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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更新时间:2021-05-13 09:29:0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人民皆慑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权,是谓专制政体。及民智大开,不复置尊立君,惟相与议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谓共和政体。此二者其体裁正相反,立于其间者,则有立君政体,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权受法律之节制,非无限之权是也。”其说与他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分法有所不同,所以梁启超专门加了一段“任案: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其性质实相同,特其手段稍异耳”。

   梁启超转向民权,引起一些质疑,在回答问者“子不以尊皇为宗旨乎?今以民权号召天下,将置皇上于何地矣”时,他清楚表明了对于今义共和的态度:

   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英国者,民权发达最早,而民政体段最完备者也,欧美诸国皆师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荣,为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极五十年也,英人祝贺之盛,六洲五洋,炮声相闻,旗影相望。日本东方民权之先进国也,国会开设以来,巩自治之基,厉政党之风,进步改良,蹑迹欧米。而国民于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宪法中定为神圣不可犯之条,传于无穷。然则兴民权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务防其民,自尊无限,卒激成革命战栗时代,去衮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怜。俄皇亚历山尼古剌,坚持专制政体,不许开设议院,卒至父子相继,陷于匕首,或忧忡以至死亡。然则压制民权,又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彼英国当一千八百十六七年之际,民间议论喧豗,举动踔厉,革命大祸,悬于眉睫。日本当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间,共和政体之论,遍满于国中,气焰熏天,殆将爆裂。向使彼两国者,非深观大势,开放民权,持之稍蹙,吾恐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惨剧,将再演于海东西之两岛国矣。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之巩固,君位之尊荣,视前此加数倍焉。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辈,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因视之为蜂虿,为毒蛇,以荧惑君相之听,以窒天赋人权之利益,而斫丧国家之元气,使不可复救,吾不能不切齿痛恨于胡广冯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维新者也。

   在梁启超看来,兴民权正是为了防止民主,避免法国式的革命惨剧和俄国式的暗杀风潮重演,导致民主式共和政体。与之相应,英国、日本式的民权民政才是皇权永固的政治保障。所以他霸气十足地斥责道:“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尝一读西国之书,一审西国之事,并名义而不知之,盍速缄尔口矣。”[13]

   [1]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1897年10月6日,第3页。

   [2]沈毓桂:《民主之说流弊论》,《实学报》第14册,1898年1月3日,第27页,“实学报馆文编”。

   [3]《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第18页。

   [4]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13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2页。

   [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丁酉重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6]狹間直樹:《梁启超研究与“日本”》,“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第5页。部分意思为信函告知。

   [7]《广智书局已译待印书目》,《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第2页。

   [8]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4页。

   [9]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第3页,“政治学谭”。

   [10]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第4页,“政治学谭”。

   [11]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26册,1899年9月5日,第6页,“政治学谭”。

   [12]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页。

   [13]哀时客:《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第3—4页,“本馆论说”。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与共和观念初兴

  

  

   梁启超对共和学说及制度产生兴趣,因缘于变法失败后如何继续改革事业的反省和探索。亡走海外,仰仗皇帝进行变法的旧途径已然失效,必须改弦易辙。虽然康有为定下了勤王的基调,坚持保皇,可是梁启超等人心中却认为此路不通,不以为然。戊戌前,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教书育人,并不讳言革命,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的梁启超等人也有一定的革命倾向,只是后来康门师徒得到光绪皇帝的破格重用,觉得依靠皇权的万钧之力,可以破坏小而见效快,于是改为自上而下的变法。政变后康有为主张保皇,消极的一面是要保住光绪的性命,防止慈禧太后加害,积极的一面则是设法使光绪复辟,重新执掌权力,再开新政。而勤王意在从外部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其政治主张。

   一些日本人士如宫崎寅藏、池边吉太郎等则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比革命更难,建言中国的革新势力联合起来,实行推翻清朝的革命。梁启超等人碍于康有为的态度,以及革命意涵的转换,没有直接响应日本人士的呼吁,但也逐渐主张自立、革政,并且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公开为“革命”正名,指为由野蛮而进文明的必由之路。既然美利坚、法兰西的革命成为万国通例,与之相应,扫除专制君主的共和制开始成为他们正面赞同的政治选项。署名“无涯生”的欧榘甲在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第31册上发表《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为“革命”正名的同时,也为“共和”呐喊,他说:

   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开民主,致太平,以风靡全球为一统,易之群龙无首,书之尧舜,前不必有其事,后宜以立之法,故假之为偶像也。虽然,尧舜者,虽非与今世完全之民主国相同,亦当时之大圣,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者,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

   由此反观梁启超翻译并连载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固然包含前人已经指出的其他方面的考虑,但绝非如此简单,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1]

   原作者对于书中所述各国“共和”的历史多持否定态度,而梁启超则并无贬意,相反,他不仅借此传播“共和”的观念思想,而且身体力行,采纳并贯彻书中的共和民政主张。正如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唱道,“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目的就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2] 。

   尽管康门弟子的言革倾向遭到康有为的强力干预压制,《清议报》又因火灾重新改组,梁启超等人并未放弃“言革”。只是碍于康有为“深恶痛绝民主政体”,于政治方针“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在与孙中山等人协商联合时,才提出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事成可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3] 所谓兴民政,其实就是共和体制。《佳人奇遇》中,多处将共和与民政相并提,如“时学士书生,有别说自立自由之利,唱道民政共和者。其抱才郁屈,及苦于贫困而思乱者,皆相和而煽动人心,势如满岸之涨,一时溃堤,不可收拾,欲壅塞之而反动激烈也”。“盖以共和而建民政,文物灿然,富强骎骎而可证者,其惟北米合众国而已,此诸君所目击也。抑北米之人民,本生长于自主自由之俗,沐浴于明教礼义之邦,舍私心,执公议,不泥虚理而务实业,是所以能建民政,而冠于宇内也。而我民则不然,泥虚理,不务实业,轻佻锐进,忽于挫折,此其所以衰颓也。墨西哥国者,与米国接境,同时所建共和民政之国也,然朋党相忌,首领相仇,尔来五十三年,一帝一摄政,已更统领五十三人。其政府朝迭暮更,其人民托生斯土者,又安能寻进路于文明,求生路于自由之乡耶?”[4] 这些都是说史心声,不可仅以小说家言视之。

   虽然原书对于共和民政不无微词,仔细揣摩,并非指政体不好,而是民情不宜。而梁启超必须考虑万一皇上不保,帝制绝无存在的必要,不能不以民政善后。他与孙中山的异见,主要在于满人是否当排,所以即使光绪犹在,也可以举为总统,而不必非要延续帝制。

   在孙中山的西文世界中,至迟从1895年起,已经不断对外宣称所主张的政体是republic,包括与日本驻香港领事的会晤以及与印支法国人士的接触。其间偶尔也会告诉特定对象可能允许汉人称帝,但这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权宜策略,如庚子对李鸿章、刘学询。质疑其政治主张是否民主共和,遇到的史事障碍远比承认要多。不过,孙中山在1903年以前,所用来表达republic的汉语词汇并非共和,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一是民权,二是合众,三是扫除帝制,以稍后使用的共和来衡量,有其实无其名而已。

   庚子勤王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梁启超等人的反清情绪,在保皇会主办的各种报刊上,反满的激进言论集中涌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表面声言“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实际上不断发出激越之声。他甚至不惜直接顶撞康有为,表示不能不讲民族主义和讨满、自立,并且声称同门中大都赞同其主张。

   梁启超代同门立言,绝非虚张声势。《清议报》后期,同门在一片仆满言革声中,对于共和的赞美和向往日益表露。麦孟华鼓吹创生中国国民:“搏搏大地之中,界有国土,厘其风俗,异其语言,萃民人共同之团体,划然而自建为国,其国体虽有共和立君之异,其等族虽有贵族平民之殊,其执业虽有士农工商之别,其族民聚合,虽有人种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于其国土之中者,即无不有国民之公权,即无不有国家之义务,总而名之曰国民”[5] 。共和国体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却已是正面表述。而树立山人“尊革命”,共和政体就成为无限向往的目标,“今倘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变而为共和政体,使中国之名,有若大公司之号,皇帝之权限,不过总办之尊称。如此则中国于革命之事,亦已登峰造极矣”[6] 。

   《新民丛报》开办,梁启超一面声言平和渐进,一面却高歌共和,开篇第一号,他就刊出了两年前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将当年碍于康有为不便坦言的共和向往公之于世。3月刊行的第4号,刊发了梁启超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指:“孟氏学说,最为政治学家所祖尚者,其政体论是也。政体种类之区别,起于阿里士多德,而孟氏剖之更详。其言以为万国政体,可以三大别概括之,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君政体,三曰共和政体。凡邦国之初立也,人民皆慑服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权,谓之专制政体。及民智大开,不复统于一人,惟相与议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谓共和政体。此二者其体裁正相反,而介于其间者,则有立君政体,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权受法律之节制,非无限之权是也。”

之前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2册发表的《蒙的斯鸠之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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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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