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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统一——有关若干情态助动词的语义分析

更新时间:2021-05-13 11:05:38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事实上,一千多年后朱熹依然宣称:“人也只孝得一个父母,哪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朱子语类》卷五十五),还是拿“能力有限”作为论证“人只能孝父忠君,没办法爱得许多”的理据,没有察觉到这里的要害不在“能不能”,而在“想不想”:要是你原本就“不想”爱得许多,哪怕长出了三头六臂,你照样会找到借口,强调自己“不能”爱得许多。有鉴于此,无论“想要”和“能够”的关联多么直接,我们仍然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二者分别处于广义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维度上,不然就会因为忽视了它们的这种深刻差异,造成理论上的扭曲和实践上的误导。

  

三、作为应然性“允许”的“可以”


   第二节提到,“可以”与“能够”都有泛指“允许”的相通语义;因此,“这个可以有”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这个允许有”。不过,与“能够”偏重于从实然性能力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能操作性(能行性)”不同,“可以”偏重于从应然性权衡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可接受性(可从性)”,从而在“想要”和“能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个好东西你不仅“想要”得到,而且还“能够”得到,但在它与其他好东西发生抵触的“诸善冲突”情况下,你对它们的主次轻重做出的权衡比较,是不是“允许”你把你的“想要”付诸实施,从事“能够”得到这个好东西的行为,并且“可以”接受由于其他好东西在冲突导致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中被否定所生成的负面后果呢?于是,一旦嵌入了这样的语境,我们会发现,“想要”以及“能够”与“可以”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的语义互动,和人性逻辑链条里“善(好)”与“正当(对)”、“值得意欲”与“可以接受”、“成功学”与“正当论”的哲理关联是根本一致的。[10]

   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刚才的抽象论述:我有烟瘾(“想要”),同时收入等等也允许(“能够”),但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随意实现抽烟的“想要”呢?倘若我意识到了我指向抽烟和健康的两种意欲处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得到了其中一个好东西就会失去另一个好东西,事情就取决于我对它们的权衡比较以及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的具体情况了:要是我觉得健康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过瘾之善,我就会认为,尽管抽烟的行为是我既“想要”、也“能够”的,却又是“不可允许”的(因为抽烟之善在悖论性结构中造成的患病之恶在我看来“不可接受”)。相反,要是我觉得抽烟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健康之善,我却会认为,抽烟的行为对我来说不仅“想要”和“能够”,而且也是“可以”的(因为抽烟之善在悖论性结构中造成的患病之恶在我看来“可以接受”)。类似的情况同样会出现在人际冲突中: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虽然我既“想要”、也“能够”,但“可不可以”抽烟呢?由此不难看出,人们经常问的“我能不能在此抽烟”,严格说来其实是“我可不可以在此抽烟”的意思。

   于是,只要两个值得意欲之善出现了无法兼得的冲突,人们就不得不在“想要”和“能够”的基础上面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从而彰显了“可以”不同于“能够”的独特语义。具体说来,它们分别是从善与正当的不同维度出发,对于“是否允许”人们把“想要”付诸实施发挥着不同的效应:“能够”意味着“允许”人们“成功”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可以”意味着“允许”人们“正当”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反之,“不能”意味着“不许”人们“成功”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不可”意味着“不许”人们“不正当”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所以,尽管在“允许”的语义上彼此相通,两者却时常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能够”的行为“不可”从事,“不能”的行为反倒“可以”从事;“可以”的行为“不能”成功,“不可”的行为反倒“能够”成功。转换成人性逻辑的术语说则是:“成功”的行为可能是“不正当”的,“失败”的行为反倒是“正当”的;“正当”的行为可能会“失败”,“不正当”的行为反倒能“成功”——所以说成功学与正当论深度有别。

   人们在日常言说中往往将“能够”与“可以”混为一谈,主要就是因为忽视了两个助动词的上述差异。诚然,如果“想要”-“能够”-“可以”原本是一致的,这类混用倒也无伤大雅,因为它们只是以不自觉的方式,显示了“值得意欲”-“能够意欲”-“可以意欲”的前后一贯。不过,如果由于冲突造成了“能够”与“可以”之间的不一致,这种混用就会陷入“为了追求成功之善却犯下不正当之错”的悖论性结局了。用前面的例子说,假如我仅仅出于自己不仅“想要”、而且“能够”的考虑,便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却忘记了还有一个“可以”的情态助动词在那里,也许有一天就要面对不治之症追悔莫及了。另一个反差更强烈的例子是:即便你“有能力”杀人,你也“不可以”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可以”和“正当”的直接关联,同时也蕴含着“可以”和“权益”在人伦关系中的直接关联:即便你“有能力”杀人,你也没有杀人的“权益”。[11]有鉴于此,不管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还是从语义逻辑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牢记一点:你“能够”做的不见得就是你“可以”做的,因为“能行(能够从事)”的事情也许是“不对(不可接受)”的。

   在学术话语里,混用“能够”和“可以”同样会导致荒唐的结果,像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就在《逻辑哲学论》里犯下了这方面的失误。首先,他声称“逻辑的先天性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12],就是用“不能”替代了“不可”,没有看到人们是完全“能够”非逻辑地思考的,并且任何人一生中非逻辑地思考的时间,或许还超出了合乎逻辑地思考的时间。说穿了,他的本意是想说:由于所谓“逻辑的先天性”,人们“能够”从事的非逻辑思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不可”接受。其次,他在全书结尾处得出的那个经典结论——“对于不能(nicht…kann,cannot)言说的东西必须(muss,must)保持沉默”[13],也有类似的毛病:“不能”言说的东西明显意味着超出了人们言说的“能力”,亦即“能力不允许”;既然如此,命令人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岂不等于多此一举?进一步看,要是把这个结论译读成“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似乎还是画蛇添足:“不可”言说的东西原本就是“规则不允许”或“被禁止”的,哪里用得着再要求人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呀?

   不过,在强调了两者的区别后,我们也不要忘了“能够”和“可以”在“允许”语义上的彼此相通:一个人的任何“想要”,都会在“能够”和“可以”两个方面受到“是否允许”的限制,以致其中有任何一个方面不允许,他却依然将自己的“想要”付诸实施,结果就是要么失败、要么犯错,并且导致他遭受相应的惩罚。就此而言,从人性逻辑和语义逻辑的统一视角看,像“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的口号,便属于双重性的无法成立了,因为它们忽视了任何“想要”都会同时受到“能够”和“可以”的双重约束。

  

四、作为强制性“迫使”的“应当”和“必须”


   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应当”和“必须”的哲理内涵也许最明显了,因为人类行为涉及的肯定性“义务”,不管位于哪个价值领域(道德、认知、实利、信仰或炫美),都只有通过它们特有的强制性“迫使”语义才能表述出来。

   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应当”和“必须”如同“可以”一样,也是由于诸善冲突的原因,才在“想要”以及“能够”之后出现的。不过,与“可以”偏重于“允许”从而给予了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同,它们突显了在诸善冲突中形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的强制性意蕴:对于某个既“想要”、又“能够”、还“可以”的好东西本身,人们是谈不上受强制去追求的,只会按照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心甘情愿地得到它。可是,一旦处在与其他好东西的冲突中(包括要耗费精力时间这些属于能力范畴的好东西的广义冲突),人们就“不得不”根据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评判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在悖论性结构中,以忍受某些尚可接受的坏东西为代价,努力得到这个重要的好东西了;倘若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就觉得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应当”甚至“必须”(而不仅仅是“可以”)追求这种好东西。

   例如,单就考大学是你既“想要”、又“能够”、还“可以”的好东西来说,你是不会感到受强制去做的;毕竟,谁会被“逼着”去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目的呢?不过,一旦你心甘情愿地将它付诸实施,却会发现,要达到这个朝思暮想的可欲之善,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投入到枯燥的学习中,以致你没法再追求其他方面的享受了。正是这样的严峻冲突,迫使你通过权衡比较来评判考大学对你的重要性:如果它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你会觉得付出那些代价是“值得”的,自己“应当”甚至“必须”考大学;如果它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你会觉得付出那些代价“不值”,于是就把考大学划归“无可无不可(可考可不考)”的范畴了。人际“应当”的形成机制也与此类似:通过国家机器颁布的法律“义务”,实质上就是诉诸像坐牢蹲监狱这类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严重惩罚,强制性地命令社会成员“必须”遵守它们,以求维系被认为是不仅“值得意欲”、而且“至关紧要”的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 “应当”和“必须”作为“义务”的本质就是:在诸善冲突中,人们哪怕“不得不”忍受某些次要的恶,也“不可不”达成某种重要的善。[14]

   所以,从语义逻辑的角度看,“应当”和“必须”(以及“应该”和“必需”)的共通语义都是“迫使”,偏重于从应然性权衡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应强制性”,从而在“想要”“能够”和“可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个好东西你不仅“想要”和“能够”得到,而且还“可以”得到,但在它与其他好东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你对它们的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是不是会“迫使”或“逼着”你把你的“想要”付诸实施,从事“能够”得到这个好东西的行为,并且“可以”接受由于其他好东西在冲突中被否定所生成的负面后果呢?于是,一旦某种“能够”和“可以”的“想要”是你“应当”或“必须”付诸实施的,它就不再享有“无可无不可”的淡定空间了,而是会受到“不可不”确保重要善和“不得不”忍受次要恶这双重“义务”的严格限定。至于“应当”和“必须”的区别,主要涉及强制性的程度或力度(“必须”比“应当”的强制性更高),并与要确保之善的重要性和要忍受之恶的严重性直接相关。同时,我们也不妨对“应该”与“应当”、“必需”与“必须”的区别也做出一点微妙的辨析:尽管都卷入了诸善冲突,“应该”和“必需”主要是在善的维度上提出强制性的要求,逼着你努力克服“能够”方面的阻碍,“成功”地实现目的善;“应当”和“必须”主要是在正当维度上提出强制性的要求,逼着你努力克服“可以”方面的阻碍,“正当”地确保重要善。换言之,“应该”和“必需”是就“成功”说的,“应当”和“必须”是就“正当”说的。另外有必要说明的是,与主要意指认知维度上事实存在的“实然(being)”相对而言的“应然(oughtness)”,并非仅仅意指具有强制性意蕴的“应当”或“应该”,而是在广义上泛指意志维度上涉及所有价值诉求的“想要”“能够”“可以”“应当”和“敢于”,在狭义上则是特指意志维度上涉及所有非认知价值诉求的“想要”“能够”“可以”“应当”和“敢于”。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的“可以”“应当”和“必须”在以否定形式表述出来的时候,语义会呈现某些微妙的变化,并且也不是与西方语言里的情态助动词一一对应的:一方面,“不应当”与“应当不”可以说是彼此等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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