够(can)、可以(may)、应当(应该,should或ought to)和必须(必需,must或have to)、敢于(dare)这几个常见“情态助动词(modal verbs)”的核心语义,考察人们是怎样以“我欲故我在”的方式达成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存在,并且由此展现“人性逻辑”和“语义逻辑”的内在统一。[2]

  

一、作为动力性“意欲”的“想要”


   部分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情理”精神的深度积淀[3],英文里的“modal verbs”通常被译成了“情态助动词”。不过,它们直接涉及的主要还是人们在“心之所之”层面上的意志心态,只有以此为基础上才会与人们在“喜怒哀乐”层面上的情感心态进一步形成关联。拿在上述情态助动词系列中居于首位的“想要”来说,它的核心语义正是把欲望、志向、企求、希望等等都包括在内的“意欲”;而英文“will”作为名词的时候,更是直接指称被视为三大心理机能之一,与“认知”和“情感”截然不同、鼎足而立的“意志”。事实上,康德在谈到人类心理(灵魂)的“知情意”三分结构时,已经把“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机能”明确区分开来了,特别强调它们“不能再从某个共同的根据那里推出来”。[4] 就此而言,把“modal verbs”译成“意态助动词”或许更合适一些——虽然本文将依然沿用“情态助动词”这个通行的译法。

   “想要”之所以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占据榜首的位置,与它指称“意欲”的核心语义直接相关。本来,在所谓的“非推测意思”上,情态助动词的基本功能就是表述“实义动词(主要动词)”指称的行为动作在与主体心理活动特别是意志活动的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情况状态”(这或许是它们被译成“情态助动词”的另一个理据),诸如“你‘想不想’考大学啊”,“他肯定‘能’办好这件事”,“我‘可以’在这里抽烟吗”,“你们‘应当(必须)’遵纪守法”,“他们‘不敢’冒这个险”等。明白了这一点,“想要”的带头羊地位就一目了然了:它指称的“欲求机能”,是人生从事任何自觉行为都不可或缺的心理动机;失去了它,人们就会处在“无欲无求”的绝对寂静状态,以致那些指称实质性行为的实义动词都将失去用武之地,并连带着让其他情态助动词也无从发挥效应了。例如,倘若你压根“不想”考大学,你“能不能”“可不可以”“应当与否”“敢不敢”考大学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从哲理视角看,“想要”在语义逻辑中的这种优先地位,其实是“需要”在人性逻辑中的原点地位的语用学体现:当一个人的“存在”出现“缺失”时,他就会产生弥补缺失的“需要”,并凭借种种机制满足自己的需要,维系自己的存在。[5] 一方面,许多生理需要(像呼吸的需要等)通常不会进入人们的自觉心理,单凭机体自身的本能运转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另一方面,不仅另外许多生理需要(像食色的需要等),而且超出了生理层面的所有需要(像维系人伦关系、求知、艺术创作和信仰的需要等),则会在进入人们的自觉心理后以“意志”的形式呈现出来,再进一步通过日常言谈中“想要”这个助动词表述出来,最终往往还要诉诸人们从事的可以用实义动词表述出来的自觉行为才能得到满足。“需要(need)”在许多情况下也能像“想要(will)”一样,作为具有类似语义的情态助动词发挥作用,就折射出了“需要-想要-意志”在人性逻辑的开端阶段形成的这种直接演化的绵延链条,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如果说“想要”突出了主体诉求的积极主动一面,充分展示了黑格尔指出的“意志”固有的“自由”属性的话[6],“需要”则突出了主体诉求的消极被动一面,充分展示了“因果必然”对于“自由意志”的内在制约:人们总是因为自身的存在受到缺失束缚的缘故,才会形成试图摆脱(free from)这种束缚、“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意志。[7]

   这样将“想要”的情态助动词与人性逻辑的实质性链条融为一体后,它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善恶好坏方面的价值内容了,集中体现在中外学界都曾给出过的“可欲之谓善”“可厌之谓恶”的概念界定上[8],在此只需补充下面两点。

   第一,这两个界定已经潜含着“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了:当某个东西有助于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时,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想要”得到它;反之,当某个东西有碍于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时,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个“讨厌反感”的“坏”东西,“想要”避免(“不想”碰上)它。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想要得到某个好东西(如美食佳肴),也就等于是想要避免与之对应的坏东西(如饥饿干渴)。人性逻辑的第一原则“趋善避恶”(或者说是不限于实用领域的“趋利避害”),正是这样确立起来,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无论是谁,用“我想要”的句式指向的,总是他认为可欲的好东西(有利的东西);用“我不想要”的句式指向的,总是他认为可恶的坏东西(有害的东西)。举例来说,“己所不欲”中的“不欲”,主要就是指“自己觉得讨厌的坏东西”,所以接下来才会通过“将心比心”这种不时也会出错的类推途径,得出“勿施于人(不要给予其他人)”的结论。

   第二,“需要-想要-意志”具有的这种赋予“事实”以善恶“价值”的中介功能,最终又会反身性地回归到人的“存在”那里:一个人觉得某个东西好,是因为它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亦即弥补自己的缺失而维系自己的存在;一个人觉得某个东西坏,是因为它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反倒会造成自己的缺失而损害自己的存在。在这个意思上说,西方主流学界依据认知理性精神主张的“我思故我在”,仅仅是人的存在中一个次要从属的方面;只有从意志诉求角度指认的“我欲故我在”,才展现了人的整体存在的动力根源,并且足以为“想要”在情态助动词系列中的独占鳌头奠定哲理的基础:如果没有“想要”发挥的带头作用,其他情态助动词都将因为实义动词在“无欲无求”的绝对寂静中失去用武之地的缘故,无从发挥它们在表述人们基于意志从事行为的“情况状态”方面具有的语用效应了。

  

二、作为实然性“允许”的“能够”


   在情态助动词的系列里,紧跟在“想要”之后的是“能够”,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想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总是首先面对“能不能够”的问题恰相一致。它在语义上与下一节讨论的“可以”有着相通之处,都是泛指“允许”,因此两者在日常言说乃至学术话语里很容易被人们混为一谈,有必要仔细辨析。

   从“能够”与“可以”有所差异的视角看,它偏重于表述主体的能力以及相关的非主体因素对于主体从事行为的意欲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等于在“想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可操作性”(又叫“可行性”)的问题——这里的两个“可”字,也是“可以”与“能够”混用的一种表现,因为它们严格说来是指某个行为的“能操作性”或“能行性”:你的能力以及种种相关因素,是不是“允许”你把“想要”从事的那个行为付诸实施,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你认为“值得意欲”的那个目的善呀?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行为就被认为具有可行性,反之则被认为没有可行性。例如,你“想要”报考一所名牌大学,就得面对有时候很残酷的“能够”问题:一方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和时间,掌握足够的知识,取得足够好的成绩,最终美梦成真呢?另一方面,你想要报考的大学是不是会在你所在的地区招收你感兴趣的那些专业?同届考生的超常发挥是不是会让你在竞争中遭受挫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成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述两方面缺一不可的纠结作用:“谋事在人”不仅涉及主体方面的“想要”,而且涉及主体方面的“能够”:主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允许”他谋划和实施一件事情呢?相比之下,“成事在天”则涉及非主体方面的“能够”:主体之外的种种因素(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等),是否“允许”主体凭借能力实施一件事情,并且取得成功?正是两方面的这种纠结作用,让“能够”的问题变得十分残酷,构成了一个人不管多么强烈地以“我欲故我在”的方式“想要”,都无法为所“欲”为的头一个制约因素:在他认为是“值得意欲”的好东西中,只有一部分是他“能够意欲”的,另外一部分则是无论他如何“想要”也“不能意欲”的。[9] 所以有了那句流行的谚语:“天上飞的十只鸟,不如手里的一只鸟”,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由于你无可摆脱的内在有限性,许多让你无比憧憬的好东西,哪怕你心里再“想要”,对你来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式的虚幻“想要”。

   于是,尽管“想要”和“能够”直接相关,二者却呈现出某些深刻的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尤其不可误以为“值得意欲”的东西都是“能够意欲”的东西:作为意志的直接体现,“想要”构成了人们一切诉求的自觉起点;相比之下,“能够”主要位于认知特别是“自知之明”的维度上,涉及人们对于自己能力以及相关因素的如实描述,因此偏重于解答这些能力以及相关因素是不是“实际上”允许主体实现意志诉求的问题。像英语和德语里的“can”和“kann”,就同时具有“能够、有能力、会、知道如何做”的意思,折射出了“能够”与“认知”的特殊关联。

   从这里看,混淆“想要”和“能够”,其实就是广义上的“把应然当实然”了:误以为自己“想要”实现的应然性诉求,一定是“能够”达成的实然性状态,所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不错,它们是人们经常发出的美好祝愿,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谁要是不加辨析地轻易相信了,真把“心想”和“事成”看成一回事,却忽视了“能力”在两者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以致按照“只要你想要,一定能做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模式从事行为,十有八九会因为自身有限性的缘故,遭遇挫折甚至失败。说穿了,即便“全能”的上帝“能”以“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心想事成”方式,把自己的大多数“想要”变成“能够”,他也无法将“画出圆形之方”的“想要”以“万事如意”的方式变成“能够”。

另一种常见的混淆是,人们往往把“不想”和“不能”搅和在一起,用客观上“不能”的实然性借口掩盖主观上“不想”的应然性诉求。例如,两千年前《墨子·兼爱下》就从这个角度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的论调,指出:如果说举起泰山、跨过江河确实不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而属于“不能”的话,那么,“不可害人,兼爱交利”的正义原则却一直是力所能及的实践目标;所以,那些主张“兼之不可为”的人们,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这样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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