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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更新时间:2021-05-13 09:25:22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人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不能迁就阅读习惯而跳过引文只看行文,因为这很可能是跳过事实依据去看认识结论。所谓本意,应该是全面的,不能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应该是准确的,不能望文生义,凿空逞臆。摘取片断的征引往往是部分的意思,之所以被征引,未必是在文本史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只不过是征引者在自己预设的架构里想问题才觉得重要。望文生义的结果是误读错解,符合征引者的认识却常常有违事实。完整地倾听历史的原声,才能防止任意取舍史料以形成观点,防止别有用心地隐讳、移位或曲解。心术不正的欺世盗名之徒滥用史论形式,混淆视听,易于得逞。理顺史论关系,让所有的材料与事实适得其所地回归时空原位,即使用于防闲,也有积极意义。

   前人的文本都有各自独特的意涵,即使在记事的部分添枝加叶,添加的行为本身也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追究所记录的事实之时,所添加的枝叶或可比较而剔除,但是如果追究其如何添加、为何添加,不仅也是近真的必须,而且对于解读所记录的事实也颇有帮助。倾听当事人亲历者述说他们各自的经历,从罗生门式的言人人殊可以逐渐走进历史的现场,进而将对历史的认识通过叙事自然呈现,而不是用主观色彩很强的议论强加给读者。

   治史如老吏断狱,法官断案,先要详细听取两造的陈述、辩词及取证,了解案情,才能依据法理和律令进行审判。若是先入为主,想当然地据理援例,不知会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泽而渔地网罗证据,透过表象的蛛丝马迹,揭示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究明事实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论模式,旨在梳理证据,还原案情,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套用,将证据案情作为法理的注脚。况且治史较审案对还原度要求更高,所谓铁案如山,后者只要关键证据过硬,前者必须全体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叙事并非不讲理,只是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再讲道理,或是考史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讲道理应源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将事实当作别人所讲道理的注脚,甚至套用别人的道理来讲事实。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顾其模型学理并非生成于中国,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一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适履,以牺牲中国的历史为代价,所论不过证明其道理的普遍适用。一般而言,如果复杂的历史事实真的梳理清楚,所蕴含的道理大都已在其中,不言自明。况且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究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讲道理。这一切,都有赖于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如果听不懂,应该提升能力,而不是因噎废食,放弃倾听。

   史学的叙事与说理,应以前者为基本。史事的本相不会改变,却不能自动呈现,要借由史料才能重现,而关于同一史事的不同史料记述各异,必须比较而近真。对材料与史事的取舍、解读、认识各异,由此便出现同一历史的不同叙述,影响及于后来历史的著述。前后几件史事彼此联系,也必须比较才能得其头绪。既然史事由整理材料而呈现,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成为叙事的凭借和重要环节,不能将史料与史学分离,更不宜将史学理解为说理,将论置于史之上。且看包括会议和时段、专门领域的各种学术综述,乃至学位论文和专题著作所称引的先行研究,每每只是罗列各家的观点,却没有深入探究所说的依据是否经得起材料和事实的验证,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其实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赏力,越是等而下之,越是不胫而走。那些林林总总的老生常谈和奇谈怪论,往往披着论的华服。

   治史要有理论且突显论的重要性,不无将说理置于史学功能的首位之嫌。此说缘于将研究历史的目的定位为发现历史规律,又误以为历史规律是求同而来,将史学混同于社会发展史。所谓规律,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历史上的所有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完全重复,所以不能用一般科学原理来求,尤其不宜于用逻辑的归纳法。历史规律是单体人事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这与史学首重叙事正好高度吻合,也是历史研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所在。

   认真倾听历史,放弃后来者自以为是的评判,不带成见,约束主观,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并尽可能完整恰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历史爱好者尤其是读书种子和专业人士,应调整改变固有的阅读习惯,将引文行文视为一体,了解所陈述的史事并欣赏所释放的原音。虽然引文行文仍有文白不一的驳杂,可是若统统改由转述,文体看似一贯,文字却难免繁琐,且容易变形走样。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保持原态,以免发生二次错误。从这一角度理解傅斯年材料越生越好的说法,不无可取之处。

   倾听历史的原声,当然有不同的主题,因而也会有所取舍,并非完全随波逐流,堆砌罗列,既不能跟着前人讲言人人殊的故事,也不能无视历史意见侈谈自己的认识。近二十年来,以集众的形式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同时展开近代中国史事编年系列的编撰,其间认真揣摩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的相辅相成,并尝试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取径与做法的重要基础。按照历史本来的顺序,在整体脉络之中展现各自在相应时空位置之上的相关言行,成为努力的方向。

   史论关系的紊乱,间接造成的另一副作用,就是学术评判尺度准则的失范失准。评价学术,须对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问题本身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缺一不可。不读书而直接进入专题研究,放大了举证立论的随意性,使得学术研究的“聚讼”越来越多。加上近年来学术小圈子化日趋普遍,各说各话,导致学术判断力与鉴别力严重下降,不能分辨妙笔生花与头头是道是否经得起材料及事实的验证。学问的高下本来就有从者众寡的分别,普遍而言,越是等而下之,越是容易引起广泛共鸣。撰写书评,论著的水准与获得的评价常常适成反比,佳作未必能得到即时反应,劣品却有时好评如潮。更有甚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已经进到“习相远”,自己却还在“人之初”盘旋,且不知其陋,无知无畏,放言妄论,信口雌黄,吠影吠声,甚至居心叵测,深文周纳,恣意攻诋,混淆视听,欺世盗名。尽管天下人不可尽欺,但因为学术鉴别力判断力的普遍缺失,不能恰当判断包括本专业乃至本专题在内的学术高下,心术不正者也每每能够得逞于一时。

   学术的评判者或主导者若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别力,势必给相关学术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严重影响一代学术的标高。由于鉴别力和判断力严重不足,分辨不出高下良莠,获取信息的过程往往发生负筛选,以疮毒红肿为灿若桃花,个人的学问固然难以长进,附和与提倡也难免倒行逆施,以至于潜心向学者举步维艰,投机钻营者反倒畅行无阻。长此以往,无知无畏的门外文谈和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大行其道,乱象横生,学将不学,学问很难获得提升进步的空间。有鉴于此,手握学术评判权者,不但要独具慧眼,目光如炬,且务必慎之又慎,高度自觉自律,千万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须知学术评鉴不仅考验被评判者,更重要的是考验评判者的学识与人格,评议须恰如其分,否则无论捧与棒,都是力不胜任的表现。如果眼力不济,还只是学识有限,不过自曝其陋,如果居心不良,就未免学行有亏。而任何评价的言辞及其相关的过程,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由无尽的来者反复检讨衡量,今日的随心所欲或人云亦云,都可能成为后来居上者眼底口中的笑料笑柄,难免自取其辱。

  

   五 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

  

   在思想学术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意无意间会陷入协调向虚与坐实关系的困局,尤其是人文上的物事。用概念勾联历史与重现历史以把握概念,便是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取法。前者的联系是由人为认定,抽去时空关联,直面文本,强作解人,将二千年集于一线,名词虽然相同,意涵及其所指能指全凭作者的心中之是;后者则尽可能以事实联系为凭借,一方面是不同时期概念之间的关联,更重要则是在具体时空关系下前后左右重现相关史事以把握同一词汇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傅斯年谈及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的困难,主要是区分物质与人文。深一步追究,关于人文的物事即使是同时的概念而无古今新旧的分别,也有从言人人殊到约定俗成的复杂过程。“共和”与“汉奸”,便是或古已有之其实主要应用于晚近、虽有实指却各不相同的典型案例。二者前人论述已多,却是令各路高手也备感头痛的棘手难题。因为理不清头绪,甚至愈治愈纷,触及者大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前者,已经长期多人反复论证,可是其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始终无法破解,典型之一,就是关于国体政体的讨论。后来源自理论的权威定义,并非由梳理历史事实而来,无法厘清历史上各说各话的本意,无法解读历史上的言人人殊。以定义条理之前的文本观念史事,无异于削足适履,强人就我,势必捉襟见肘,以时代意见强求历史意见,反而无论如何弄不清楚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若是按照今日的国体政体分别来考察清季民元的国体政体及其论争,将所有相关问题的论述一概用“共和”来认定并据以讨论,显然与之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各说各话不相吻合,也就很难理解前人为何而争,所争何意,因而始终不得要领。革保论战同样还有不少未尽之意,如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形式的经典表述不是共和而是民权立宪政体,就一直被忽视。后人用以认识的架构与当日人们所具有的观念格格不入或形同实异,是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不愿耐心倾听历史的原声,也是后人自以为是的表现。

   相比之下,康梁等人的声音更被忽视。当年民主共和乃至自由,远没有今日一些人所以为的具有所谓普世价值,严复翻译“自由”一词,不得不用不同的汉字区分固有之自由与外来之自由。梁启超、孙中山都曾说中国的自由太多太滥,前者因此而梦俄罗斯,一步退到开明专制;后者则主张由军政、训政到宪政。康有为还坚持必须帝制,不行也要虚君。或以为应该回到康有为,而不知当时其虚君共和的主张遭到中外各方批评,连梁启超也觉得没有可行性。民初政局的乱象让康有为既幸灾乐祸又痛心疾首,《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所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大难题,不无重新思考的价值,但是回到辛亥民元,恐怕还是会被弃如敝屣。倾听这些曾经的失语者当时究竟如何说法,对于认识近代历史乃至把握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汉奸的问题同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以为汉奸的指称是古已有之,直到近十几年,认真分别他指和后认,系统梳理材料,才大体了解来龙去脉。即便如此,可以进一步检讨的史事仍然所在多有,已有的汉奸史叙述中,还存在不少误读错解。而汉奸的概念层层递进,深入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进程,目前所知仍然表浅。清季民元的汉奸指称及其作用,在近代汉奸史上虽然别具一格,却具有汉奸概念进入汉——中华民族意识的指标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探寻汉奸的渊源固然重要,但把握汉奸的流变同样值得重视。即使理解了辛亥时期的因人而异的汉奸概念,也不能用以解读后来汉奸的所指能指。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战前)的汉奸,在沦陷区、游击区及大后方乃至国共双方,既有各地坊间民众的泛称,并无可以一概而论的观念和人事,又有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认定。在这方面,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制订了不少法规政令,刊行了数量繁多的宣传品,惟有系统搜集和梳理所有材料,将相关历史按照本来的时空联系详细呈现,才有可能通过历史来把握概念,否则,任何先行定义的做法,都无法涵盖所有文本和人事,难免陷入见仁见智而徒劳无功。关于抗日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另以专书详细探究。

   鉴于今日汉奸指称的滥用,或以为要想恰当理解近代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应当首先明确定义,以免各自任意,莫衷一是。实际上,好从定义出发研究概念认定事实,而不是还原历史以把握概念的所指能指,正是混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典型表现。须知集合概念往往后出,而且经过约定俗成的演化。研究抗战时期的汉奸,并非指认今日的汉奸,后来的定义虽有助于当下避免滥用(包括现时和历史两方面),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涵盖历史上所有的文本和事实。即使当时的概念,有此一说也不见得均如此说,除非详细论证,否则以偏概全的认定非但无助于解读材料史事,而且会妨碍准确地重现历史。没有现成框架就不知如何解读史料,没有先入为主的定义就无法认识事实,岂非本末倒置?遗憾的是,这样的本末倒置恐怕正是时下相当普遍的现实。长此以往,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之间势必越来越隔膜。如果不加分辨地将历史认识当作历史事实,将是非常危险的事。

   倾听历史的原声,方知原来自以为熟悉的声音很可能经过变声处理,回到真实自然的音响世界便显得很不协调。而选取一些异调拼合而成故意立异的所谓新说,弄不好也是妄人妄语。历史的原声,并没有那么多尘封已久的秘辛和匪夷所思的离奇,也并非都是精心设计的阴谋论和不可告人的见光死。凡此种种,反映了持论者的少见多怪。抛去那些稀奇古怪的翻案钩沉,刻板呆滞的说理套话,历史势将更加丰富多彩。无数的好材料,都是由于厨艺不佳而索然无味。品尝者与其因此而丢掉食材,不如舍去以为增加含金量实则蹩脚拙劣的加工,直接品尝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学人和读者应当共勉。

   本书的取材,得到门下在读的博士生赵建民、邓华莹(现为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等人的帮助,核对引文则主要由余露(现为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承担。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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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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