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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

更新时间:2021-05-12 19:29:14
作者: 郝亚明  

   摘 要:对于共同体而言,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是其形成与维持的基础所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定语境之中,这三者分别对应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及中华民族的共生性。在要素重叠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纽带联结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在功能依存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生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互嵌性;共生性

   作者简介: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智库重点项目“北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编号:BZK-2020ZDB-03)的研究成果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架构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从哪些维度构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民族理论话语的完善,也关系到民族实践工作的推进。当前的学术研究对此有所关注,但涉入的思路基本都忽视了共同体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特定类型,理当从共同体的相关研究中获取理论启示与实践线索。“在日常用语中,共同体指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结合体,它可以是一个村庄、城镇、城市甚或一个国家。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或社会原则,共同体一词表示的则是一个建立在友谊、忠诚和义务等联系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集体同一性的社会群体。”[1]151对共同体演进历程、理论脉络的多学科梳理可以发现,共同体由共享价值、共通情感、公共利益、共同身份等联结纽带构建而成,具备彰显集体价值、塑造群体团结、获取安全感、提供意义感等社会功能。概而言之,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是共同体形成与维持的基础所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特定语境之中,这三者分别对应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互嵌性、中华民族的共生性的构建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从这三个维度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构建方向。

  

   一、要素重叠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构建

  

   所谓“要素重叠”,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在主客观构成要素上存在重合或同质的地方。要素重叠本质上表述的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共同性问题,它是任何共同体形成与维持的首要基础所在。毋庸置疑,共同体与共同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拥有共同性固然不一定能够形成共同体,但缺乏共同性则必然无法形成与维持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由其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的[2]9。共同体的英文单词community,无论是其最早的词源——拉丁文communis,还是其拉丁文前缀com,都具有“普遍、共同”之义[3]79。共同体就是建基于共同性的社会群体,其在形成之后也需要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无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内部民族结构的理论表述。然而在凝聚一体意识与维持多元结构的同时,两者的内在张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时有体现。每当中华民族步入历史关键时刻,都会围绕中华民族结构中“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展开大论战,周而复始。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影响到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挖掘和凸显既不可能自然而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与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从内部结构上来看,中华民族存在复杂性、动态性的一面。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写道:“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4]36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多元’与‘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紧张,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5]252从形成过程来看,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在因素所推动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引发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更新着国人传统的家国认知,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华民族”概念及自觉中华民族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外在力量使得中华民族进一步凝聚并形成自我意识,但内在力量和凝聚因素并未随之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这既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的内在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长迟滞的根源所在[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的民族工作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7]58。“五个并存”事实上总结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化,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大局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和初衷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息息相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为了回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和构建问题。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并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与构建已经成为当下民族理论和民族实践工作的重心之一。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正确认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一体”与“多元”关系的表述为此指明了方向:“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我们应当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遗产中认识和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应当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现实框架中认识和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首先,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多元的体现。多元作为要素与动力,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中华文明绚烂多彩,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以独特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共同性是中华民族一体的依托。中华民族如同一艘大船航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经风雨磨难而益发坚固和平稳,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集中体现。以一体作为主线和方向,要求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不断提升,也只有共同性的不断提升,才能维护中华民族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再次,一体与多元各自的定位要求我们在尊重和保护差异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共同性的提炼与凸显。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针对的正是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段时期以来民族工作实践与民族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即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被夸大、被强调、被宣扬,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遮蔽。正确认识和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平衡关系,既不以差异性遮蔽共同性,也不以共同性否认差异性;二是凸显主线,深刻认识共同性对于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民族理论话语和民族工作实践两方面协同推进,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搞清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涵与边界所在。目前对这个问题最清晰的回答,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关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表述。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意涵十分清晰,对其性质作一根本性的规定,就是各民族共享。这里的各民族共享具有共同体中要素重叠的意味,指向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那么,何种程度的要素重叠才可以称为“各民族共享”呢?第一种情况是相当明确且不存在争论的,即共同体全体成员在特定构成要素上呈现重叠,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就是所有民族共同享有;第二种情况是共同体部分成员在特定构成要素上的重叠,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就是部分民族共同享有。关于部分民族共享是否属于各民族共享,人们应当存在不同的看法。考虑到部分民族共享要素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上的独特意义,而且其在数量上远高于所有民族共享要素,有必要将其认定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所有民族共享要素通常也是从部分民族共享要素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而形成的,部分民族共享要素是所有民族共享要素的强力支撑;另一方面,部分民族共享要素同样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使得这些民族不仅以个体形式关联于中华民族,还以群体或子集形式内嵌于中华民族。文化除了具有民族性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一些历史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区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跨越民族界限,很多文化要素由若干民族共同享有,体现出部分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极为关注的走廊研究、流域研究、通道研究等具有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事实上,陈连开、谷苞等先生通过历史考证指出,中国历史上南北两个统一体的会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形成[4]11[8]。区域性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这与部分民族共享的文化要素发展成为所有民族共享的文化要素是同一个道理。此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两者均以中华文化作为形成土壤,以各民族共享作为基本特征。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可以将两者联结起来,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二、纽带联结与中华民族互嵌性的构建

  

   所谓“纽带联结”,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以各种社会纽带交织、关联在一起,从而在整体上呈现相互嵌入的有机状态。如果说要素重叠描述的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共同性问题,那么纽带关联描述的就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嵌性问题。对于共同体而言,共同性的基础作用固然不可否认,然而共同体毕竟不是单纯的同质体,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在内部要素所具备的共同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体往往是一种同质与异质兼备的整体,凝聚成共同体的除了上文强调的要素重叠之外,还有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嵌。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性上来说,纽带关联对共同体的塑造和维持作用还要更甚于要素重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同体的共同性往往是在要素关联、互嵌的过程中逐步融汇而成的。

数千年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民族的互嵌性日益深化的过程,而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结构支撑。“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9]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写道:“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4]3-4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里已经出现了多种原始文化之间的接触、竞争与借鉴现象。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的时代,尽管历史记载里征战与劫掠时有发生,但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与贸易则更为频繁和重要。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并不能完全依靠牧业生存,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饮料等主要来自农业地区,一方面来自官方渠道的馈赠与互市,另一方面就来自农业地区与牧业地区的民间贸易[4]13。除了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关联之外,民族血统上的混杂融合在历史上也极为常见,汉族之中融入了大量中原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也吸纳了数量众多的汉族人口,少数民族之间在族源上的融合、分化、流动更不鲜见。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各民族关联、互嵌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总结:“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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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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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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