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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更新时间:2021-05-13 09:25:22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这可以部分反映主流学人的一般看法。

   [12]《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43页。

   [14]《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8—559页。

   [15]《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关于谭其骧与禹贡学会,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6页;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73页。

   [1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17]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杜维运、陈景忠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517—524页。

   [18]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9]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99—200页。

  

   三 文白与史论

  

   史料与史观的分争,主要是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代环境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系统学说条理解释中国的材料,只有调理后的史料才有可能变成史学。可是,尽管史观不少来自其他学科,无论史料还是史观,仍然是历史。史论关系说则将历史与理论并列相对,其中的理论,不仅限于历史领域,不但包括史学理论,还扩展及于历史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

   史与论的并列使得历史的叙事功能被显著压缩,说理功能则大幅度膨胀,并逐渐演变成用过去的事情讲自己心中的话。而书面语改文言为白话,则导致史与论的进一步分离并更加凸显论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文字文体数千年大体上一以贯之,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须标识注明,因而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一体,阅读者也以一体视之,不必刻意分辨。史书虽然取材多源,却文气一贯,天衣无缝,有助于春秋笔法、比兴之类的特有间架方便施展。即使俗谚野语,也会予以雅化。好事者予以指证,实在是多此一举,所谓佛头着粪而已。

   白话改文言,破坏了书面语的古今一致,大多数情况下,所征引的材料与作者的自述在文体形式上差异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气不能贯通,即使没有阅读障碍,也不易习惯在两种文体之间频繁转换。固有的史书被当成史料,历史论著的文白分别成了史与论的载体,在同文异体的情况下,受白话文教育成长起来的新进,自然会偏重于自幼习惯的语体文。文言改白话的重要理据之一,就是文言不利于说理。与史论关系的畸轻畸重相互作用,用白话说理的论更加受到重视,文言呈现的史则相形见绌。随着时势的变化,史观史论越来越被看重,又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主要载体的白话部分的重要性。

   古人著书,大都述而不作,隔膜者不知就里,以为抄袭。实则凡是圣贤所言,皆为天下公理,取入书籍,意在传道。官书正史,也是正统观念认定的要事至理。若是一家之言,仅此一说,何必征引,更无须注明。因此书写习惯,原无须分别,即使合本子注,也容易混入正文。在西学的强势作用下,出现所谓著作权问题,国人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晚清以来,官方长期不肯加入版权同盟,以防输入新知遭遇障碍,作茧自缚;另一方面,大量以翻译为著述,引起各种抄袭说的坊间传闻,导致征引注释的不断规范化。由于制定与套用规范为不同语系,时至今日,任何一统江湖的努力仍然是揪着脖领想把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劳无功。

   海通以后,中西学如何兼容并蓄,一直困扰着国人。纳科举于学堂,等于容中学于西学。而学堂已经西式分科教学,中学要见容于学堂,只能屈从于西学,中体西用事实上演变成西体中用。不仅如此,由于留学大热,回国后各方争相迎聘,掌握话语权,在用人办事时,凸现留学生的作用。风气流被,傅斯年说修史必须留学生,胡适则作势同情未出国门的苦学者,让未留学者或背负保守的骂名,或勉强谈西学而授人以柄。只有陈寅恪敢于指群趋东邻修国史为神州士夫羞欲死之事,且将官派留美学生与北洋军阀练兵并列为两大误国之一。

   在当时不通西学即不知学问的趋势下,历史论著的体例随之改变,由传统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转向西式的章节体。章节体的广泛应用,与写史必须征引注释相互作用,造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这种情况在西文关于中国的著述中本来并不普遍,因为将文言对译成西文,比较困难,所以多采取概括转述方式,而东文著述中则相当常见。近代中国的章节体史书,主要是受日本关于中国著述的影响。清季民初那些译著参半甚至以译为主的教科书或一般通史,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体例和架构。

   此外,史论关系意见分歧各方对于史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恰恰是这种共通性使得史在与论的比对中处于下风。在形形色色的史观派看来,史料不是史学,只有将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史学。而能够将史料系统化的,主要就是史观。傅斯年对于用史观看历史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史观属于历史哲学,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欧洲的史观过于受基督教一元化观念的影响。他坚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整理史料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可是他与史观派同样将所有传统史书视为史料,而且认为材料越生越好,凡是经过加工,就掺入了主观。这等于将所有材料都当作无意识的客观记述,完全忽视材料记录者尤其是史书撰写者的本意,也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傅斯年的本意,或许在于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应力求防止掺入主观,结果却导致史料在历史叙述中作为阅读元素的价值大幅度降低。在史论结合的形式下,史料往往是被从原有时空联系中抽离出来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导致史料的本意被断章取义或穿凿附会。即使用于叙事,如果处置不当,经过名为整理实则主观取舍一过的史料可能非但无助于重现史事,而且导致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更有甚者,既然原来所有史书只是原始材料,必须在理论的条理解释或方法的梳理条贯之下才能升华为史学,则论不仅包含史,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史,是由史料提升为史学的体现。照此逻辑,看重论而轻视史,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提倡新文学者认定文言不宜于说理,近代主张整理材料以重现史事的学人还是好用文言,陈寅恪一生著文坚持不用白话,学术论著更是全用文言;主张白话的新青年傅斯年虽然觉得文言会有辞不达意的局限,特别是说理的部分,其史学论著还是多用文言。除了习惯使然,征引与自述的一贯,当是重要考量。尤其是比较整理材料以叙事,需要呈现材料之中各自的意思,并将各人的表述按照原有时空位置及联系予以呈现,而不是综合判断后简单地变成自己的认识,并将这样的认识用史论参半、夹叙夹议的方式加以表达。

   普遍而言,在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情况下,史与论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加剧,白话作为论的主要载体,所展示的今人意见在相当程度上被当成历史的事实。久而久之,治史者将关注重心由“前人说什么”转向“我认为前人说什么”,“事实如何”也相应地变为“我认为事实如何”。日积月累,本事与认识二者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重合度则日渐削弱。今人所知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和一般通史,其实相当多的是后来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历史本身。要想知道前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还须认真倾听历史的原声。这就要求阅史者改变原有的阅读习惯,将文白史论视为一体。

  

   四 倾听历史的原声

  

   学术界每每有些类似围城的悖反现象,譬如专业治史者觉得史学无用,不能影响社会,总想逃离,而出身本行不是研究历史的反而好讲历史,巧舌如簧,大受欢迎。前者喜欢说理,又并不擅长,引新知借别科,越说越不在理;后者专讲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义,已非历史,却栩栩如生。坊间喜其生动,无所谓真伪,一般而言也无伤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为天塌地陷,实则《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并驾齐驱的情形由来已久,各司其职,无须划一,也无法统一。奢望大众用《三国志》讲三国,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否则了无生趣。只要学界不以《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就无大问题。作为专业人士,倒是应该反省一味说理的流弊匪浅,事实说不清,道理讲不明,历史著述读来味同嚼蜡,坊间毫无兴趣,业内也不以为然。

   相比求真的史学日益看重雄辩,新闻从业者则极力标榜让事实说话,唯恐别人认为主观。其实新闻能够披露出来的信息至多不过百分之一,无论貌似多么客观,取舍过滤仍是主观。只要不过于偏宕,倒也无伤大雅。而本应以叙事为基本的史家,却总是觉得材料和事实苍白无力,以为材料太多,说法各异,无由取信,无所适从,甚至误信域外浅学的谰言,以为事实不存在,不可求,反而觉得灰色的理论最有力量。历史哲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对史学或有借鉴作用,但不能替代史学方法,更无法指导处理材料。而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应该应用于研究过程,不是通常所见出现在表述阶段装潢门面。况且一般史书所讲道理,多为别家的常识、陈言或套话,不见精彩,不合实情。除了方便新进或懒人延续教科书式的解读历史,越是高明,越少烙印痕迹。

   有的近代史著述喜欢自说自话,或代古人立言,至于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往往隐藏甚至湮没在众说纷纭的讲理之中。治古代史的学人对于近现代史著述征引文献的方式每每有所诟病,认为摘引只言片语,容易断章取义,而概括称引,又不免任意取舍,误会曲解,说是引述前人,实则强古人以就我。其言虽然逆耳,的确切中要害。近代文献,文辞看似浅近,因为涉及古今中外的方方面面,加之数量庞杂,又未经前人整理注疏,研究者限于学识,只能预设架构,将能够读懂的部分抽取出来,作为论据,其余则弃而不论。对读书须掌握全篇本意的应有之义毫不讲究,更不要说对比参照所有相连相关的文本,前后左右通语境。姑不论舍去的其余或许更加重要,单就举证部分而论,抽离本来的时空位置,所指能指势必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异。

   诚然,近代文献繁多,若是详细而全面举证,往往不胜其烦,编辑无法容纳,读者难以卒读。此事令以处理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也颇为头痛。简单的排比罗列,形同堆砌材料,既不能深入问题,又影响文气贯通和意境呈现,的确不足取。可是,如果因噎废食,等于鼓励随意取证,纳入各种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之中,而美其名曰史论结合。久而久之,有违情理变成天经地义,不仅自行其是,而且裁量他人,俨然已成行规。但凡看见征引较多,即视为不加分析,没有理论,完全无视引文与行文是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史学首重纪实与叙事,纪实的功能触碰公私各方的隐私,后来受到多方面制约,希望有所超越,于是有文不能必录,导致两方面趋向,一是还原史实成为修史的前提,二是材料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纪实。叙事必须依据材料,史料的应用,在史论的架构中,往往流于陪衬,片断摘引只是作为论点的论据,而在叙事的框架下,应当比较近真及得其头绪,并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呈现。由此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甚至直接登台的形式告诉观众历史是什么,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过往的人事重新鲜活跃动起来,像戏剧一样生动地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让观众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应当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原声原貌,前提是尽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并以经过比较验证的史料构成史学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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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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