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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人性的价值取向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四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6:29
作者: 刘北平  

  

   一个民族人性的价值取向是这个民族全部价值取向的根,那么,中华民族人性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呢?

  

   1、视死如归的精神

  

   中华民族有一种面对生死的说法,就是“红白喜事”。红事是指人的婚礼,白事是指人的葬礼。人的一生,家族的一世,最大的事莫过于此,虽一欢一悲,但也只是红白的区别,在中国人的眼里都成了喜事。中国人把婚姻看成是新生命的诞生,婚礼上必说:“喜得贵子”;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归宿,挽联上常有“音容宛存”四个字,这是任何民族都难以具备的洒脱心理。中国人视死如归,是中国人面对人生变易的生死观,归是什么呢,就是回家的意思。中国人始终相信人的生死一体,有死才有生,有生才有死,生死循环如同太阳与月亮是一种阴阳交替关系,这两件事必须一事同仁,办得热热闹闹。

  

   葬礼上的婚礼看来是件很荒唐的事,但在中国人的生死观面前则变得浑然一体。儿女们未婚,如果遇上父母过生,必须守孝三年,方可完婚,但有一种情况是可以越过这一雷池的,这就是在父母的葬礼上举行婚礼,一边是极度的悲伤,一边是极度的喜庆,反常在这一刻得到了统一。随着司仪的一番说教,一对新人穿白带红,俯首叩地,就算是举行了婚礼,其情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它告慰的是父母在天之灵:您的晚辈已经完婚,新的生命就要到来;您的功德荫及后人,创家立业可以传承。葬礼上的婚礼也就显得格外的庄重,并且转化成一对新人的人生动力,也就有了特别的喜庆,所有的亲人和好友都要在这一刻表示祝贺,喜庆也就洋溢在葬礼之中。

  

   中国人尽孝道,“无后为大”居首,披麻送终次之,然后才是赡养。中国历代底层社会,为生活所迫,尽赡养义务的不多,能养则养,不能养也就随它去了。儿多母苦,年迈多孤,是中国历代长辈们现实境况的写照,但他们无怨无悔,在极度贫苦的日子里煎熬,只是有一种情况子女们是绝对不能违背的,那就是为他们送终。不为父母送终,就是千夫所指,再不孝的子女也要在这时候挣些“面子”。“终”在中国人的生命面前指的是生命的终结,这种称谓绕开了对长辈死亡的直呼,是一种敬重,子孙们在长辈寿终正寝的时候也就被称之为“当大事”。在中国人的面前,任何大事面对人的最后归宿,都是小事,都要让路,也就有了“人命关天”一说。中国人对死的另一种称呼,就是“过生”,人的出生与过生就在一个“生”字面前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就有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和辩证法。

  

   《战国策》有一则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公元前227年,秦王灭赵取燕,燕王太子在生死存亡之际,召见荆轲商量,荆轲说:秦王用千金悬赏樊将军的人头,又急切地想得到燕国的地图,如果我有这两样东西,就能接近秦王而刺杀他。樊将军得知此事后,当即剜下自己的头颅献给荆轲,荆轲拿着这两样东西,在易水河边悲壮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虽功败垂成,但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件英雄壮举,为千古所颂。广东佛山有一则“血印石”的故事,恶霸凤老爷看中邻居钟阿四的一块菜地, 想买下建房,钟阿四不肯,凤老爷便诬称其子偷食了他家的鹅, 告到县官那里,钟四嫂为了证明其子的清白,拿着一把菜刀,剖开其子胸腹, 其子惨死于石板之上,“血印石”的故事也就由此流传下来,而这类故事在中国古代民间的气节中并非个例。中国的成语有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关于“死”的词组很多 ,诸如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死而后已等等,它们珠联璧合,胜不胜数,流传起来即高雅又通俗,为文人与草民所共同拥有,也就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中国军队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在西方社会是万万不能倡导的,但中国军队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这种精神,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像刘胡兰这样一个刚刚成年的弱女子,面对铡刀也毫不畏惧,舍生取义而去。“死”在中国人的面前常常是一种气节,是一种美德。

  

   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里形成,是中国人重家庭文化的反映,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阐述:古代黄河泛滥成灾,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人们在逃荒、返乡、重建中不断反复,家庭成了他们最后自救的力量。只要家庭不灭,就能生生不息,为了保全家庭,他们什么都愿意付出,当然也包括生命,“人死如灯灭”,“砍了脑壳碗大的疤”,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民间的一种豪气。重家庭的文化有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女性那种外柔内刚的品质也就深深打在中国人的品格上。“外柔内刚”往往不容易把两只拳头打出去,而容易向内砸向自己,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贞洁和名誉在受到损害时,或者遇事想不开时,往往会选择自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品行,延伸下去就很“内敛”,所谓内厉外仁的治国源头也就在这里。中华民族灾难沉重,但再难也要帮助那些更难的民族渡过难关。犹太人在二战时期来到上海避难,就得到了民间的自发帮助,其实那时候的中国人与犹太人一样都在灭顶之灾中,犹太人对此记忆犹新,也有感恩之情。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中国的大量援助,那时候中国也是千窗百孔、百废待兴,又有援朝援越和中印边境战争,这种内忧外患除了中国人自己,恐怕其他国人很难理解和想象。就现代社会而言,从人口财富的平均量来说,中国人也不富裕,但对世界的捐赠和援助则是有增无减。

  

   家庭是中国人生存的最后屏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就有了一个前提,即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这种精神会被深深地隐含起来,表现出一种“逆来顺受,好统治”的天赋,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双重生存观,皇权时代是这样,抗战初期也不例外,几个日本兵就能押送上万中国劳工去服劳役,一些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情况,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其实只要你深入下去,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喜欢和稀泥,不愿意把事情厘得太清,与这种双重生存观有着直接的联系,不过它也明白地向世人宣布,不要把中国人逼上生存的绝路,特别是不要把中国的家庭逼上绝路,否则,你面对的就是一个视死如归的民族,他们的勇猛就不仅仅是一群狼那么简单了,任何外来民族和统治集团都必须面对这条不可逾越的铁的底线。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既没有善恶也没有公平,有的只是正义,面对生存正义一切阻挡都会被荡平。

  

   中国历史上的平民起义和民族战争,常常与这条铁的底线被突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泽乡举事,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都是生动地写照。秦王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集权制国家,强大得能够兼并七国,但它修长城、建皇陵,造阿房宫,使得当时全国不足二千万的人口,长年徭役就达到二三百万之众,民间土地荒芜,家破人亡,苦不堪言,传说有孟姜女哭倒长城之惨烈,陈胜、吴广在生死存亡之际,大泽乡举事,一呼百应,迅速动摇了秦皇朝的统治基石。大平天国运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展开,如星火燎原之势漫延全国,当时的清政府本来已腐败至极,加之鸦片战争结束后又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统治集团不得不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而鸦片的输入又使民间的大量白银流出,“东亚病夫”已经是现实存在,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内外双重压力,积弱又积贫,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反清反帝的运动,其声势浩大史无前例。至于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场中华民族为生死存亡而进行的抗争,它的意义不言自明,统一战线也就顺理成章,全民抗战也就汇成洪流。

  

   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包含着不珍惜生命的一面,在人性善恶的倾向上最容易产生极端暴力行为。中国古代的酷刑特别多,如凌迟处死、五马分尸等已远远超越了对待动物的手段,古代战场以首极论战功,就完全泯灭了人伦。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屠城事件中,认为它遍及每个朝代甚至朝政的更替,包括社会大的动荡,其中出现的“十大屠城事件”已经达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公元311年南北朝混战时期,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夺位,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情败露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拖出去杀了。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汉将冉闵又杀尽皇室,屠城首都邺城,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仅胡人被杀就有20万之众。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未能幸免。1645年,清军攻占扬州在城内进行了屠杀,仅被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而在当代电视电影中,凡描写古典战争场面时,仍然把冷兵器的血腥杀戮当成英雄史诗般的加以描述,可悲还是可赞呢,恐怕谁都说不清楚,谁也不愿意说清楚。

  

   视死如归的精神在哲学上有忽视事物静止的一面而混淆了生与死的界线,所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生死色空一体观,就会使人的生死变得无常,也造成了中国人很多无谓的牺牲。在生死观面前,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人的生死是两个不同的时空概念,只有把它真正区分开来,生命才会受到尊重。前面已经阐述,相对于人的生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时光来说,有时候认识事物静止的一面,要比认识事物变化的一面更为重要,视死如归的精神从这一点来说就有了它明显的缺陷和弱点。

  

   2、知足常乐的心态

  

   知足常乐一词,出自《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后经演化,便有了“知足常乐”的成语。

  

   《老子》为先秦李耳所作,《老子》又名《道德经》、《五千言》等,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主要涉及自然法则和人生哲理,重点阐述了自然无为的思想,其中包含了事物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有一定阐述力的哲学著作和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西汉史学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守柔”、“居后不争”、“寡欲”是道教的价值观,“无为而治”、“善为天下”是道教的政治观,以及他的民本思想、知识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中“守柔”即“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刚”说的是天下最高境界莫过于柔,柔能走遍天下,这就是刚,并以水作喻,教导人们清虚自守,勿刚强好胜,否则不得善终;“知识论”中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常为后人所铭记。

  

从比较上看,知足常乐一词与原出处有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成语通俗化以外,主要是中国人的一种感情赋予。《老子》中的原话“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在“祸”与“咎”的基础上提出来,即人要知足才能避免祸事和犯错,这与“乐”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告戒人们知足之中的“足”才是人的常足,这种“足”不是对事物的满足,而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如果把老子的原话直接转化过来,应该是“知足常足”或“知足常为足”,也是《老子》“寡欲”价值观的核心。什么是“寡欲”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欲望要少。欲望在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上属于人的体质属性,人的体质属性产生人性本恶,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知足常足也就有了节制人性本恶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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