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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常顺 张磊:清代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中的回民教领

更新时间:2021-05-11 11:44:11
作者: 杜常顺   张磊  
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34清初,里甲与保甲并行,至康熙时“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时“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后,以人丁为编审对象的里甲制便逐渐废驰,里甲组织原来督催钱粮赋役的职能也转由保甲来执行。另外,清王朝又于基层乡民社会普设乡约,职司民众教化,同时又兼稽查奸宄盗贼等责,与保甲职能形成较为复杂的交错重合关系。35无论是里甲还是保甲,作为县以下体现国家治理意志的基层行政编组,它们一方面具有所谓“反地域性”,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完全摆脱地域性关系,正如张研先生所说:“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应该是法定社区与传统自然社区的结合”。36里甲、保甲等法定社区仍然需要整合利用传统自然社区既有的权力资源。特别是诸如里甲长、保甲长的选用,包括乡约制实行后乡约的任用都需要观照传统自然社区的权力体系,唯其如此,国家行政意志才能在基层乡民社会得到有效的体现。明清以来,回民已经完全纳入了王朝国家编户齐民的社会体系,里甲、保甲及乡约制度同样也行之于回民社会。法定社区的编组同样需要观照回民传统自然社区的权力体系,清朝政府显然清楚回民社会传统的自然社区也就是教坊中,有类“官司”“族正”的掌教等伊斯兰教教领乃是回民社会权力体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并试图利用这一资源服务于对回民社会的治理。雍正九年,甘肃巡抚许容向清廷上奏:“回民居住之处,嗣后请令地方官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如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并无匪盗等事者,令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37许容此议得到清廷采纳。这是清王朝正式允准在回民基层社会编组保甲,设立牌头、甲长、保正之外,又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副掌教,负责“稽查”“匪盗”诸事。这是保甲组织与教领最初的结纳。显然,作为教领的清真寺掌教被赋予了与保甲长共同负责社区治安的职能,其目的就在于更充分发挥回民社会这一特有的乡土权力资源在社会治安与稳定中的作用。实际上,早在清朝初年,清朝一些官员就已经注意到在信仰伊斯兰的回民社会中,教领阶层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议由清真寺掌教来担负“约束”回民的行政职责。例如,顺治年间清朝政府镇压了河西地区丁国栋和米剌印反清斗争之后,兵科左给事中郝璧就如何善后,特别是如何管理当地回民向清廷建言。他说:“职愚谓此种从来叵测,与百姓同城居住,习俗不一,终为疑二,职思积威伏魄之下,措置正易。乞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闲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其掌教一人主人,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釁无由起,久自敉宁,实民与回两便之道也。”38郝璧言语中对回民充满了歧视,但他是兰州人,所谓“职里在西,习知回俗”,的确知晓清真寺教领在回民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揭帖中才有回民事务“令其掌教一人主之”的建议。而在一些地方,官府也授权由清真寺掌教对教坊民众进行“约束”。康熙时因为西宁地区回民人数多,当地官府就责成礼拜寺掌教予以“约束”。39由此可见,雍正时期清廷允准许容让清真寺掌教参与回民社会治安事务的建言,应该是长期以来对回民社会权力体系认知和把握的一个结果。正如乾隆十二年,清高宗在给新任固原提督瑚宝的上谕中所言:“夫掌教乃回教中私自推择充当,非强有力而为众所畏,则必狡黠而足以笼络众心,方肯受其约束,此于人心习尚俱有关系,但相沿已久,而若辈人众心齐,蔓延各省,未易绳以官法,骤为改革。”40尽管清高宗并不是从正面对清真寺掌教加以评论,但也不得不承认掌教作为回民社会内生性(即所谓“回教中私自推择充当”)权力资源,既有其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也具有很高的宗教权威,所以很难“绳以官法,骤为改革”。所以只能因势利导,让其参与回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

   随着许容建议的采纳和实施,清真寺掌教的职权界限从单纯的宗教事务扩大到以保甲编组为形式的基层行政领域。尽管他们在“稽查约束”方面还只是保甲长的配角。

   不过,让清真寺掌教参与治安管理,似乎也是清政府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因为对于“异于常俗”的回民社会及其教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充分的认同和信任。早在许容之前,川陕总督岳钟琪关于在回民中开办义学的奏折中,就曾涉及到保甲设置的问题。他说:

   窃查编户之中,有回民一种,其寺皆名礼拜,其人自号教门,饮食冠裳异于常俗,所到之处,不约而同,其习尚强梁,好为斗狠,往往一呼百应,声息相关,直省皆然,秦中犹盛。……臣惟密谕近省地方官于行查牌甲时,将各回户之牌头甲长副以百姓,使回民不得徇隐同类,以便于其邪恶为非者逐渐清理,照平民犯法之处一例惩创,庶无区别回民意象,俾不致自疑。但民习恬和,率多怕事,纵令各州县牌头甲长皆能选任良民,而回众恃强,未必驯听约束。今试行数处,不过暂时敛抑之法,非转移积习之方也。41

   岳钟琪的这份奏折反映了清朝官府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在整体上都缺乏信任感,即使是编组了保甲,对于同样出自于回民社会的“牌头甲长”,也深怕他们会“徇隐同类”,所以采取“将各回户之牌头甲长副以百姓”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这样的措施,就连岳钟琪本人也觉得难有实效,认为也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所以当许容提出让清真寺掌教来参与治安管理的时候,清廷选择采纳的态度。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布新的保甲法十五条,其中首条规定了保甲长的职责:“直省所属每户岁给门牌,牌长、甲长三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盐、跴麯、贩卖硝璜,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给。”所列第十四条中则明确规定:“其各省回民,责令礼拜寺掌教稽查约束,有外出为匪者,将掌教一并治罪。”42根据此条,本由保甲长担负的治安稽查职责,在回民教坊中则交由清真寺掌教来承担了。这要比许容奏请实行由掌教配合保甲长执行治安稽查又要进了一步,也就是说,给予了掌教在社会管理方面更大的权力。对应掌教权力的扩大,其责任也被加重,教坊内一旦发生所属成员“有外出为匪者,将掌教一并治罪”。另外,从“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给”的规定来看,保甲长又担负着管理户口的职责,则掌教也当如此。路伟东认为:“掌教被赋予回民人户督查之责,也使得掌教行政权力的中心开始从保甲转入教坊(礼拜寺),在教坊内拥有户口督查之责的掌教们,不再是地方保甲长们的附庸和帮衬。”43

   然而,清廷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掌教参与乡村管理所存疑虑之心始终不能消除。在上引清高宗给瑚宝的谕令中,他针对前一年固原兵变及“标兵中回人太多”的情形,强调要审慎处理当地回族兵民事宜,其中特别提出:“瑚宝驻扎固城,应就近时时提防,量度情形,慑服销弥,以期永杜釁端,乃边镇地方切要之务,不可如庆复等人至彼时,面呼掌教之人谕令约束,是转假掌教以事权,张其声势,非计之得也。”44在乾隆看来,让清真寺掌教“谕令约束”回族民众,等于授予掌教管理回民的事权,从而张大了他们的基层社会的声势。对清廷而言,这并非是适意的作法。因为一旦掌教权力过大,也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难以在回民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甚至会失去对回民乡村社会的控制。当然,这样的政治思路,不单在针对回民社会时如此,在针对汉人社会时同样如此。有鉴于许多地区汉人宗族势力发达的情形,清朝统治者试图利用宗族力量维持乡村社会秩序。雍正四年清廷颁布的关于保甲职责的条例中,还明确了“族正”举报匪类,协助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乾隆五年,修改定型的《大清律例》也保留的此条。然而,“各地族长在维持地方治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自身权力,必然会形成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冲突。”45因此乾隆朝又开始对乡村宗族势力尤其族正权力进行限制。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福建巡抚徐嗣上奏,请求进一步明确族正的权责:“凡族中举充族正如有为匪不法作奸犯科,族正不行阻止举首者,分别治罪;如果教约有方,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戴”。46但是对于徐嗣此议,清高宗予以否决。他在上谕中指出:

   今若匪徒犯案俱责成族正缚送,此等所举族正大半多系矜绅土豪,未必尽属奉公守法之人,况既族居一处,则滋事者必有伊子弟亲党在内,族正转得为之包庇,甚而挟嫌妄举,或将衰病者举出充数,滋弊实多。况地方官拘拿人犯反假手于族正,又给以顶戴,岂不开把持官府之渐?行之日久,将来遇有缉凶拿匪之事,必须向族正索取,竟与世袭土司何异?其法与闽省断非所宜。且此等族正俱系平民,该省自督抚以下文武员弁正复不少,遇有民间作奸犯科之事,自应责成该管地方官认真查办,即或於缉拿凶匪等事令该处族正举,亦止可由该处地方官临时酌办,断无明降谕旨责令专办并恩给顶戴之理。若概令族正等自行举首,缚送到官,则设地方官何用?是明假以事权,必至倚仗声势武断乡曲,甚而挟嫌诬首及顶凶抵命,皆所不免。充其流弊,必至聚众滋事,更复何事不可为?

   清高宗此谕说明他对于乡村社会的宗族共同体及其由宗族推举出来的族正之类领袖人物并没有充分的信任感,因此根本就不愿意放手让族正来行使“缉拿凶匪”这一类本属官府的职责,更不愿意因此就给族正“恩给顶戴”,使其藉以张大声势,武断乡曲,进而发展到“聚众滋事”的严重程度。一句话,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担心官权被族正所侵夺,以致官府被宗族所把持,更惶论国家对此类民间或乡村共同体的控制了。

   可见,在王朝统治者的眼里,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结成的回民教坊和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汉人宗族,作为民间自生的共同体,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清高宗将福建汉人宗族的族正和甘肃回民教坊的掌教相提并论。在上引上谕中,高宗就指出:“甘省回民其教首阿浑即与闽省族正相仿,从前苏四十三、田五等即系阿浑聚众滋事,各省回民甚多,若俱委之阿浑稽查管束,又安用地方官为耶?”

   在如此政治认知前提下,乾隆四十六年及四十九年甘肃地区相继发生新教既哲赫林耶教派的反清事变后,清朝政府通过办理善后对回民清真寺掌教的身份和角色进行了调整。

   三、清廷对回民教领名目的更易及对其权力的限制与削弱

   乾隆年间两次新教反清事变的规模都不大,但极具震撼力,引起清廷对伊斯兰教的高度关注。这两次事变都是因甘肃河湟地区伊斯兰教新老教派教领即掌教、阿訇间教争所引发的,同时,组织领导者又都是苏四十三、田五等新教阿訇,按照上引清高宗的说法,“系阿浑聚众滋事”的性质,因此,清廷在善后事宜的处置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针对掌教等清真寺教领的。由于清廷关于苏四十三事变的善后主要针对的新教所在的甘肃地区,特别是循化厅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河州地区。因此,我们首先来看循化河州一带清廷裁革、更易掌教等名目的情况。关于此,乾隆《循化志》记载:

   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掌教”、“阿洪”、“阿衡”、“师父”名目,择老成人充乡约,稽查约束。循化掌教改为总练,阿洪改为乡约。47

   “总掌教”的名目,只见于循化厅撒拉族当中:

   撒拉番回约有六千多户,分为十二工,每工俱有掌教,韩哈济系世传总掌教。

“撒拉番回”即今之撒拉族。所谓“世传总掌教”也就是世袭总掌教,撒拉族称之为“尕最”48。乾隆十三年后,河州花寺门宦即老教首领马来迟、马国宝父子赴循化厅撒拉族地区传教,“韩哈济者,撒喇十二工世传之总掌教也,师而事之,于是十二工皆前开之教也。”47“前开之教”即花寺门宦也是就老教,因为主张先开斋后礼拜而得名,由此与新教即哲赫忍耶派“先礼拜后开斋”相区别,双方也因此而纷争不已。韩哈济作为皈依老教的撒拉族总掌教,在循化地区新老两教的斗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苏四十三事变平后,清廷将撒拉族掌教统一改称为“总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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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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